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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样一种力量，让一位84岁的老人用28年的坚持，自费十几万元为村里建起第一座书屋？“一个学校，不能没有图书馆，娃娃爱看书，终身受用！”一句平实的话语，抒发着一位用生命播撒文化种子的乡村贤达朴素的心声。在他的带动下，5000人的村庄走出了400位大学生。
冯强文：自费办书屋28年引导村民读好书
（陕西咸阳两寺渡村万卷书屋主人）
1986年9月1日，冯强文从咸阳城内调到两寺渡村小学任校长。那时，两寺渡小学14个班，400多名学生，18名教师，学校仅订了一份《陕西日报》、一份《咸阳报》（周三版），全校师生只在课本上转悠，此外再无别的知识来源。没有图书馆，让冯强文感到不安，“人的成长有教师引导是非常重要的，有父母的培育更必不可少，而培养学生自学、自己阅读的良好习惯才是十分关键的一条。我从1953年当小学教师，1955年在小学任领导后，从母校户县师范实践的亲身体验，好学校必须有一个极好的图书馆。学校图书馆是学生成长道路上极为宝贵的物质条件、知识宝库、无声教师”。
1987年春节，村里人都在忙着串门、拜年，冯强文却一个人闷在家里整理图书，他收藏的《小朋友》《少年文艺》《儿童时代》《儿童文学》等少儿读物有2000多册，适合初中生阅读的图书也有1000多册，连环画800多册，成人读物2000册，有了这5000本书，图书馆就有了基础。冯强文高兴极了，他自己找木料，动手把三间教室改装成图书室。春季开学时，“万卷书屋”在两寺渡小学成立。每天图书馆一开放，学生就争先恐后涌进来读书、借书。1989年，两寺渡小学迁入新址，新校有一间60平方米的教室作为专用图书室，万卷书屋日图书流通量达到空前的200多本。从两寺渡小学毕业的学生升入中学，依然利用节假日回校借书，而且常常还带上中学的好友，万卷书屋的读者从两寺渡，逐渐发展到了东南坊、过唐、大寨、留印等周围的六七个村子。借书人大增，万卷书屋的书也就非增不可。没有经费，冯强文就从自己每月52元的工资中省下8元、10元用来买书。他不仅在咸阳的新华书店买书，就连外出到延安、郑州、武汉、成都、天水等地，也都要为图书馆选购几本新书。
钱，是冯强文一元一元省下的；书，是他一本一本挑选的。对于书屋买什么、藏什么书，冯强文有着自己的原则：“我不当藏书柜，凡是我收藏的书，都自己阅读过。即使工具书字典，辞书《辞海》都一页页读过。万卷书屋中的书，没一本是‘死书’，是因为每本书都是经过思考后购入的。”
除了办图书馆，冯强文还坚持自办黑板报，用更通俗的形式科学文化知识。2012年，冯强文开通了博客，把黑板报搬上了网。
从1987年到现在，已是28年过去了，冯强文播撒下的文化种子在两寺渡发芽、开花、结果。全村五千多村民，有400多大学生，家家都有小书屋供学生读书，有十多户家藏书一书柜，有一户藏书六书柜，村上订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三十多种四百多份。两寺渡成了书香村。
冯强文说，他愿做一个文化耕夫，把万卷书屋作为农村试验田，把文化种子撒遍家乡。
四十载戎马生涯、780万字读书笔记构成了他丰满的人生；七十年热心公益、数十万元爱心善款刻画出一个高尚的灵魂。他是抗战老兵，一生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他酷爱学习，坚持读书看报，百岁仍在关心着国家和人民。他不准备给子女留一分钱，他的精神却注定让后人享用一生。
公孙萍：百岁抗战老兵的读书人生
（总参信息化部石家庄干休所离休干部）
公孙萍1915年出生，其家庭乃名门望族，父亲公孙长子是跟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老同盟会员。他的名字有来历，当年，父母为躲避迫害，逃到印尼苏门答腊岛。他在这个岛上出生，父母给他取名公孙岛。1938年，在同济大学读书的公孙岛抛弃学业，奔向延安，参加八路军，长期从事抗日宣传工作。那个年代闹革命是要掉脑袋的，他没有告诉家人，也没有告诉未婚妻。从此和未婚妻杨咏萍音讯断绝。后来，为了纪念未婚妻，他改名叫公孙萍。
公孙萍一生酷爱学习。他说：“读书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并且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先后通读了马、恩、列、斯的相关著作和《毛泽东选集》。他在阅读之余，一直坚持做读书笔记，离休以来，他的笔记有780多万字。因为爱读书，关心时事，喜欢思考问题，100岁高龄的老人仍然思维敏捷。
