《邓云乡集》痴想

    2015年6月，很偶然地从中华书局的微信公众号看到一条消息：《邓云乡集》整理后重新出版，颇有些惊喜。很早就喜欢读邓先生的文章，但“水流云在之室”著作的单行本却搜罗得不多，先后到手的只有十余种，颇以不全为憾。2004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邓云乡集》，当即网购一套，置于架上。翻检之下，多有不满意之处：多错字、无插图、编次乱……这次中华书局再版《邓云乡集》，据介绍：精审精校，增补重编，图文并茂、大气精装——这该是一个理想的版本了吧！

    颇为期待地在网上书店下单、支付，分两批买到共十八册的中华版《邓云乡集》。书到手后，大致翻检一过，感觉书局的广告倒也绝非虚话：增补篇目，扫除讹误，彩图插页，布面精装也确够大气。但是，这一新版本与我理想中的《邓云乡集》还是有很大的距离。

    云乡先生曾有一篇《〈二十四史〉痴想》，谈自己对编辑出版二十四史的一些设想。余不才，仿先生旧题，作此一篇《〈邓云乡集〉痴想》，谈谈我理想中的《邓云乡集》。

    篇目

    《邓云乡集》中多数书名、篇目沿用作者已出著作单行本，如《鲁迅与北京风土》《文化古城旧事》、红楼识小录》《红楼风俗谭》等，也有几本是新编的，即杂记五书（《云乡丛稿》《云乡漫录》《云乡琐记》《云乡话书》《云乡话食》）和《诗词自话》。

    文集如此编排，2004年版责任编辑孟保青先生有这样的解释：

    我们征求了邓先生的意见，采取了一种折衷、兼顾的形式。因为邓先生的文稿大多发表过，在已出版的二十余种著作中，有一些是他较重要的著作，已经是定了型的，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可。所以，这类著作基本上维持了原貌。还有一些是当时按照那些出版社的要求编的，这一类中篇目多有重复，须重新编排。于是就出现了原来曾出版过的书在本文集中已不复存在（或名实不符）的情况，实际上这一部分内容已以新的（或曾有的）书名重新编排了。（《一位老教授一套新文集——〈邓云乡集〉编辑琐语》，见2004年12月18日《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周刊“想起邓云乡”专题，转引自网络）

    如此的编排设想，自然是合理的。但2004年版文集的具体编排，却出了不少问题：篇目重收、失收、编次失序。

    中华版的《出版说明》称：“对某些书稿做了适当增补，尽量减少遗珠之恨；有的则重新编排，以更方便读者阅读。”但实际上，增补的“遗珠”只有不多的几颗（《云乡话书》《燕京乡土记》增补了几篇序、跋，《诗词自话》增收诗词十数首）；所谓“重新编排”，只《云乡丛稿》《云乡话食》《诗词自话》调整了篇目次序，其余与2004年版相比一仍其旧，重收的未删，失收的未补，失序的未调。

    篇目重收者，如《云乡丛稿·陆心源皕宋楼》与《云乡琐记·潜园怀古》、《云乡琐记·知堂老人座上》与《云乡漫录·知堂座上说“风俗”》、《云乡丛稿·红楼茶事》与《云乡话书·红楼茶事两则》，均为同一篇；《红楼识小录》中《抄家》《抄家清单》《清代各种查抄》三篇，又收入《云乡漫录》；而《云乡话食》中《茄鲞试诠》一文，原来就是《红楼风俗谭》中的《茄鲞》……甚至同一册中就有重收的：《云乡话书》中《“书缘清话”八则》第一则《“世缘”和“书缘”》，又在几十页后重出。

    还有“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四”的：收入《云乡漫录》的《中国民居清话》，又在《云乡琐记》中被分割为《寓楼遐想》与《南北四合房》；《云乡丛稿》中《苏州“贵潘”四题》，在《宣南秉烛谭》《云乡话书》中以《潘家曲子》《〈潘氏科名草〉》《潘氏藏书》《潘氏春闱诗纪》“四题”重出。

