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布拉芙卡·乌格雷希奇获2016年诺伊施塔特国际文学奖

    读书报记者康慨报道六十六岁的克罗地亚和荷兰作家杜布拉芙卡·乌格雷希奇（Dubravka Ugresic）10月23日获得了2016年的诺伊施塔特国际文学奖，并获奖金五万美元，约合人民币三十一万七千五百元。

    谁是乌格雷希奇

    评委会称，乌格雷希奇被视作欧洲最具特色的小说家和随笔家之一，作品已有二十余种语言的译本，并曾进入2009年布克国际奖的决选。

    诺伊施塔特奖有美国的诺贝尔奖之称，品位和声誉皆高，创设于1969年，后由俄州富商诺氏家族出资并冠名，俄克拉荷马大学及其《当代世界文学》杂志主办，每两年颁发一次，得主只限一人，以表彰其终身成就。

    巧合的是，23日当天有一场为期两天的专题研讨会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主题是《透过杜布拉芙卡·乌格雷希奇超越国界的镜头》。乌女士前一天亲自到场，以一个俗艳之极的句型做了主题报告——《当我们谈文学的时候我们在谈啥》。

    乌格雷希奇1949年生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之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库蒂纳，曾在萨格勒布大学攻读比较文学和俄语，1981年发表“拼贴”小说《救生颚下的施特菲卡·奇韦克》（SteficaCvekuraljamazivota），用后现代笔法、女性杂志的陈词滥调以及多种非文学素材的拼缀来描写一个青年女打字员寻找爱情的过程，在群众中大受欢迎，三年后便被搬上了银幕。

    1988年，她以布尔加科夫式的小说《渡过意识之流》（Forsiran⁃jeromanareke）获得了南斯拉夫最重要的文学奖——NIN奖（该奖四年前颁给了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并成为该奖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得主。

    她的小说作品还有2004年出版的《疼痛部》（Ministarstvoboli）和2007年的《芭芭雅嘎下了个蛋》（Ba⁃baJagajesnijelajaje）等。

    乌女士的非小说作品同样广受赞誉。英文版随笔集《卡拉OK文化》（Karaoke Culture）曾入围2011年美国全国书评人协会奖之评论奖的决选。

    后南斯拉夫作家

    在1990年代的南斯拉夫内战期间，乌格雷希奇秉持反民族主义的立场，因而受到克罗地亚同胞的排斥，被迫出走西欧，在阿姆斯特丹定居至今——《疼痛部》的主人公便是一个流亡阿姆斯特丹的文学女教授和一批在性虐用具厂打工、患有南斯拉夫怀旧癖的前南流亡者。

    乌格雷希奇曾这样描写自己的身份：

    “十年前我有一本南斯拉夫护照，它有软而柔滑的暗红色封皮。那时我是个南斯拉夫作家。后来战争来了，甚至无需你开口，克罗地亚人就把一本蓝色的克罗地亚护照丢给了你。克罗地亚政府希望其公民迅速完成转换，护照仿佛因此成了某种仙丹。但是就我而言，这没有让我轻易被人接受，他们把我排除在他们的文学和别的圈子之外。我拿着克罗地亚护照，将我新得到的和已经给毁掉的祖国一并抛弃了，然后动身走进了世界。带着热烈的、欧洲歌唱大赛般的欢欣，世界的其余部分把我视为克罗地亚作家了，我成了一个不再想要我的地方的文学代言人。我也不再想要那个不再想要我的地方。我不喜欢单恋。可甚至今天，我仍然摆脱不了标签。

    “我又一次有了一本带着软而柔滑的暗红色封皮的护照，一本荷兰护照。这本护照能把我变成一个荷兰作家吗？也许能，但我怀疑。既然我有了荷兰护照，我就能‘再加入’克罗地亚作家们的行列吗？大概能，但我怀疑。我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我耻于那个仍然挂在身后的‘克罗地亚’的标签吗？不是。古奇或阿尔马尼这样的标签会让我感觉更好吗？无疑会的，可这并非重点。那么我想要的是什么？我究竟为什么对标签如此抓狂？

    “为什么？因为对文学文本的接受已经表明，身份认同的包袱会让文本陷入困境。因为它还进一步表明，标签确实会改变文学文本的主旨和意义。”