公孙萍认为，学习使人长智，也使人长德。学习使人明白人为什么活着，使人懂得要多做好事，多帮助他人。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1938年在八路军陕西洛川随营学校当班长时，就十分热心公益事业，带头勤俭节约，建立“班银行”，用实际行动支援抗战。在学校组织的一次建校募捐中，他不仅带头将仅有的十几元钱捐出，还将自己戴了3年多的订婚戒指捐给了组织。1980年离休后，他积极为“希望工程”献爱心，多次为贫困地区学生捐款捐物。老人在日记中写到：“我是一名战争的幸存者，想想那些牺牲的战友，我没有理由去享受，尽管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但国家人口众多，资源有限，贫困地区的孩子仍然上不起学，我应该帮助他们。”2012年10月下旬，因救山火严重烧伤的河北省井陉县固兰村女支书樊吉荣，在公孙萍捐助下,完成了第二次手术，恢复良好，并再次被村民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她逢人便说：“是老八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公孙萍出生于书香门第，是副军职离休干部，他的老伴也是一位离休干部。然而，他的生活却十分俭朴。离休34年来，他身上始终是一身旧军装，家具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购置的，房子也没装修。这些年来，他始终坚持“三不”：不买新衣服，不进饭店，不上街理发，把工资捐给不知姓名的贫困学生。1996年石家庄军分区在赞皇县革命老区建一所“八一”希望小学，他捐款500元；1997年为赈灾捐款800元，同年为修建石家庄市民心河工程捐款1000元；1998年我国发生历史上罕见的洪涝灾害，他为抗洪一次性捐款2400元；2002年在总参通信部组织的向贫困地区学生献爱心活动中捐款1000元；2002年在支援全国贫困灾区行动中他又捐款3300元。捐了多少，他从来也不记。据干休所工作人员不完全统计，他近年捐款累计达三十余万元。早在18年前，他就立下遗嘱：“在百年之后，自愿献出所有存款作为党费全部上交给党组织，将自己的遗体无偿捐献给医学事业。”他对子女说：我没有什么留给你们，希望你们依靠自己的努力立足于社会。
一个人的力量很小，也可以很大。他来自新疆，他热爱自己的故乡，当家乡被人误解的时候，一种力量在猛烈撞击他的内心，他用镜头记录下真实的新疆人的模样，他写书出书向世界讲述真实的新疆。简单真实的镜头和书写中传递出一种沉静且直接的力量，在一个充满正能量的社会里，一个人的力量会被不断放大增强。
库尔班江·赛买提：创作《我从新疆来》传播正能量
（新疆和田人，《我从新疆来》作者）
库尔班江·赛买提1982年出生于新疆和田，17岁那年爱上了摄影，2005年3月开始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摄影系当旁听生。2007年完成处女作纪录片《喀拉古塔格日记》，并获得“第二届全国大学生影像节最佳纪录片奖”“传媒影像力首都高校影像大赛最佳纪录片奖”。同年，传媒大学破例给他这个旁听生颁发了学位证书。
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库尔班江成为了一名纪录片工作者，正式成为了“北漂”大军中的一员。刚步入社会的时候，库尔班江在北京租房时有过不愉快的经历，有次他租完房子以后，被告知因为他是新疆人，房东不同意，希望他搬走，并提出付他一个月违约金，第二天库尔班江就搬走了。除此之外，在机场、酒店等地方遇到的“区别对待”，让他内心产生了一些抗议。他不理解：为什么我们都是一样的，你要用这样的方式对待我。
2009年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发生暴力恐怖事件。要拍一个新疆人在内地的情况，用影像介绍真正的维吾尔族是怎样的，用人和故事打动人的想法在库尔班江心里滋生。“我用我的生活证明着我是一个积极、乐观、开放、健康的现代维吾尔人，但我不是特例，只证明我自己没有太大意义。”他要找到和他一样的维吾尔人，讲他们的故事，展示真正的新疆人是什么样子。
