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现代科学之父”

    一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1500-1660）科学技术发达，文学艺术繁荣，被称为英国的“黄金时代”，“历史上最有学问的时期”。诗人、音乐家托马斯·坎皮恩（ThomasCampion,1567-1600）用这样的诗句赞美祖国：

    她的脸庞是花园，

    绽放着玫瑰和百合。

    这就是天堂，

    遍地是香甜的鲜果。

    在这个人才辈出的时代，有两个人名扬天下：莎士比亚和培根。要说文学艺术的“黄金时代”，标志性人物是莎士比亚。这个国宝级的大人物引出了一句流传至今的名言：“英国宁可失掉印度，也不能失去莎士比亚。”但若论“历史上最有学问的时期”的代表，则非培根莫属。18世纪英国著名诗人亚历山大·蒲伯（Alexan⁃derPope,1688-1744）曾用“人类最智慧、最出色的人”这样高级的形容词赞扬培根超众的才华。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自己也不无狂傲地说：“世上所有的知识都纳入了我的研究领域。”在知识量爆炸式增长、学科倍增的今天，这句话也许只能被看作是诗的破格夸张（poeticlicense）。但是，在他生活的16、17世纪，他的博学多才也确实让他有资格口出狂言。史书在他的名字前冠以哲学科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法学家、文学家、散文家、语言大师、著名律师、朝臣等等称谓，也绝非虚妄之词。

    马克思称他为“英国唯物主义的真正始祖”。他并无任何科学发明创造，却有“现代科学之父”之称。他的文学作品不多，却以其58篇随笔成为英国随笔的先行者，在英国文学史中占据显要地位。史学家因他出众的政治活动、高位、权力，把他作为政治家载入史册。本·琼生（BenJon⁃son,1572?-1637）为他的口才倾倒，他说：“若论说话干净、准确、有分量、最不空洞、最没有废话，谁也比不过他。”弥尔顿、伏尔泰、歌德等文坛巨擘无不对他称赞备至。

    在65年的生涯中，他有四十余年年从事司法工作，任律师、法官。他在剑桥大学学法律，草拟过许多英国法律改革方案，著有《法律原理》；年纪轻轻就在司法界崭露头角，后来官至英国大法官、大理院院长。在收入英国文学史的文人中，他是官位最高、最显赫的人物。“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靠司法的专长和成就攀至高位，却因任法官期间接受礼物被国会弹劾去职。关于他的罢官，众说纷纭。其中确有政敌陷害的内幕。但司法界、政界和史学家在有一点上看法一致：培根判案一贯公正，也从未因受礼徇私枉法。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在伦敦塔只关了三天就被释放。

    培根黯然离开政坛，从此一心治学，印证了先哲所言：“进则建功立业，退则立说著书。”

    二

    在我国强调依法治国的当下，培根能从正反两个方面给我们以启示。法官要秉公执法、办案，不可受礼受贿。也正是在我国强调依法治国的2014年，培根的一句名言广泛流传于司法界和民众之中。培根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

    事有巧合，正当培根此语广为流传于华夏大地时，一桩冤案震惊全国。1996年，内蒙古年仅18岁的呼格吉勒图被法院错判为奸杀凶手，两个月后被处决。直到2005年真凶赵志红落网，供认他是这一凶杀案的罪犯，冤案才得以真相大白。但是，谁能让蒙羞含冤的呼格起死回生！他的父母所经历的漫长、艰辛的伸冤路，让人唏嘘不已，倍感培根所言之真切。

    培根年少得志、身居高位多年，亲身经历官场风云变幻，人生沉浮，感受良多，才能写出《谈高位》（OfGreatPlace）这样入木三分的文章。世上追逐高位者不乏其人，而知其艰辛、感知个中钻营之苦辱者寡。诚如培根所言，“尽力攀登至高位，实乃含辛茹苦，最终唯得更大的辛苦。”（“Therisinguntoplaceislaborious; and by pains mencometogreaterpains.”）他又说：“循小梯盘旋而上……须做尽不光彩之事，方能达到光荣之位。”培根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诫世人，切莫以为身居高位能给你带来荣光、悦愉。他指出，“居高位者乃三重仆役：帝王或国家之臣，荣名之奴，事业之婢”。权重位高者往往失去平民享受的自由和潇洒。所以，培根说：“为获取权利而失去自由，实乃荒诞之欲。”他引用古罗马修辞学家塞内加的话，说：“悲哉斯人之死也，举世闻名，而独无自知之明。”（“Il⁃limors gravisincubat, quinotusnimisomnibus,ignotusmoritursi⁃bi.”）（拉丁文）。

