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史学”应有其边界

    姜鹏先生的《德政之要》，副题为“《资治通鉴》中的智慧”，与他此前以百家讲坛讲座内容整理而成的《汉武帝的三张面孔》（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以及《帝王教科书》（西苑出版社，2014年），都与《通鉴》有关。《汉武帝的三张面孔》通过对比《史记》《汉书》与《通鉴》三个文本，诠释各时代史家对汉武帝的相异视角、不同评价与背后原因；《帝王教科书》以治国理政为切入点，“从应用史学角度总结政治经验，提炼管理智慧”；这是第三本，进一步发掘《通鉴》中可为今天读者借鉴的智慧。既然出版者高调标举“应用史学”概念，作者再三尝试《通鉴》“古为今用”的新可能，由此也引发我的思考。

    一、应用史学的可能性

    必须指出，应用性始终不应是主流史学的始发动因与根本目的。这是基于，一旦预设了应用性，就从根本上动摇甚至阉割了研究过程中价值中立原则，史学必将走向歧途，堕入误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曾以革命的名义，有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口号，预设了目的性，让史学最终沦为政治的婢女，不仅为“文革”登场鸣锣开道，还借批儒评法为虎作伥，危害创深痛巨，令人记忆犹新。

    那么，在克里奥女神的苑囿里，是否绝无应用史学的立足之地呢？那倒也未必。就史学目的论而言，自不应有“应用史学”的地位；但就史学功能论而言，却不妨从长计议。史学功能可分为学术功能和社会功能的两个层面，其学术功能是社会功能的前提与基础，其社会功能是学术功能的延伸与补充。当史家通过价值中立的艰苦研究，尽可能客观地恢复历史的实相，给出合理的解释，其学术功能便大功告成，转化为原创性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史家通过创造性的再劳动，让这种相对独立的基础性成果走出学术象牙塔，使广大民众耳熟能详，完成学术功能向社会功能的转移，便是应用史学的职责任务。在史学的学术功能与社会功能这两者之间起转化、中介之功的，就是应用史学的用武之地。这样说来，应用史学的存在，不仅有其可能性，而且有其必要性。

    作为传统史学的高峰，《资治通鉴》既含丰富的史料价值，又具独特的史学价值。关于前者，后人都可以像胡三省说的那样，“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充分发掘这一史料库，从事应用史学的再创造。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与朱熹的《通鉴纲目》，再到清代诸帝的《御批通鉴纲目》或《御批通鉴辑览》，都可视为对《通鉴》的具体应用。

    关于后者，尽管有学者判定：“《资治通鉴》的最大特色在‘通’，而不在‘鉴’”（朱维铮《中国史学史讲义稿》239页），但司马光显然旨在“通”而后“鉴”，并最终落脚在“资治”上，是以应用为归宿的。而《通鉴》贯穿的历史观与价值观，其内涵复杂而丰富。大体可以一分为二，一部分因历史局限性而与现代价值抵牾扞格，应予批判扬弃；另一部分按照冯友兰的“抽象继承说”，其包孕的传统思想经当代观念与当下语境的适当阐释，仍足资现代人借鉴与继承。也就是说，《通鉴》在价值观上也为应用史学预留了足够的空间。

    近年以来，在应用史学领域，解读《通鉴》的著作时有所见。以笔者所知，有王学典的《〈资治通鉴〉：中国古代政治动作与权力游戏的历史巨著》（中国纺织出版社，2008年）与陈晓光的《为官的智慧：〈资治通鉴〉里的50种官场人生》（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而其中翘楚则非姜鹏莫属。

    二、应用史学视域下《通鉴》的当代解读

    《通鉴》是司马光看历史的成果，后人看《通鉴》无非借助其史料与史观看司马光眼中的历史，以期获取通感，有所启悟。但后人释读《通鉴》时，自有自身史观与时代要求在，不同的价值取向便有不同的释读结果。在应用史学层面，也必然有纷异的面相。这正应了那句名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中国旧史学历来重视资治、垂训、教化、借鉴等功能。宋神宗御赐《资治通鉴》书名，即旨在“戒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司马光进书时也祈望他“時赐省览，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能做个好皇帝，“懋稽古之盛徳，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足见《通鉴》确是既为当时帝王而作，也为后代帝王而备。

    正基于此，梁启超指出，《通鉴》“著书本意，专以供帝王之读。故凡帝王应有之史的知识无不备，非彼所需，则从摈阙。此诚绝好之帝王教科书。而亦士大夫之怀才竭忠以事其上者，所宜必读也”。在史学经典里，就总结中国政治智慧言，《通鉴》堪称是最全面也是最成功的，以至“成为后代帝王学习中国传统政治法则、提高治理能力的首选教科书”（《帝王教科书》19页）。如今，帝制早已终结，知识型官员也不再称以“士大夫”，之所以仍以“帝王教科书”名书，无非“通过《资治通鉴》归纳出很多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一般规律”，以便治国理政者从中汲取政治智慧与历史教训。