从2013年12月起，他启动了《我从新疆来》的前期采访。2014年10月16日，纪实图文集《我从新疆来》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首发，立即引起各界关注。《我从新疆来》记录了100个在内地工作和生活的新疆人。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年纪和性别，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生活于中国社会的各个区域和角落，工作在各行各业，相同的是他们都来自新疆，新疆是他们无法割舍的元素。这本书让许多内地人看到了美丽的、现代的新疆，看到了一个个最真实的新疆人，看到了大家内心、情感、愿望都一样，他们热爱美、热爱和平，向往文明、富裕的生活。
库尔班江的举动赢得了许多人的赞许和支持。著名作家王蒙主动为这本书写了序言，丁磊、崔永元、白岩松、陈晓卿等人专门写了推荐语，陈坤转发了库尔班江的相关微博，并说，每个人每张图片就是一部电影。
库尔班江·赛买提多次参加新疆新闻出版局组织的公益和读书活动，他说：“我会通过我的图片故事，让大家真正去认识新疆人，他们会发现，新疆人心胸宽，包容性强，率真质朴，更能接受现实，也更努力，只要把新疆和民族身份拿掉的话，我们都是非常普通的中国公民，我们没有特殊，我们不该被贴上标签或误读。”下一步，他要拍摄公益广告，还要把《我从新疆来》拍摄成纪录片。在他看来，自己有幸成为了将这100个人介绍给大家的主持人，而“沟通”，是他从未放弃过的一件事情，无论成功不成功。
一份信念，流淌在祖孙三代人的血液中；一种希望，播撒到千百名乡亲的心头上。龙家三代人接力办公益图书室，二十九年不间断向村民免费开放，以万册藏书，把自家小院变成当地农民学知识、学技术、交流信息的好场所，变成村民们的精神家园。
龙庆先：祖孙三代接力办公益图书室
（贵州天柱县凤城镇钟鼓村“止庐图书室”管理员）
1986年，时年83岁的原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龙贤昭离休回到家乡天柱县凤城镇岩寨村。龙贤昭参加过北伐、抗日、解放战争，担任过淮北区武委会训练部长、独立团参谋长、西南服务团重庆分团行政处长、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副校长、中共黔东南州委书记处书记、贵州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顾委常委等职。他的回归，点燃了一个贫困村寨的希望，唤醒了那一方土地的春天。
龙贤昭得知家乡信息不畅，农民文化生活单调时，为圆村民的读书学习梦，他把自己多年收藏的书籍从贵阳悉数带回，并新增了一批图书，创办了“止庐图书室”，这也是黔东南州第一个村级图书室。
为办好图书室，龙贤昭每月从离休费中拿出100元，用来订阅报刊和购买新书，丰富图书室藏书。他年迈行动不便后，长子龙秉勋负责起图书室整理、开放工作。1998年9月，龙贤昭病逝后，孙子龙庆先又从父亲手中接过图书室的担子。就这样，小小的“止庐图书室”承载起一家祖孙三代的梦想。为扩大图书室的规模，龙庆先新建一层楼房，在院子里新建亭子一座，还不断购进书报充实图书室，每天免费向村民自由开放，供读者学习之用。
这个公益图书室滋润了凤城镇钟鼓村(原岩寨村)及周边村寨的莘莘学子,造就了一批农村致富带头人。龙庆先说:“我家三代人坚持办公益图书室,就是想让农民多学一些知识富起来,让学生多学些知识多出人才。”每当夜幕降临,止庐图书室便开始热闹起来。乡亲们骑着自行车、摩托车,从四面八方赶来,翻阅、借读自己喜欢的书报。读书看报的除了本村人,还有邻近的教场、团结、和平等村寨的农民。
29年来，龙家祖孙三代不断添置书报，充实图书室，收藏各类图书1万多册，在“止庐图书室”阅读的村民逾万人次，这个小小的图书室成了当地农民学知识、学技术、交流信息的好场所。村民田晓兰说：“我以前就在那儿认字的，学会了看书后，我第三年就成为了附近几十里的种植能手。”现在钟鼓村的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洋房一栋一栋的建起，村民人年均收入已达5000余元，很多人家脱了贫致了富。村民龙竹青自幼泡在图书室长大，以优异成绩考入全国名校、省级示范性高中天柱民中，并开始了文学创作之路。贵州省十大杰出青年农民杨学猛说：“我在校读书时间不长，许多知识都是在止庐图书室学到的……”
