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轩：《丁丁当当》的到来与我的文学观

    最早考虑作品的结构问题，是曹文轩在写长篇小说《红瓦》时。他打算把中学生活写到一部长篇小说里去，但很快遇到了困难。“如果按照我们通常意义上的长篇小说的结构方式，我根本就没办法把我的生活经历、生活经验非常圆满在这个作品里实现。”

    在曹文轩看来，那些影响了这个人一生的其他人，不像我们在长篇小说里看到的那样，从一开始就和这个人纠结在一起，一直到最后；常常一些人来了、一些人又走了。虽然这些人在你生命历程里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暂，但确确实实影响了你的精神世界，怎么办？

    文学之不可解释、命运之不可解释间，总有一条若有如无的线牵引其间。

    正如《丁丁当当》的到来，《草房子》《青铜葵花》的到来，这些重要作品的诞生，有时候不是理性能够说清楚的。故事犹如岛屿，在记忆的海面上若隐若现；然而，只要时机到来，灵思迸现，作品会像满地倒伏的麦苗，一经雨露的灌溉，根根站立。正如当年盐城的腼腆少年，成长为今天的北京大学教授，成为写入中国儿童文学史的重要作家，尽管有冥冥命运的选择，然而，曹文轩说，感谢“经验”与“知识”的造就。

    “命运不是自己能改变的，但是命运让你有了足够的人生经验，经验肯定是创作的最重要的方面；再就是知识。如果没有知识，经验将永远在沉睡状态。”曹文轩如是说。

    在第三次准备对曹文轩先生的深度采访提纲时，我惊异地发现，某种神秘气息似乎也笼罩着我与曹文轩先生的对谈。虽非刻意安排，然而回首可见，2005年第一次专访曹文轩，行文《即使是欺骗，我也是对的》，围绕其时曹文轩的新作《青铜葵花》展开，并谈及他的创作观、文学观；2010年，应苏少社之邀第二次专访曹文轩，行文《曹文轩：写作<草房子>的前前后后》，则是在《草房子》印刷次数达到120次时，围绕《草房子》的创作过程，和回望曹文轩的创作心路历程展开；此次，应中少社之邀，回望曹文轩重要作品《丁丁当当》的创作历程，谈及曹文轩的文学观、阅读观，乃至人生观。曹文轩先生曾言，这三篇文章，都是对他创作过程的阶段性小结，虽愧不敢当，却也不能不感叹这三篇文章刊出的时间节点。

    文学始于“异常”

    2015年3月末，意大利博洛尼亚。在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的新闻发布会上，两个新闻引起了中国参会者的轰动。其一就是，来自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教授吴青当选为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评委，她也是国际安徒生奖设立以来的首位中国评委；其二，“丁丁当当”系列（曹文轩创作、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获得了2015年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颁发的以残障儿童为主角的全球最优秀儿童图书奖，这也是中国在该奖项“零”的突破。

    一户人家生下一个男孩，全家沉浸在幸福之中，然而，这个男孩是个傻子。几年后，这户人家又生下一个可爱的男孩，然而残酷的事实几乎毁了这户人家：这个男孩也是傻子。傻子兄弟无忧无虑地长大，弟弟当当走丢了，哥哥丁丁出门寻找当当，他们由此开始了漫长的互相寻找，演绎了一幕又一幕大善大美、使人灵魂澄澈的故事。

    饶有意味的是，在曹文轩笔下，一对头脑有残疾的孩子在精神上反而更加健全，有一种没有被“社会化过程”污染的天真、单纯和善良，而一些健全的大人却固执、伪善、妒忌、欺凌、残忍；兄弟俩以善的本真化解恶的存在，作品以另一种视角打量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

    虽然书写的是“变形的生活”，但曹文轩认为，评委会颁奖给此部作品，不是因为题材，而是作品执着的文学性，别具一格的构思，和打动人心的悲悯精神。

    作家写下一部作品的灵感何来？可能是因为一个字、一个词、一句话，也可能是一棵草、一朵花。契科夫写作时有一个习惯是，突然想到了一个字、一个词，就会随手记下来；听到一个故事，会写一两句话的梗概。他去世之后，有人把他随手记下来的这些素材变成了一本书，叫《契科夫手记》。曹文轩仍记得好几年前读《契科夫手记》时的情景：“可以看到一个作家的灵感是怎么发生的。”