    云乡先生文章多先发于报刊，再收集成书，又有收于选本者，其间或有补充、改写——这该是文集篇目重收的“根源”吧，但问题却实在还是出在文集的编辑环节上。

    篇目失收者，如《清代物价三百年述略》一文，是云乡先生的名作，刊于《价格理论与实践》1982年第4、5期，后曾收入北岳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水流云在杂稿》、中华书局2001年版《水流云在丛稿》，但《邓云乡集》中却不见其踪影。

    这样已结集却失收于《邓云乡集》的文字还颇有一些，以见于《水流云在杂稿》与《水流云在丛稿》者居多，如《李清照词简说》《〈水浒〉人物造型》《〈桃花扇〉的历史和艺术》《静安先生〈颐和园词〉本事》《〈红楼梦〉诗学传薪说》《〈红楼梦〉与民俗学》《曹雪芹园冶构思探秘》《“八股文”三问》《日记文学谈丛》，不少都是万字以上的长文，当年在学界、读者中曾产生过一定影响，却为文集所失收，实为憾事。

    已结集之文字，尚罹失收之运，那只见于报刊而未结集者甚至未发表的作品呢？所见如《〈宁国府除夕祭宗祠〉诸礼非满洲礼仪辨——与赵冈先生商榷》（刊于《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一辑）、《我与“红楼”——写在〈红楼风俗谭〉出版后》（刊于中华书局《书品》1988年第二期），不见于先生著作之单行本，自然也失收于《邓云乡集》。

    编次失序者，如《云乡琐记》中有一篇《沙湾郭老故居》，开篇写道：

    “江山代有才人出”——介绍了郭老洞房、元配夫人，如不再介绍一下郭老故乡、故居，那真是说不过去……

    显然，云乡先生应有一文介绍郭老（沫若）的洞房、元配夫人，在哪里呢？文集中倒是没有失收，就是那篇《“元配夫人”的韧性》，但却收在《云乡漫录》里。这样首尾相顾的两篇文章，为什么不编在一起呢？

    如此“劳燕分飞”的，还有《云乡丛稿·百年商务旧话》与《云乡漫录·百年“商务”三题》、《云乡丛稿·民国笔记二题》与《云乡话书·笔记而且大观》、《云乡漫录·“倒打抓髻”》与《宣南秉烛谭·红灯照》……

    又如，《邓云乡集》中写曲园、曲园老人（俞樾）、俞老（平伯）文字有多篇：《今日曲园》《明日曲园》《曲园老人到上海》《俞曲园日记》《俞平伯师与故乡》《再读俞师日记》《〈冬夜〉与〈古槐〉》等，分别收于《云乡琐记》《云乡丛稿》《云乡话书》。为什么不编在一起，以便读者？

    再如，作者谈红文字，除已结集为“红学四书”（《红楼识小录》《红楼风俗谭》《红楼梦忆》《红楼梦导读》）的，尚有散收于《云乡丛稿》《云乡漫录》《云乡话书》《宣南风俗谭》的《红楼茶事》《“红令”与“金令”》《〈红楼梦〉与中国传统文化》《湖畔谈“红”》《曹雪芹故事》……以及文集失收的《〈红楼梦〉诗学传薪说》《〈红楼梦〉与民俗学》……将这些零篇与“红学四书”编在一起，岂不更好？同样，说“八股”的，谈民居、四合院的，说“草木虫鱼”的，也不止见于《清代八股文》《北京四合院》《草木虫鱼》……

    又，《云乡说书》所收固多书话（但也有少数不是），但《云乡丛稿》《云乡漫录》《云乡琐记》中的一些篇目，如《百年商务旧话》《钱玄同手札》《书的友谊》，何尝又不是书话呢？又，《宣南秉烛谭》卷末《平凡的苦与甜》与《寻根有感》两篇，分别回忆青年时代与记故里、先人，与“宣南”并无多大关联，收入《云乡琐记》反倒更合适些。——“杂记五书”实应剔除重复，辑录集外文，重新编次。

    校对

    云乡先生在《思念谭公其骧》一文中曾写道：

    一次我送了一本《红楼识小录》给他，同时告诉说：“对不起，这本书的错字太多了，请原谅……”他老先生却回答得十分妙：“没关系！你的这种书，爱看的人，自会看得出里面的错字；如果连错字也看不出，那也看不懂你的书了……”