    他奉劝为官者要“默默无闻地，实实在在地行使职权”，切勿“一朝身居高位，顷刻判若两人”。“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蚀人。”（“Powercorrupts;absolutepowercorruptsabsolutely.”）培根对权力的腐蚀性早有察觉。他说：“权力四大祸害，腐败乃其一。”因此发出警示之语：“一旦掌权，则兼获行善行恶之权，以权行恶，危害大矣……善哉，以权行善。”他警告：“为防腐败，严禁自己和家仆收礼，仍嫌不足；更须严禁求情者送礼。”（“Forcorrup⁃tion; do not only bind thineownhandsorthyservants’handsfromtaking, butbindthe handsofsuitorsalsofromoffering.”）

    三

    培根在哲学、科学、文学、法学等诸多领域的贡献是同时代任何英国学者所难比拟的。他才华出众、工于文辞，才有了“Baconiantheo⁃ry”一说。其词义是莎士比亚的剧作实为培根托名所著。在莎士比亚逝世200年后，英国学界刮起一股风，怀疑莎氏剧作的真正作者并非莎士比亚，而是培根。理由是：莎氏出身低微，学历学养不足，也无史料证明他何时开始写作，而剧中涉及的宫廷内斗及其他细节也非莎氏所能熟悉。

    此论的可信度不高，但从中可以看出，培根因其《随笔》和其他著述在文坛享有的巨大声誉。

    随笔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一种现代新文体。此前的古典作家也写散文，但通常是书信体和对话录等。法国人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1533-1592）于1580年推出两卷《随笔》，成为西方这一文体的首创者。1603年，英国人弗洛里奥（JohnFlorio,1553-1625）将蒙田的《随笔》译成英文，使英国人得以阅读发源于欧陆的这一新文体。新时代催生新文体。在这个人文主义和科学兴起的时代，人和人的伟业成为颂扬对象的年代，随笔便成为表现自我与社会、世界之间关系最简便、凝练的文体。

    培根的随笔自成一体，相比蒙田的随笔，各有千秋。蒙田热情奔放，有法国人的浪漫。他用漫不经心、行云流水的文体，述说、展示、探索自我，极富感染力。培根的随笔虽不乏幽默之笔，却以简朴、准确、富有哲理见长。这正是撰写科学论文所需的文体。读他的随笔，就像是长者或者教师在谆谆教导学子；或像一位法官在判断是非曲直；又像一个哲人，纵论人生。文章兼具科学家行文的准确性、逻辑性，法官和律师的雄辩，语言大师的生动和清晰。许多语句已是格言、警句。

    大学时读培根《随笔》，印象至深的是《谈读书》、《谈婚姻与单身》、《谈高位》、《谈美》等篇。上大学须读书，青年人要恋爱，爱美，求上进。这些文章对我们多有教诲。“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读书使人充实，讨论使人机智，笔记使人准确”，“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他告诉我们：“书有可浅尝者，有可吞食者，少数则需细细咀嚼消化。”

    培根《谈读书》一文使我们想起两件事：一件是我国清代的一幅对联——“数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另一件是据有关方面统计，英国人有爱读书的好习惯，在世界各国统计中，英国人每年每人所读之书居世界之首。《谈读书》一文也许深入了英国人心，促进了他们爱读书的习惯。

    此君谈婚论嫁也不乏幽默。

    男人什么年龄结婚为好？他说：“年轻人不要急于结婚，老年人则根本不该结婚。”他又说：“有妻小的男人已经向命运付出了抵押品，从此难成大业，不论善恶。”主张晚婚，培根言行一致。他直到45岁才结婚，唯恐早婚耽误他完成大业。如今晚婚已成时尚，足见他的观念超前。

    《谈美》是培根的美学论述。他说：“绝色无大德”，反对“关注仪表态度，不重德行”，提倡朴素大方，认为“德行如宝石，素饰最美”，“美貌如夏日之鲜果，易腐”。当然，他也有爱美的天性，把“一张漂亮的脸”看作是“一种无言的推荐”，说：“举凡绝代佳人，其五官之比例，必有异于常人之处……观其容貌，五官逐一单品，难察其美；通览之，则美不胜言。”我国古人说：“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似与培根同心同声。

    四

    对文学史家来说，培根的58篇随笔足以让他载入史册，不仅因为他在英国开创了新文体，还因他是一位出色的语言大师，为英国的新文风提供了范例。《新大西岛》（NewAtlantis,1627）是一部寓言式的乌托邦小说，虽未完成，却与莫尔的《乌托邦》不同，既有幻想性的游记，也有对科学发展的憧憬，书中对“所罗门院”，即科学院的描述，为不久后建立的英国“皇家学会”（RoyalSociety）绘制了一幅蓝图。

    培根是一个对英国文学和文化有深远影响的人物。他对文学艺术的论述，尤其是关于诗歌的想象力以及诗歌的审美方法，对当时和尔后英国的诗歌创作有巨大影响，对英国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建设有开拓性的作用。