    比如，书里随意讲到一句话，没有头没有尾，“一只小猎狗走在大街上，它为它的罗圈腿而感到害羞”。也许可能是契科夫当时看到的情景，也许是当时他突然想到的。而记下来的这些东西，可能就潜伏在一个地方，来日如果有暇，他可能就根据那一句话写成一部小说，或者一篇小说。

    契科夫关于小猎狗的那句话，曹文轩后来把它写成了一本图画书。2015年写下另一部重要作品《火印》，起因是因为曹文轩记起了萧红短篇小说《旷野的呼喊》中的一个细节，一匹中国马身上，印有日本军队的火印。

    于是，这个细节引发了曹文轩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火印》。马一般象征着自由、无羁，但这个烙印是一种束缚和耻辱。“因为这是一匹中国马，可是它现在盖的是日本军队的火印，它要为日本军队去拉大炮，而这些大炮是来毁坏它的国家，来毁坏它的主人的村庄的。由此，造成了纠结。”

    《丁丁当当》的诞生，源于若干年前曹文轩无意中想到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一个傻子遇到一个傻子，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当然，看似偶然的问题背后，一定会有现实的记忆，只是这个记忆沉默于材料的汪洋大海之中，一时看不到罢了。

    曹文轩后来回忆，他曾经听过一位儿童文学作家讲过一件事情，那是几十年前的老事了。当时他们坐在一辆去外地的火车上，这位作家绘声绘色地讲，他们那个居民区有两个傻子，老吵架，吵架的时候，一个傻子就笑话另一个傻子“你个傻子”。这是一个记忆。另外一个记忆就是，在曹文轩的老家，村里有一户人家生了两个男孩，但智商都有问题。总而言之，如果要描述这个记忆的话，它就像金线，在记忆的河流里泛起。“然后，你就会发现到了写一部小说的时候了。”

    决定写下这个故事，还因为曹文轩始终有一个观念，在他看来，文学不是正常生活的反映，而是异常生活的显示。“我始终觉得异常这个词更切近文学。”两个傻子间的故事一定是正常人之间难以发生的故事。“正常人之间的故事又有什么新鲜呢？生活其实也是非常雷同的。”于是，从构思的那一刻开始，曹文轩就一直在异常的情景中流连，那里所发生的事情是在轨道以外进行的。

    回过头看看自己的作品，曹文轩觉得，其实都有程度不同的异常。当然，《丁丁当当》是异常的极端，所呈现的风景也是非常极端的。“文学作品有时候需要变形的生活，在这样一些情景里，可能会让你想达到的主题能够得到完满的实现。”读过诸多文学经典，曹文轩的感受是，作家在对生活素材进行选择时，一定有一个切入点，一个刁钻的角度，一个意想不到的空间，而这些空间，可能正是文学要收复、要进入和要打开的。

    构思《丁丁当当》系列，曹文轩至少准备了10年。其实，他所有的作品都经历了漫长的构思。曹文轩曾经说过，他是一个需要长时间思考、酝酿，然后才能动笔的作家，“很慢”。然而，这种慢，也许是一个作家正常的、合适的状态，曹文轩如此作喻：一个问题一件事情，像一群动物生活在记忆大海里的一个小小岛屿上一样，它们只能长久地生活在那个地方，等文学的方舟将它们接回到陆地，得以重生。

    这期间，故事时隐时现，曹文轩的经验是，不用过于担心这些东西会不会消失。因为有岁月的雨露在滋润它们，它们不会枯萎，只会悄然生发、健壮，直到作家打开囚禁它们的门。

    回望《丁丁当当》的写作过程，正是这样一幅图景。

    如何结构一篇长篇小说

    在处理《丁丁当当》这部作品的时候，曹文轩感觉，最大的难点就是怎么区别“他们”与我们这些所谓的健康、正常的人。“他们究竟与我们有什么不同？他们也许与人类最早时候的心灵状态有某种相似，没有太多杂质，还是造物主原初设计的样子。”很长一段时间，曹文轩一直在竭力体会两个孩子简单的线条与天性。在认定故事的一切是真实的，是可能发生的，曹文轩的笔就上路了，开弓没有回头箭，一路向前。当然，这条路不是人群熙攘的路，而是一条偏路、野路，作家的希望是，“文学存在的理由，我以为不是向人们描述人们都看到的风景，而是让人们看到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风景”。

