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过三个异人,一个是梁小斌,90年代中期遇到杨键,在北京这么多年遇到的就是袁凌。2009年我和袁凌成为同事,但因为他三进三出,我们俩实际同事不到三年。我在北京认识很多诗人,袁凌是这些诗人中非常纯粹的一位,而且工作非常严谨。他早年在《新京报》工作,名气很大,但是通常工作一年以后,他就回到老家写作,写完一部作品再出来。
我在《凤凰周刊》主要负责写时评,袁凌负责调查新闻,他是非常优秀的调查记者。我们现在往往被职业身份所约束,觉得一个记者怎么会写关于唐诗的文字,其实袁凌大学和硕士读的都是中国古典文学。新闻行业有许多人在坚持职业以外的写作,写小说、写诗。因为职业的关系,他们往往没有进入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领域。袁凌是新闻记者,他不得不关注底层事件,他最著名的一篇报道《走出马三家》,很多媒体都转载了。从个人感觉来讲,我们其实跟世界基本隔绝,接触的基本上都是同类人,但袁凌不是,他做大量的访问,长期在外面出差,接触很多人。袁凌一方面是记者,要报道现场,同时又写诗,写他报道时的另外一种感受。
袁凌新书《在唐诗中穿行》(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的书稿三四年前给我看过。我当时看了以后就觉得惊讶。他平常的新闻调查文字凝练,而且带有一些诗意,跟大众沟通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我看这部书稿时,感觉文字有很深的古典文学功底,还引用了许多当地方言,你能感觉到他强烈的挣扎,从他的诗能看到他早年对唐诗的热爱。我早年也很喜欢唐诗,十几岁开始读现代诗,所以基本上没有受过古典文学很深的影响,写诗的时候,语言相对流畅一点。但袁凌的诗不是这样,疙疙瘩瘩的,中间有一些精彩的句子。他现在还常写诗,这两年看到他很多诗,已经成熟了很多。能感觉到他的语言里有一种非常独特古怪的气质,就像是从古诗写到现代诗,总觉得中间缺点什么。他一直在挣扎。
袁凌身上存在三种挣扎:第一是职业挣扎。在新闻记者这项本职工作外,他用大量时间来写作自己热爱的小说和诗歌,写调查新闻不过是他的谋生方式,但即便如此他也做得很优秀。第二是古典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的挣扎。他过去学古典文学,会背许多唐诗。他写诗的最初十几年碰到障碍,但最近已经打通,这本书还能看出来,很多句子稍微让人觉得有点不适应,这种不适应往往是想表达出别人没有表达出来的意思。这不是西方现代文学的表述方式,而是以中国的古典文学传达认知,袁凌能清晰地表达这种认知,而用白话文表述就会有很大难度。第三,在古典世界与现代世界之间挣扎。所以他不断离开北京,过着一种纯粹的书生生活。他就是一个生活在当代的唐朝诗人。
西川说,袁凌写作《在唐诗中穿行》“像一个记者一样进入唐朝”,很精彩。我最近看了袁凌的很多诗,他曾经出过一本非虚构作品《我的九十九次死亡》,给人印象很深刻。袁凌的作品很难归类,那本书写他遇见的所有死亡,骇人听闻的死亡,他采访中遇到的死亡。他写得其实有小说的感觉,但确实又是事实,有很多故事和观点。
袁凌像古人,除了语言方式,还有很重要的特点——在他那儿,不像当代文学家的文体意识这么重要。我们一开始写作的时候,往往非常清晰地知道写作的门类,而且可能要先读很多文学史,然后慢慢形成一个清晰的认识。当然一开始可能什么都写一点,但是很快自己感到写作比较成熟,就完全按照文学专业要求进行写作。袁凌是记者,写的是纪实类作品。中国传统意识里没有文学概念,除诗歌以外都是文学,写墓志铭也是文学,甚至诸葛亮的《出师表》,给皇帝上书也是文学。中国传统文学认知里,除了诗赋,其他的所有东西都归类到文学。我认为袁凌的新闻调查也是文学作品,虽然很多人不认同。再过一百年,我们重新梳理文学史,一定不是按照今天的标准。今天这个网络时代打乱了所有媒体界限,而未来一百年梳理今天的时候,一切都会有价值,我个人认为这就是文学。而这个特色在袁凌身上表现特别明显。无论古代诗人还是当代诗人,有一些特点是共通的:都在寻找不同事物之间的关联,用一些词来创造性表达新的体验。袁凌不断回到故乡去,诗人希望自己回到原初,回到没有任何理念的世界。
现代社会讲究模仿,情感表达方式都要学习别人,只有符合常识性规范标准,别人才觉得你正常。袁凌无论在新闻界,还是在诗歌界,还是在“非虚构”写作方面,都是一个异类。他是小说家还是作家?他主要精力在写小说,但他身上结合了各种各样的特征。他一直回到故乡,其实对诗人来讲,如果想保持纯粹的诗人状态,那么这种状态会使他不断回到故乡。有一句话说“我希望我的回忆确定得越晚越好”,我从来不确定,也希望非常晚才确定我的回忆,因为诗人总是延迟自己对很多事物的认知,对世界很多事物保持未知感、新鲜感,不像哲学家、思想家那样,用已经确定的语言理解世界。所以一些优秀的诗人,在这个时代往往生活非常狼狈,为什么?因为他为了保持思维的完整性,保持内心的真实性,必然会与社会很多常识发生冲突。袁凌身上这种心态一直保持很好,他不断回到故乡,不断回到自己生长之地,这一点不同于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