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就是自己写给世界的一封信。我经常读的,却是里下河有关的真实的三封信。
第一封信是汪曾祺写给老同学老朋友朱德熙的。汪曾祺失恋,是朱德熙安慰他,卖了自己的一本物理书,换了钱,让汪曾祺喝酒浇愁。1977年,汪曾祺给朱德熙写了一封信:“近三个月来,我每天做一顿饭,手艺遂见长进。”“我最近发明了一种吃食”,菜的做法是,油条两三根,劈开,切成一寸多长一段,于窟窿内塞入拌了剁碎榨菜及葱丝肉末,入油锅炸焦,极有味。汪曾祺说:“嚼之声动十里人”。这个“声动十里人”背后,既有趣味美学,又有平原上接近黄昏时分的苍凉,我们现在的文字是否还有这样的苍凉?
第二封信是郑板桥先生的,200多年前,他在山东范县,给家乡的弟弟写了封信:《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他说,今后天寒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配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平日闲暇时候,咽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颈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在这“暖老温贫”的背后,有文人的情怀,更是历经苦难之后的卑微祈愿,这祈愿是接地气的,至今还在。
第三封信的历史快有500年了。是嘉靖七子的兴化人宗臣写给兴化人刘介的,《报刘一丈书》,他讲了现实中的一些问题,那个门者的形象真是呼之欲出。在这封信的最后,他有两句到现在也有意义,他说:“乡园多故”,还说“客子之愁”。宗臣真是了不起,“乡园”一天天空虚,而“客子”无法回去,即使“回去”也无法消除发自内心的“愁”。
三封信,三个精神层面。于我而言,我更觉得第三封信是写给我的。第三封信中的“多故”与“愁”,应该是我今后的写作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