    于是，通过曹文轩的笔，两个小傻子进入了复杂的世界，通过他们分开然后互相寻找的漫长旅途，作家向我们展示了这个世界的各种景观，让我们看到了善和恶、美和丑的无处不在的强烈对比；在这个对比中，我们又看到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最终获得了胜利。

    这当然带有许多理想主义的成分，但这就是曹文轩的创作观：“我很赞同王尔德的文学观，有两种艺术，一种艺术是艺术模仿生活，还有一种艺术是让生活模仿艺术。我更在意的是后面这一种。我们之所以现在拥有这样的文明，后一类的文学艺术一定在其间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只不过是，我们很难指认是哪一首诗，哪一首小说，因为是成千上万的诗、成千上万的小说所共同构成的文学图景。

    让曹文轩遗憾的是，到了今天，我们把文学后一种功能忘记得比较多了，大部分作家可能更在意如实反映现实，在反映现实的时候，他们更在意的是反映现实恶毒的一面，丑的一面。而《丁丁当当》和曹文轩的其他作品，都是后一种文学，它既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实际状况，同时带有理想主义的成分。然而，想象一种事实，最后，希望也变成事实，“人类就在这样一个过程里，像走台阶一样，慢慢来到精神的高处”。

    一个写作的人，总是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够有所突破。每写一部新的作品，他都会纠结，纠结怎么写出一部更好的作品。曹文轩特别在意一个作品的开头，因为“不知道这一刀从什么地方切起，是哪些头绪去占入头角，哪些头绪按下不表，然后逐步显示，因为有那么多信息会蜂拥而至，不可能让所有信息在开头非常有限的文字里都得以宣泄，所以得有选择。”这个选择，显然是难的。

    曹文轩写长篇小说时，一向非常在意它的结构，他甚至提出，长篇和短篇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长篇需要特别关注结构。最早考虑作品的结构问题，是曹文轩在写长篇小说《红瓦》时。那时，曹文轩在东京大学教书，他打算把中学生活写到一部长篇小说里去，但他很快遇到了困难。“如果按照我们通常意义上的长篇小说的结构方式，我根本就没办法把我的生活经历、生活经验非常圆满在这个作品里得以实现。”

    在曹文轩看来，一个人的成长，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不是开始、高潮、跌落，然后再兴起、再高潮，最后结束，这样一个方式。那些影响了这个人一生的其他人，不像我们在长篇小说里看到的那样，从一开始就和这个人纠结在一起，一直到最后；常常一些人来了、一些人走了；一些人又来了，一些人又走了。虽然这些人物在你整个生命历程里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暂，但确确实实影响了你的精神世界，影响了你的灵魂塑造。怎么办？

    “我在初中的时候，我的那些故事常常是一个人完成了这一个故事，在下一个故事里头就没有影了。”于是，曹文轩最后决定按生活本来的样子来结构他的小说。这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红瓦》。而从《红瓦》开始，曹文轩得到一个结论，即存在就是结构，存在方式就是结构方式。

    《丁丁当当》7本书中，第一本是兄弟两人在一起的故事；接下来的6本，一本是哥哥的故事，一本弟弟的故事，写到最后一本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走到一起。但是第七本书又是一个整体，因为有一个词将他们牢牢地拴在了一起，这个词叫“寻找”。

    “这个结构方式不仅对我来说是新颖的，我估计对整个小说的创作来讲都是新颖的结构方式。”

    曹文轩的文学观

    从写作的那一天开始，曹文轩就有自己坚定的文学观。“不管这个时代发生多么大、多么了不起的变化，也不管商业浪潮有多大的摧枯拉朽的力量，我写长篇也好，写一本千把字的绘本也罢，都必须将它当做艺术品来经营。”

