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无尽之藏

    《尚书》证伪无论证到什么程度，都无法证伪它的实在影响：作为最早的古籍，它是历代帝王必读必循的政治宝典。近来陆续出土的断简残编已经证明它并非原汁原味的“上古之书”。其实不需要考证，可以想象：用文字记载历史才有多长时间？尧舜大禹等人的传说又是何等久远？无论伪与不伪，《尚书》唯一可信的面貌就是“虞书”等浅显而“周书”反而古奥，因为前者原本是口口相传的口语化的东西，后者则是用当时文字记录的“雅言”也就是官话。孔子说：“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文献不足口口相传是所有古籍参差龃龉的共同原因。要消除这类遗憾，必须去教会上古之人写字印刷并干掉那些喜欢放火烧书的家伙。显然，这是一项不太容易从事的工作。无论现行五十八篇本《尚书》的部分篇目是否为梅颐伪作，这一部分的内核也与先秦古籍所引用的《尚书》名言相一致。就其在传统文化发育方面所起的作用而言，《尚书》是基础的基础。基督教曾被伏尔泰骂作“最下流的无赖编造出来的最卑鄙的谎言”，但它仍然是西方信仰的基础。有道是“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我们本不是贫儿，对外来文化只需择善而从，没必要去当叫花子，因为我们有《尚书》这样的宝藏。

    一宝，定性传统文化的能动特质。《圣经》当中的上帝不光创世造人，连妇女子宫开合这样的小事他都管着，还不时耍个小把戏测验人对他的忠诚度。《尚书》当中的上帝（或称“天”）完全不同，他对小事不感兴趣，他只关注一样事情：“民主”（民众之主）对民如何。如果哪个“民主”虐待民众、为政失德，他就叫这位先生完蛋，让有德爱民的人取代之，这叫“天命殛之”；推翻暴君的行动叫“恭行天罚”，新“民主”必须记取教训，好好对待民众，“若保赤子”，不然就重蹈覆辙。因为“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上帝存在，但不必特别逢迎他，只需关注人心就行了。《尚书》这种人神关系定位极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定性了它的世俗特质，不论什么样的宗教，都未能克服其人本抗体，未能使神成为本位。这就使中国文化本质上成为实用主义的人的文化而不是虚幻的神的文化，成为能动文化而不是消极文化。它不纠缠可知或不可知论，不语怪力乱神，让人在“听天命”也就是遵从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的同时，不忘“尽人事”的职分，努力做好能够做好的事情，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从看似不可能中搏得生机。《易》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都是这个意思：“力有所不能，君子不以无可奈何者责人；心有所当尽，君子不以无可奈何者自诿。”面对洪水，诺亚乘舟而逃，大禹则“奠高山大川”，受尽千辛万苦终致“四海会同”。这是“终日乾乾”的君子。至于民众，这种能动性表现在勤俭坚韧上。稼穑艰难，民众一般文化不高看不懂书传，但是没关系，有好多“二传手”会把书传要义编成“三百千”或“治家格言”这类小本子，民间还有各种小戏和“说话”，通过这类媒介，他们大都知道“天明即起”、知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知道“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道理，胼手砥足于陇亩作坊之间，三更灯火五更鸡地读书学习，历尽劫难却坚忍无比，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这种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的文化基因，正是我们屡仆屡起涅槃复兴的要素之中的要素。换言之，中华文明能够绵绵不绝，绝非天幸，而是它的能动文化特质决定的。

    二宝，倡导贤能（精英）政治。《尚书》对“明明扬侧陋”之举特别津津乐道，尧启用舜、舜启用禹，商汤重用伊尹，武丁重用傅说…都是“俊乂在官”的典型。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些贤人出身都很一般：舜是一个能种地能打鱼能治陶的全活且常遭家暴，禹是死刑犯的儿子（其父鲧治水失败被杀），伊尹是个厨子，傅说是胥縻（拴成一串的囚犯），但他们都有贤德。《尚书》借此郑重表达了“俊乂在官”的思想，同时又发出一个信息：“英雄不论出身。”这一点作用非同小可，后世许多草泽之士和游牧部落出身的人，都以此为据理直气壮地而不是羞羞答答地登上政治舞台。氐族人苻坚就说：“帝王历数，岂有常邪，惟德之所在耳！”对此，大家都不好嘀咕什么——《尚书》上就是这样教导的嘛。隋唐以降，科举考试更是将“英雄不论出身”制度化了。

    从“选士”“举秀才”到“九品官人法”，千百年来，都没找到选人用人的好办法——推举用人黑幕重重，见不得人的事情太多，只有科举考试，才是比较公开公平的办法，才能冲破阶级利益固化的藩篱。科举考试不见得能达到野无遗贤的目标，但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了，它是封建社会长期稳定的一块压舱石——天下人人有份，人人才为天下着想；不然，则人人皆欲攫利而不肯任患，终将涣然冰释。科举考试选拔的精英，比如狄仁杰范仲淹海瑞张居正张之洞等，做了历朝历代的中坚，由此形成的精英政治，是拜官公堂谢恩私门的举荐制所形成的寡头政治的天敌，而对付寡头，是所有政体的共同课题。科举精英往往自视甚高，但他们追求也高，慎惜名节，比它的次群体——心术足以为恶才德不足为善的亚流，堕落的比率较低。这一点，只要看看古今那些贪腐案件就明白了。科举的弊端在其考试内容偏狭，但这种选才用人形式，却是那一澡盆脏水中的婴儿。

    三宝，陶铸一统集权格局。《尚书》气度恢弘，推崇“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为帝臣”“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的格局。在其他国家还未成形或最多是蕞尔小邦的时候，大禹就“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划定了一个半径2500里的同心圆。“九州四海”是《尚书》亮出的家底，这份地契，后世所有的决策者都不敢丢弃，否则就成了千夫所指的败家子；“九州混同”“四海一家”则是“金瓯无缺”的标志。匈奴人刘渊有言：“大丈夫当为汉高魏武，呼韩邪何足效哉！”

    这么大的国家，如何治理？《尚书》主张集权：“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可惜周代尚未摸索出郡县制，只能实行“封邦建国”的联邦封建制。历史证明，这种政权下放的办法恰恰是战乱之源：春秋战国火并、吴楚七国之乱、八王之乱、安史之乱、靖难之役……都是政权下放引起的。北宋、清代（三藩之乱除外）中央集权做得较好，社会也就比较安定。

    四宝，定调和平外交。“协和万邦”“柔远能迩”“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这是《尚书》为我们定的外交基调。不主动诉诸武力，而以文德服人，既是胸怀也是眼光。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我们的家业是如此之大，只要办好自己的事情，壮大自己的实力，谁能撼动我们！

    《尚书》之宝又何止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