    云乡先生表示：“谭公说话特别风趣，他的高论我固然未敢苟同，仍觉得自己书中的错字多，总是不好意思，总是应该校阅订正的错误越少越好。”（见《云乡丛稿·民国笔记二题》）

    说来也怪，云乡先生的几部名作，如《红楼识小录》《清代八股文》《文化古城旧事》，还都以错字多而“著称”。出版社与邓先生自己都曾收到许多热心读者寄来的勘误表。邓先生还曾为讹误颇多的《文化古城旧事》作过一篇《校后检讨》，收在经过校正的第二版卷末。

    以这样讹误颇多的单行本为“基础”，加之编校粗疏，2004年版《邓云乡集》错字颇多，招致许多读者的批评。其实也不只是错字，校勘学上所讲的“讹、脱、衍、倒”以及标点符号的误用、段落划分的不当，都是有的，可谓“硬伤累累”，责任编辑孟保青为此曾在网络上向读者发出致歉信。

    中华版《邓云乡集》号称“精审精校”——“凡底本与参校本文字有异者，辨证是非，校订讹误。凡引文有疑问之处，全部复核原文”。这倒也并非虚话，随手翻看，2004年版的大量讹误确实得到改正。特别是阎海文先生作责任编辑的三册（《鲁迅与北京风土》《北京四合院》《草木虫鱼》），于作者引文讹误等，并不径改，而出校记说明，颇见学识功力与严谨态度。《鲁迅与北京风土》所引《鲁迅日记》，阎先生一定是逐条核对过的。

    但是，大概是2004年版的错字太多，“校不胜校”，许多讹误在中华版面目依旧，所谓“精审精校”有点打折扣了。

    如《云乡话书·〈二十四史〉痴想》：

    这样……读者在心理上也不会因看到大量的“老”啊、“表”啊……望而生畏了，或者可以缩短一些古老的二十四史与现代一般读者的距离。

    二十四史哪有什么“老”啊？该是“志”吧。如此明显的错字，居然仍未能校出。

    像这样“低级别”的“硬伤”还有不少，如“扇（扉）页”（《云乡漫录·钱玄同手札》）、“白插（描）花卉”（《云乡漫录·思旧谈雅》）、“偏（扁）宋体”（《云乡话书·书忆》）、“诗忏（谶）”（实为一篇的《云乡琐记·悼亡诗自话》与《诗词自话·悼亡诗话》），书中多次出现的许寿裳先生的字“季巿”无一例外地都被印成了“季市”，甚至还有让人“触目惊心”的“敦沫若”（《云乡漫录·“元配夫人”的韧性》）。

    中华版在“继承”2004年版讹误之外，有没有产生新的讹误呢？这倒也是有的，但应该不是很多。如《诗词自话》收《读书杂吟》三首，有“不解家庄何梦蝶，如来一步一莲花”句，“家庄”何义？实不可解。查2004年版，原来是“蒙庄”。又，《鲁迅与北京风土》有几处引《鲁迅日记》，日期用的是农历，而鲁迅先生原本用的是公历，两个日期“不照”，中华版编辑以为是云乡先生笔误，出了校记——纠不误为误了。这不免使人想起古人的名句：校书如扫落叶，随扫随生。雕板印书以及后来的铅字印刷时代，书每经一番刊刻、制版，虽能改正旧讹，难免又出新错。但现在情况大不相同了，排版印刷都数字化了，有了电子稿，详加校勘，讹误只能越来越少，以至绝迹，而不应该再滋生新的问题。

    孟保青先生说：“我深知以我一人之力要校对好学识渊博的邓先生的书，实有不逮之处。”确实，不论是河北教育出版社，还是中华书局，单凭几位编辑之力，要把《邓云乡集》这样的大工程做好，都绝非易事。当然，要出版社为一部《邓云乡集》而广聘专家，耗时费力，像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人民文学出版社校注《鲁迅全集》那样，也是不大现实的。“开门校书”——通过媒体，发动热心读者来“齐扫落叶”，或许倒不失为省时省力又提高编校质量的好办法。