    那么，什么是文学的艺术品呢？曹文轩在意的是，比如，出其不意的材料的选择，意境、形而上的主题，十分讲究的语言和淡定的叙事，结构本身就非同寻常，大量的但确实绝对必要的风景描写，等等。

    现在，很多所谓的当代小说，尤其是一些儿童文学作品，完全省略了风景描写的部分，只有情节和对话，成为一个剧本。曹文轩对此表示不解，在他看来，风景描写的意义众多。“帮助小说营造一种情调，营造一种氛围；还可以调整节奏。”他用了一个绝佳的比喻：“当我们坐着一辆火车，一个劲往前奔驰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一座小站停下来，这个节奏是我们喜欢的。风景描写就相当于火车运行过程中的那个小站，调整作品运行阅读的节奏。”

    总而言之，一个作品具有能够穿越时空的元素、品质，就是曹文轩眼中的艺术品。“只有你的作品有足够的文学性，是一部艺术品，才有可能穿越时间和空间去更远的地方，活得更长。”

    同时，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它可能的含义一定有两个层面，一是形而上的，关乎哲学、关乎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必须有这样的品质，才是经典性的写作；还有一层是形而下的，它的意义可能是对一些实际需要发生作用。比如，“《丁丁当当》可能有助于引起我们对弱势群体、智障儿童的关注，可能会帮助培养孩子的善良之心、积德之心。但是，我考虑更多的还是它形而上的终极性的意义”。

    当然，一部好的作品，它形而上的意义也是多层丰富的，可以有多样解读。去年的上海国际童书展，以色列一家重要的出版社把《丁丁当当》的版权买走了，决定用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同时出版《丁丁当当》。在上海做活动的时候，他们的老总在视频里有一段讲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笑了，同时也感到震惊和感动。

    他说，“我们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原来都是兄弟，两个都是傻子，后来我们走散了，我们正在像《丁丁当当》一样，在互相寻找对方，我想我们总有一天能够找到的。”他居然把它读成了一个政治寓言。显然，一个形而上的作品就带有十足的寓言性质，正如《丁丁当当》提出的哲学之问，所谓的聪明人的和那些所谓的傻子，究竟谁聪明，究竟谁是傻子？谁在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可能更接近生命的本源，更接近世界的本真？这样一个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充满悖论的话题，是值得深思的。

    这些年，无论是成人文学界还是儿童文学界，尤其是在儿童文学界，谈得最多的是想象力的问题。然而，曹文轩渐渐看出来的是，对于文学，可能有一种比想象力更重要的东西，就是记忆力。“回头看经典的作家作品，我们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想象力而惊异的，是因为他们超强的记忆力，对家族的记忆力，对历史的记忆力，对他所处社会的记忆力。我以为对一个作家来讲，对存在的感受力和记忆力，可能是比想象力更高贵、高宝贵的品质。”

    事实上，这里也有个概念需要厘清，并非只有幻想小说才有想象力。对历史的回望，对现实的关注和投射，也是一种想象。只不过这个想象更需要精准，更需要符合逻辑常识，更有难度。

    作家的成长之路

    曹文轩让人钦佩之处，不仅在于他在儿童文学领域创造了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更为重要的，他不断努力，希望超越自己。曹文轩的观点是，一个人特别是一位作家，必须有足够的成长能力。这个能力一旦丧失，所有一切都终结，根本谈不上“超越”。

    成长的能力究竟从哪来？曹文轩不认为这是天生的，一定是后天通过修行、孜孜不倦的阅读才得以实现。“成长必须建立在永远的、苛刻的、孜孜不倦的阅读之上，因为你要吸纳别人的力气、别人的精气神来维持作品漫长的文学生命和艺术生命，就是毫无疑问的。”

    曹文轩一向的观点是，对一位作家而言，应该拿70%的时间来阅读，30%来写作。“就是在写作的过程里，我也不可能停止阅读，因为阅读会帮助我、维持我的笔顺畅地一路走下去。阅读一旦停止，笔在纸上一定是非常涩，是难以前行的。遗憾的是，有些作家总在写写写，忘记了读读读。”