    因此，她将自己定义为“后南斯拉夫作家”。斯坦福大学的辛西娅·黑文（Cynthia Haven）进一步援引了澳大利亚评论家克莱夫·詹姆斯（Clive James）对乌格雷希奇的评价：“对她而言，南斯拉夫像梦幻般的现实一样流连于脑海和心灵，而克罗地亚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噩梦。铁托的高压手段至少让少数民族免于别族的獠牙……她生活过的那样的国度，昆德拉曾令人难忘地称之为被绑架的国家，而她给了它声音，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那女人提着排队买来的装满劣质食物和稀有物资的塑料袋，而此时男人们坐在广场上无所事事地挠着裤裆，梦想着他们的下一场战争。”

    超国界文学

    今年春天在接受《音乐与文学》杂志联合主编丹尼尔·梅丁（Daniel Medin）的采访时，乌格雷希奇进一步解释说：

    “1991年（官方时间，尽管更早就开始了），我的文化环境分裂成了六个新的文化环境（具有相同的文化行为模式，均基于种族仇恨和对共同的南斯拉夫文化史的排斥与否认）。

    “就在这一年，当局拿走了我的南斯拉夫护照，还给我一本克罗地亚护照，从那时起，人人都期望我像个‘克罗地亚作家’那样行事。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行政上的变化，而是一种恐怖，一种要求，全体克罗地亚公民都要改变自己的思考与行为。整个国家就像一座疯人院，谎言变成了真理，对的变成了错的，人民被迫做出选择，要么适应现状，要么离开。大多数人适应了新规则，很多个人甚至喜爱上了这种现状并从中获利。我不能适应。

    “作为一个作家，我改变的不只是我的地址，而且连收信人都改变了。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我并非从伦敦搬到了纽约：对我的大多数新邻居而言，我来自一个实际上已经不存在的国家。可以把它比作亚特兰蒂斯。我有过要说明自己状态的冲动。结果文章成了最如意的方式。

    “在流亡中生活了二十多年之后，我的状态仍然是‘非正常的’。我仍然‘脱位’（住在荷兰，写作用波克塞：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语），但已经慢慢习惯了。我学会了享受我这种不利的位置。而且，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其他地方的现状也没有更好：民族主义继续盛行，很多事退回到了十九世纪的思考方式，文化的目标被当成了一种让国民妄自尊大的手段，凡此种种。

    “这就是我要热情地传播超国界文学理念的原因，它有可能为那些拒绝从属于本民族文学，或是拒绝只从属于本民族文学的作家们提供一个新的文化平台和文学领地。我认为，为超国界文学建立一个理论基础，并且拓展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之外的别种选择，是一项极端重要的文化工作。”

    卡尔达相、日热克和村上春树作为一个文化批评家，乌格雷希奇告诉梅丁：

    “名人是我们现代的先知，不论他们卖的是自己令人印象深刻的臀部，比如金·卡尔达相，还是自己诱人的理论，如斯拉沃伊·日热克［一译斯拉沃热·齐泽克］，又或者是自己数以百万计的书，如村上春树。

    “我完全没有反对金·卡尔达相的意思，或是反对——上帝不允许——伟大的斯拉沃伊·日热克，或我的作家同行村上春树，但圣一统原则〔theholyONEpoli⁃cy〕（最终还是由消费者自己来创立）是社会将其品味和需求均质化的非常明显的迹象。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文化‘物种’（形态、模式、流派、实践、理念和文化空间）正在消失的原因。

    “全球市场让我们的品位、我们的智识和文化需求标准化了。结果呢，我们全都读一本书，一本圣经，一本古兰经，我们全都追随一个‘先知’；我们全都排着长队去买一个作家的新书，或是排队去看一个艺术家的展览。有一种市场的压力，让我们去爱那个他，去买那个他，我们就像生活在一个宗教化的世界里，有心（在视觉艺术、娱乐业、文学、电影等领域）树立我们现代的‘先知’。我们喜欢他们，尊敬他们，因为人人都喜欢并且尊敬他们。”

    中国作家残雪进入了今年诺伊施塔特奖的九人决选名单。

    2010年的诺伊施塔特奖颁给了中国诗人多多（栗世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