    插图

    云乡先生在《〈二十四史〉痴想》文中，希望“多加一些插图，编印一套图文并茂的二十四史”，如地图、人像、出土文物图片，“以收左图右史、图文印证之效”。

    云乡先生自己的书，单行本多有插图，或卷首彩页，或随文图片，如《红楼识小录》《红楼风俗谭》卷首印师友题签、名家书画，《鲁迅与北京风土》《燕京乡土记》印有多幅北京老照片，《草木虫鱼》一书更是被内地、香港与台湾的几家出版社给做成了“插图本”，随文彩印了大量“草木虫鱼”的照片、绘画。

    2004年版《邓云乡集》全无插图，只在每册封皮的前勒口上印了一幅丁聪画的云乡先生小像。孟保青先生解释说：

    当初我曾想为文集每本书都插上图，也收集了一些资料，花费了不少时间。后来我发现，能给邓先生的书插上的图，大都是可有可无的。比如在《红楼梦忆》《红楼梦导读》中插些电视剧《红楼梦》的剧照（邓先生曾任电视剧《红楼梦》的民俗顾问）和《红楼梦》仕女画等，可这些和阅读无关。而想在《红楼识小录》《红楼风俗谭》中插图就太难了，因为二书中谈的都是具体的实物，没有准确的依据就很难画出来。一旦画错了，就会误导读者，这是很不负责任的。于是最后的设计就是任何插图，甚至题图、尾花等等装饰性的东西一点儿都不要，让版面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孟先生的话原也不错。一味地追求“图文并茂”，印大量不相干的插图，反而对阅读有害。但“一点儿都不要”，却也不是最佳选项——有些插图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和阅读有关，甚至是不可或缺的。试举两例：

    《云乡琐记·“老照片”考》，考的是五月二日（也不知是哪一年的五月二日）《新语林》上刊登的一张老照片的拍摄时间，照片原标题“西餐厅中的洋商与买办的欢宴”，小字注云：“照片拍摄时间：约为一九二○年。”云乡先生对照片中人物“品头论足”，由脑后辫子说到脚下夫子履再到身上的长袍马褂，断定：“这张照片的拍摄年代，最晚也在上世纪末，绝不会是本世纪所拍的。”云乡先生对照片中人物的衣着打扮描述得很清晰，但直接把那张照片印到书中岂不更清晰？

    《云乡漫录·“倒打抓髻”》与《宣南秉烛谭·红灯照》两文，都提到邓之诚先生旧藏、曾刊于《团结报》的一张老照片：“红灯照”少女，梳“倒打抓髻”，紧身袄，外罩坎肩，扎腿带，缠足，一手叉腰，一手拄剑，金鸡独立式站立……如随文印出这张照片，读者不但能一睹“红灯照”之飒爽英姿，更能直观了解“倒打抓髻”这一奇怪的发型。

    中华版《邓云乡集》号称“图文并茂”，每册卷首图版四页，各册都有的作者小传和丁聪绘作者像占去一页（其实印一遍就够了），其余三页彩色图版，一般是一页一图，有云乡先生生活照、与师友合影，作者文稿、诗词手迹，师友题签、信函等。这比起2004年版来当然进步不少，可算得上“图文并茂”了。但我觉得仍不满意——新版本依然缺少随文插图；且卷首图版有的编排位置欠考虑，与正文阅读无关，如《云乡琐记·老人诗缘》中钞录的叶圣陶先生来信，那图版却被印在毫不相干的《草木虫鱼》卷首。

    中华版《北京四合院》，除卷首彩色图版外，随文又插入黑白图数幅，有四合院结构图，垂花门、墙花照片等，为全集所仅见。我觉得这才叫“图文并茂”，这才是我理想中的《邓云乡集》。当然，图片再多印几幅就更好了。

    我想，文集卷首图版可再增补一些，如旧居书房、著作书影等。重要的是多增补一些随文插图。如日本学人臼木武夫为《鲁迅与北京风土》日译本所作插图，云乡先生在多篇文章中表示了赞赏：“逼真传神”，“极有意境”，“为这本书增添了不少光彩”。这些插图如印入文集，也定能增色不少。又如邓之诚先生旧藏北京老照片，极具文献价值，云乡先生撰有《五石居士藏影》一文介绍，并曾先后选取几十幅作为《鲁迅与北京风土》《燕京乡土记》的插图。文集对这些极具价值的插图为什么不保留、不增补，却要删得干干净净呢？