    在他献给国王的名著《学术推进论》一书中，培根把诗学视作学术的第三方面。他说：“学术的第三方面，即诗学，其不足如何，臣无可禀告。”科学重理智、务实，诗歌贵想象、虚幻；科学论文强调精确性和逻辑性，诗歌追求文词、声韵、意象之新颖、美妙。把诗学列入学术的范畴，有利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汇融合，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互补，对两者的发展都有利。他说：“诗歌被认为带有神圣成分，因为它能提高心灵，办法是使事物的虚像迎合心灵的愿望，而理智则紧扣心灵，使之服从事物的本质。”

    作为语言大师，他善于用生动、富有想象力的语言论述科学问题，一扫死板、枯燥的旧文风。而作为“现代科学之父”的哲学科学家，他指出“只钻研文字，不钻研内容”这一“治学之道的第一弊端”，力主务实求真的文风。无论是写文章或演讲，他的语言精辟、简约，绝不因词害意，让读者长叹他的随笔过短，让“每个听讲人唯恐他的演讲结束”，足见他的语言之魅力。

    20世纪90年代，英美文学研究拓展至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文化人类学研究、生态研究等非传统文学研究领域，日益具有跨学科特点，验证了培根300多年前把诗学列入“学术的第三方面”的合理性。培根也因此再度引起学术界、文学界、批评界的关注。他关于道德、政治、法律与文学的关系，以及有关自然哲学、修辞、神话、神话艺术的论述成为学界研究对象。一股“培根热”又悄然而生：出版界首次出版了培根的全部著作，并推出三部培根传记。

    五

    培根并无任何科学发明创造，却被称为“现代科学之父”，因为他提出的有关科学的主张、理论和方法，推进了科学的发展，为现代实验科学的建立铺平了道路，使人类有了驾驭自然而不是畏惧自然的胆量和合法权利。他提倡归纳法和其他科学研究新方法，以激活科学工作者的创造力。他重视实验科学，主张科学研究必须对物质世界作实际考察，在搜集大量数据和事实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其过程包括正反两方面例证的比较；所言切中时弊，因当时科学界重推理，轻科学实验，往往依据少量例证轻率地作出结论。

    他对科学实验的重视可见于一则轶事。

    一个冬日，大雪茫茫，他和友人在室外踏雪散步。途中突发异想：零度以下细菌难以存活，冰雪可保鲜食物。于是，他匆匆返家，在庭院挖了一个坑，杀了一只鸡，置鸡于木箱，埋木箱于坑，坑中塞满冰雪。数日后，他取出冻鸡，见其鲜嫩如初，大喜。培根首创的这款“土冰箱”遂成为今日电冰箱的老祖宗。这次在严寒的室外进行的实验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患重感冒，不治身亡。

    传说中的另一死因也与科学实验相关。据说，他在自己身上做药物试验，不幸中毒。

    这两个传说都彰显了培根为发展科学奋不顾身的奉献精神。

    为推进科学，他雄心勃勃，计划写一部名为《伟大的复兴》的多卷巨著，呈送国王詹姆斯一世，促使王室重视科学发展。可惜他壮志未酬身先死，留给后人的仅有《序言》《新工具》《自然史和实验史概论》《学术推进论》，其中只有《学术推进论》献给了国王。

    《学术推进论》是培根最负盛名的科学论述。它集科学、哲学、文学于一体，致力于揭示物理世界的本质，指明开展科学研究的正确思想和方法。第一卷论述知识的价值，批判当时轻视知识的社会风气。“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itselfispower.”）这句传遍世界的箴言，就出自培根之口。当代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从另一个视角诠释此语，遂有了“知识即权力”的说法，他意在凸显知识与权力的结盟，以及两者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

    《学术推进论》第二卷将世俗的学问按照记忆、想象、理性这三种能力，划分为历史、诗歌、哲学三个领域。在论述诗歌时，他指出诗与历史的不同在于诗需要想象，因此可以杜撰或虚构人物和情节，历史记录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不可杜撰、虚构。诗需调动诗人和读者的想象力，所以能创造一个比现实更美好的世界，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培根在《新工具》中说，知识像座金字塔，根基是自然史，顶端是形而上学，中间是物理学。他认为，为了发展科学，必须扫清影响科学发展的障碍，即错误的思想习惯，以及语言不精确引发的错误观念。他把这些错误的思想观念和倾向称之为四类“偶像”，加以批判。这正是以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未能触及的问题，只有身兼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培根才能完成这一使命。

    他在书中大声疾呼归纳法和其他科学研究的方法，但在提倡归纳法时，却片面地贬低演绎法。其实，两者各有其长短，归纳法并非完美无缺，它的明显缺陷是忽视假设和突发灵感的作用。许多事实已经证明，突发灵感带来了发明创造。

    文学史家看重培根的《随笔》，史学家青睐的是他关于科学的著作和论述，因为它为英国的科学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而这一切又为今后英国的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

    当然，他想把全部科学技术和人类的所有知识进行重建的雄心壮志，虽令人钦佩，却远非凭一己之力所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