读书曾经改变了他的人生，如今变成了他的事业和生活。他虽是商人，却不失文人本色，理想主义者追梦的情怀从来就没有熄灭过，他始终保持着对书纯粹的爱，也奠定了亲手创办的书店独具特色的人文关怀精神，温暖了无数读者的心灵。
钱小华：开书店20年坚持人文特色
（南京先锋书店创始人）
初中未毕业的钱小华，曾是乡村通讯员，工作期间获得了新华社新闻一等奖、全国新闻一等奖、省一等奖，后经自学考上南京大学中文作家班，1991年毕业。他放弃了在省级机关工作的机会，下海经商。生意做不下去又开始选择开办书店，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
1996年11月，家境贫寒的钱小华借了亲戚六万块钱起家，在当时南京最繁华的太平南路圣保罗教堂对面开了家只有17平米的书店。接下来的四年里，先锋书店先后搬迁到广州路儿童医院旁、广州路12号二楼，并于2003年在新街口地铁出口处开了南京第一家地铁书店，2003年开了夫子庙店，经营面积达到2000平方米。但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先锋一路高歌，不断将先锋精神传递到南京各个角落的同时，由于经营不善，夫子庙店不幸倒闭。2004年，先锋书店东山再起，五台山旗舰店开业，经营面积近3680平方米，经营品种7万多种，并设立了1000平方米的物流配送中心。先锋书店的版图在实体书店不断萎缩的今天，仍在不断扩展，已在全国范围内拥有10家分店。
互联网兴起后，在民营实体书店普遍遭遇困境的行业背景下，先锋书店正如其名，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在2008年就开始从单纯贩售图书转向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建立了自己的创意团队，形成研发、设计、制作、生产和推广一体化的产业链。书店中常常举办一些讲座活动，有一个小型咖啡馆供客人休息和聊天。有个展区专门展出设计精美的图书，还有一个出售南京本地人创作的创意产品的区域。对于那些只读不买的读者，先锋书店并不排斥。
先锋书店多年来坚持深耕阅读，坚持“好书总在先锋书店”的读书理念，做人文、社科、艺术类最强的图书。“好的书店要跟世俗化的商业做顽强的抵抗，必须抵制住世俗化的诱惑，向着真理前进，这才是交给一个时代的完美的答卷。先锋在这么多年来坚持在选书上一脉相承的理念，坚持走人文化的路线，不做教科书或者政治读本，尽管这样更赚钱。”钱小华说。至今，他仍保持良好的阅读习惯，坚持早上看2小时小说再工作，下午专攻文史哲。他常在先锋书店里转悠，与人交谈，为读书人推荐他认为适合的书籍。他最喜欢逛的就是书店，曾到台湾跑了100家书店，到美国跑过43家书店，到英国跑过36家书店，从人家身上汲取营养。
钱小华认为，一个好的书店必须富有人文精神，提供阅读空间、阅读视野和有营养的读物给读者。他希望这里是有“先锋精神”的地方，让阅读成为一种信仰，让先锋书店成为阅读者的天堂。
先锋书店2006年被评为“南京城市名片”，“南京市民‘我最喜爱的书店’”，2009年被评为“中国最美书店”，引发海内外媒体关注。
寒门出身志且坚，自学成才冠三军。他入伍只有初中文化，依靠勤奋自学，通读上百部通信专业书籍，成长为军中“光端妙手”，屡屡担当重任，多次圆满完成任务，不仅令同行高手啧啧称奇，也被广州军区表彰为“十大学习成才标兵”，写就了属于自己的“士兵突击”。
汪建国：从初中文化到“光端妙手”的“士兵突击”
（广州军区某通信团网管办士官）
汪建国当兵27载，经历从明线载波到地缆载波、再到光纤通信等军事通信数代变革；入伍只有初中文化，如今却被人称为“光端妙手”，肩扛士兵最高军衔——一级军士长。荣获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二等奖、一等奖，1次荣立二等功、4次荣立三等功，被广州军区表彰为“十大学习成才标兵”。
入伍之初，汪建国的梦想是学一门技术，退伍后回乡好找工作。新兵下连后，他被分配到深山里的一个仓库当保管员。一次，他听说团里要进行通信业务培训，就向仓库领导请了假，步行10多公里钻出山沟，找到作训股长介绍自己的情况。作训股长被他的执著打动，将他安排在载波专业骨干培训班。
在培训中，汪建国的梦想逐渐演变成争当“通信尖兵”。为了圆梦，他上课认真听留心记，晚上常常学习到深夜。培训班结束，汪建国转行成了一名通信兵。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他刻苦学习的劲头依然不减，很快成了技术骨干。