    注释与附录

    《邓云乡集·诗词自话》收有作于一九五七年的两首《清平乐·欢迎伏老来沪》：

    正春光好，银翼来清昊。柳映红旗花发早，万众争迎伏老！

    人民八亿齐心，和平事业同任。波弄浦江青碧，怎知兄弟情深！

    国宾飞到，沪渎传佳报。花满通衢春意闹，到处高呼“您好”！

    友谊万岁千秋，迎风破浪同舟。团结坚如磐石，泱泱江水长流！

    词句不难懂，也没有什么用典。只是“伏老”是谁？云乡先生没有写出，文集编者也未加注，只能从词句猜想应该是“兄弟国家”的领导人。余生也晚，没能赶上1957年夹道欢迎伏老的盛大场面；好在学过半年国际共运史，现在又有“无所不知”的互联网，连猜带搜，终于弄清了“伏老”原来是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57年4、5月间应邀访华，受到高规格接待，中方在多地（包括上海）安排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举此一例，是想说：我理想中的《邓云乡集》，至少《诗词自话》这一册，还是要有些注释的。

    当然，像这样欢迎“伏老”的时政类篇什，在《诗词自话》以至整部《邓云乡集》中都是极少见的，以之来谈注释问题似乎缺少代表性。但《诗词自话》中颇多唱和投赠之作，标题、序跋于师友多用尊称，或字或号，即间或称名亦多不书姓氏，如“梓翁”“绣老”“重丈”“蘧常夫子”“慕庐学长”“柏森兄”“振国先生”“萍萍女士”“双枣书屋主人”，如我辈之一般读者，不熟悉云乡先生的交游情况，实不知这些位都是何人，且又多无处查考。读诗须“知人论世”，既不知人，那些篇章又怎能读懂？又如诗词之本事，云乡先生于序跋、自注虽多有说明，但未言及之“豫园雅集”“天坛蝴蝶会”“八三年南京红会”“《联合早报》介绍予‘红楼研究化硬为软’”等等，则非有文集编辑另加注释不可了。

    至于《诗词自话》之外的其他篇目，所涉及之人名、地名、书名、报刊、引文、佚事、掌故、制度、事件等等，该不该像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那样详加注释呢？我觉得那倒没有必要。一来云乡先生的文章本来就多专谈文史掌故，再加注释，未免“叠床架屋”甚至“画蛇添足”；二来云乡先生的读者大多都该具备基本的文史知识，如“屈原”“《史记》”也要加注，那也就难以看懂云乡先生的书了；三则现在各种工具书出得很多，网络搜索也很便利，如有看不懂的语词，查考起来也并非难事。

    当然，如遇冷僻的名物，或涉及云乡先生的居止、交游、行旅、学术活动、著述出版，加以适当的注释也是应该的。比如前面提到的那篇《“老照片”考》，我觉得就需要加条注释，说清楚刊登那张老照片的《新语林》是报是刊？哪里出版？五月二日是哪一年的？

    撇开正文之注释不说，文集更要紧的是作“题注”或者叫“题解”：作品的写作日期，发表的报刊名称、期数，单行本的出版单位、时间。

    收入《邓云乡集》的文章大多不署写作日期，又不标注发表、出版年月，云乡先生笔下大量的“今年”“去年”“四十年前”“×月×日”，一般读者实不知“今夕是何年”，不免影响了阅读。又如《云乡琐记》所收《吾家祖屋》长文，前言中几次提及“茗边老话”：“这次写‘茗边老话’”，“我这‘茗边老话’”云云，文集若注明《吾家祖屋》乃应辽宁教育出版社“茗边老话”丛书编者所邀而写，1998年出单行本，读者也不至于茫然不知所云了。

    至于“附录”，我觉得，一份比较详尽的“邓云乡先生生平著述年表”是不可缺少的。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年表纪年除用公历外，还应标注干支——云乡先生诗文所署大量的“丙辰”“戊午”“辛酉”，看得我头晕，总需要扳指头算算是一九××年。

    另外，云乡先生曾在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作《天南海北话民俗》节目（讲说稿《民俗秋窗答问》收入《云乡漫录》），又曾录制“东方之子”“实话实说”等电视节目，这些影像真应该制成光碟，作为文集的附录出版，让我们有机会感受云乡先生的音容笑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