    在历史观与价值观的当代诠释上，《帝王教科书》特辟《意蕴深远的开篇》一章，聚焦《通鉴》前五卷的“司法必先守法”思想，强调其最能体现司马光“最基本的治国理念”。这是著者对《通鉴》政治观的诠释。司马光的治国基本理念是否如此，不妨仍有讨论余地，他的以法治国与现代法治也非一回事，但姜鹏再三致意，显然有他对当前法治现实的思考投射在其间。这种融入现代价值观的解读，在他与《通鉴》有关的书中随处可见。

    如果说，《帝王教科书》关注“治国平天下”大事，为官员群体或管理精英们归纳传统政治智慧，那么，《德政之要》则为普通大众指点其“阅读价值”。

    作为旧史代表作，《通鉴》也无例外地贯穿着道德史观。司马光将人分为德才尽全的圣人、德胜于才的君子、有才无德的小人与德才俱无的愚人；而用人之际，“茍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因为“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德政之要》借用司马光的君子标准，以《通鉴》为原料，精选典型人物或事件，按修身、齐家、治道三大主题重新编排。揣度其别出机杼的良苦用心：《修身篇》专论君子的个人修养，《齐家篇》专论君子的家庭教育，《治道篇》专论君子的社会应对。也就是说，《德政之要》对《通鉴》的解读，旨在让这部“沉淀着千余年古人智慧的史书”能培养出更多的现代君子。

    三、应用史学的原则与边界

    在史学走向大众的过程中，应用史学有其用武之地。但对史籍作现代解读时，也应注意应用史学的原则与边界。

    坚守先进正确的当代价值，无疑是应用史学的首要前提。仍以《通鉴》为例，作为史家的司马光，尽管其思想在当时有其进步性，借助现代诠释，很多仍能为今人所借鉴，但有些思想毕竟有时代局限性，与现代价值观无法兼容，而这种局限性往往与进步性处于共生状态，在作当代解读时必须有批判性的提示。此其一。作为历史教科书与政治教科书，《通鉴》的取向是明白无误的，即“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但具体叙事时，他势必既写值得后世借鉴的善政，也写起到警示作用的恶政，写前者旨在“善可为法”，写后者为了“恶可为戒”，相辅相成方为整体。但《通鉴》体量巨大，历史上明君德政屈指可数，乱君窳政却不绝于史，倘将后者串起来看，难免招致“相斫书”的诟病，何况后世也确有独裁者奉其为“阴谋教科书”。这种从《通鉴》热衷权谋术的下流读法，并非司马光之过，就像制毒者专从治病救人的某些药物中提取毒素制造毒品那样，是决不能归咎于药物制作者的。但应用史学对其作当代解读时，在价值观上则必须当头棒喝。此其二。

    有鉴于此，姜鹏拈出两个关键词，作为普通读者的阅读指南：“格调”与“格局”。所谓“格调”，即“它告诉你人类历史上积淀下来的真正的智慧，而不是一部汇集小聪明、小计谋的故事丛林”；而所谓“格局”，即读之“能给读者带来更广阔的视野”，以培养“渊博的学识、深刻的思想、丰富的社会阅历、卓越的洞察力，以及一丝不苟的精神和持之以恒的毅力”。在《帝王教科书》与《德政之要》中，都有类似价值观上的总体提澌，这种做法值得赞许。

    坚持无用为用的学术取向，依旧是应用史学的基本精神。任何时代的史学与学家，都各有其自身的现实关怀在，无论基础史学，还是应用史学，无不如此。在基础史学层面，学术中立与无用为用的原则，已渐成学界共识。但在应用史学领域，有人或许认为，既然是应用史学，就应该直接服务于当前社会的现实问题或政治任务。这种论点值得斟酌。应用史学既然是史学的分支，也应信守史学大家吕思勉“历史是历史，现局是现局”的警示，与现实保持适当的距离。应用史学的使命只是向普通大众普及好历史实相，让受众自己从中获取历史的通感与现实的启悟。应用史学当然也会有现实关怀，但这种关怀决不是直接为任何现实问题给出行之有效的答案。

    应用史学倘若急功近利地服务于现实，往往会出现各种偏差。其一，以历史上的人与事直接与现实中的人与事作牵强附会的联系或类比，罔顾史实，妄加褒贬，这种做法最有可能重蹈上世纪一再徘徊的“影射史学”的覆辙。其二，借用历史上的故事或典制，来为当前政策或主流口号作浅薄的注脚或夸张的图解。我曾批评有人以曲解宋代政治来背书中国模式（参见2013年10月20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拙文《宋朝政治难为现实背书》），就是典型个例，殊不知这种赤裸裸的“应用”，既侮慢了历史，更轻薄了现实。其三，过度痴迷于依据历史演绎出来的路径或法则，试图藉此为纷繁复杂的现实问题或寻找解药或指点迷津，以实现应用史学的借鉴功能，也必然忘却黑格尔的那个提示：“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行文至此，应用史学的无形边界已经可以划出。在应用史学的视域下，姜鹏对《通鉴》的解读，基本上守住了这一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