    曹文轩坦承，他刚刚开始的写作，当年选择文学，是出于非常实际的考虑。“因为当时是在农村，那个时候的农村和今天的农村完全不一样，假如用四个字形容就是‘毫无出路’。必须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里干活，从早到晚，日日月月年年。”曹文轩说他当时都已经看到了自己的一辈子，就在那个地方生，在那个地方死，而且这个过程非常简单，就是劳动、吃饭、睡觉；劳动、吃饭、睡觉。但是，他的内心还是有一种呼喊，比如说，不能在这个地方消磨掉一生，去一个广阔的世界。

    那时候的曹文轩十八岁，是生命力非常旺盛的年轻时代的开始。有什么可以帮助到他？能够让他来完成这样一个超度？他首先想到的是文学。

    可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写作，写到今天，当初那个非常实际的目的已经不存在，许多功利的东西都隐退了。“今天，文学已经成为我生活必须的部分，这绝对不是冠冕堂皇的话。不写作我又能干什么？我这一天怎么度过？当然会看书，可是它还不能完全满足我的一些愿望，满足我精神上的需求。”由此，写作写到今天，曹文轩的感受是，写作会让你感到身与心的愉悦。

    曹文轩把这个感受说给很多朋友听，他们都不相信。朋友们会非常痛苦地描写他们的写作状态，写完了一个作品就像生了一场大病一样。“我从来没有这个体会。”当曹文轩突然完成一个构思，在那一个晚上那一刻完成的时候，一定是感到非常愉快、非常幸福的时候，那个时候也可能他给朋友打电话，说我们吃一顿饭吧。

    “你是一个设计师、建筑师，现在你已经把一个工程完成了，看着在你眼前矗立起来的建筑，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我想大概不是语言能描述的。”

    一个优秀或者说卓越的作家是如何诞生的？能不能被造就？在曹文轩看来，其中牵涉到太复杂的因素。一是时代具体的语境，对作家的人格、灵魂的影响；还有他的家庭背景，以及有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我所说的良好的教育，不是必须都通过大学完成；当然大学是完成这一切的非常重要的空间。而且，我一直以为先天的部分肯定是必要的。”

    那就是，对这个世界天生的敏感。孩子很小的时候，他还没有来到文化语境的时候，孩子之间已经有差异了。但是天性在成为作家的过程里占多大的份额？曹文轩以为不宜夸张，“只是提供了一个前提而已”。

    而后天的影响，则有两个部分，一是命运的安排。曹文轩的观点是，作家一生坎坷经历曲折，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这些坎坷、曲折，才能使作家更深切理解生命和这个世界。当然，作家在他童年的时候，肯定不会喜欢苦难；但是对于后来的那个作家来说，经历就是一笔财富，这笔财富是巨大的。

    “所以我认为造物主是公平的，他把你过去缺失的东西，过去曾遭受的磨难，在后来用你的成功加以弥补了。”这是曹文轩的慨叹。

    命运让作家有了足够的人生经验，积淀肯定是作家创作的最重要的方面；再就是知识。“你必须有足够丰富的知识，否则，经验永远在沉睡状态，不可能被你感觉到，更不可能被你发掘和利用。”

    现在的曹文轩经常在想一件事情。他写了那么多自己童年的生活，但他童年的生活跟他小时候小伙伴的童年生活，大致是一样的。可是，为什么后来的曹文轩能写《草房子》，写《青铜葵花》，写这么多的作品，他们不能，为什么？每年回老家与儿时伙伴相聚时，曹文轩就会经常想起这个问题。

    “许多事情我能够记住，他们记不住，是因为他们的记忆力比我差吗？不是。是因为他们对世界、事物的理解能力比我差，他们没有理解那件事情的价值，我理解了所以我记住了。”

    “我写出这么多作品来，而他们不能，那是因为我比他们聪明吗？不是。我发现小时候一起读书的那些人，有许多人比我聪明，可是我们在谈论往事的时候，许多事情我认为意义非凡，可以把它变成一部小说或者是一篇小说，但在他们的记忆里都已经不在了。”在曹文轩看来，唯一的解释就是，以后的天时地利人和，让他有了接触大量知识的机会，而儿时的同伴没有获得。由此，回到原初的话题上，支撑一个作家，让他成为一个作家的，“无非是两个方面，一个经验、一个知识，缺一不可；假如有三个方面的话，那就是天赋、经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