有一次，驻守西沙群岛的海军某部，首次开通海底光缆。为检验“海缆”工程质量，总部通知广州军区：派一名“光端专家”前去，从技术层面全程负责“海缆”检测验收。数百公里的“海缆”，全部沿着海底大陆架自然呈放。技术检测只能从“海缆”两端着手，提取任何中间部位，都无异于“大海捞针”。这种前所未有的检测，对任何经验丰富的专家来说，都是严峻考验。
谁能堪此重任？总部的领导惊呆了：广州军区送来的“光端专家”，竟然是一名士官！
在大家疑惑的目光里，汪建国仅用一个星期，便完成1000余组数据的检测，呈交了厚达40多页的检测报告。报告情况分析透彻，论述有理有据，还给出了十余条极具价值的建议。
2012年3月，部队通信工程建设进入“攻坚期”，上级要求在28天内将5个地面通信台站全部转入地下。其时，团里网管办工程师已转业，光端技术指导缺乏领头人。此情此景，令汪建国心急如焚。团里公开竞岗，汪建国挺身而出，与5名拥有硕士学位的干部同台竞争。结果，理论、操作、维护考核他一路领先。已届不惑的汪建国比小伙子还拼命。白天忙设备拆装，晚上抓设备调试。20多天时间里，辗转两千余公里，安装调试设备百余台，标记标绘的各类通信图纸上千张，如期圆满完成任务。
近年来，为赶上通信技术革命的快捷步伐，汪建国自学《数字传输原理》《SDH原理与技术》等60余本通信专业书籍，达到了一名硕士研究生的学习量。部队配发的某型传输分析仪，数百万的身价、纯英文操作界面，让人望而却步。汪建国迎难而上，挑灯夜读，恶补《通信工程英语》。如今，这套“宝贝疙瘩”成了他形影不离的亲密“战友”。
汪建国还通过自学钻研，熟练掌握了30多套国内外通信传输设备的安装、调试和维修技能，一举考取“光网络高级工程师”这个极富含金量的业内资格证，令同行高手啧啧称奇。
“肥地里得有苗，书桌上得有书。”听了父亲的话，21岁的她接过父亲的背篓，从此踏上送书路。自己爱读书，也把这种热爱传递下去。28年里，她把一百多万册图书扛进深山。在那片群山里，有18万学生读着她送去的书成长起来。她把图书送进深山，也把梦想植入乡土。
徐白惠：弱女子28年扛百万本图书进深山
（重庆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清溪镇新华书店营业员）
徐白惠从小就看着身为新华书店工作人员的父亲送书到清溪镇的各个角落，不要人家一分钱。当时的她不明白为什么送书这么辛苦，可父亲每次回来却要高兴好几天。
21岁那年,徐白惠为了帮助父亲，第一次背起背篼，独立将书送往一所小学。赶到目的地时，天已经黑了。黑黝黝的山里路，让徐白惠感到孤独和恐惧，可当疲惫的她走进教室时，眼前的景象让她惊呆了——为了等她，孩子们整整齐齐地端坐在座位上，一双双渴望的眼睛注视着她。当她把书搬到讲台上，教室里响起了孩子们的欢呼声。这次送书让徐白惠明白，“付出的是劳动，收获的是快乐”。父亲退休后，徐白惠接过了送书的任务，一走就是28年。摩托车、货车、公交车、肩扛等等，就是用这些方式，徐白惠将近百万本图书送到重庆秀山清溪镇的18万名学生手里。就像自己当年无法理解父亲一样，也有人无法理解徐白惠，甚至叫她“冤大头”，但她并不介意，嘿嘿一笑说，“你不背起背篓送一趟书，还真无法体会这种快乐”。
7年前的一个隆冬，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隔断了通往清溪镇大坳小学的道路，芩龙小学校长程祖友只能步行去该校办事。走到半路，突然发现前方有个“雪人”。“远远看去，头发、身上全是白的，背上背着东西，一动不动。”他快步走到“雪人”面前，仔细端详，竟然是徐白惠。程祖友赶紧将冻僵的她背到路旁，用了大约半个小时，才将她身上的白雪清理干净，并拦下一辆过路的货车，将她送到医院。“医生说，再晚来20分钟，就没得救了。白慧送书太不容易了。”
每年9月，新学期一开始，徐白惠的书店就热闹起来。因为在居民眼里，徐白惠不仅是营业员、送书人，更是精神粮食的供应者，而书店，则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居民们一有空，就喜欢到我这里来看书。”徐白惠说，碰见书店没有的书，大家就会把书名写在单子上，等她去县城时，就会照单子将新书带回来。读者李常德对她和书店赞不绝口，“我们这里地方偏，经理、营业员都由她一个人担任。为让我们平常能多看书，平常这里都会开门，哪怕是大年初一”。送书、卖书、整理书店……徐白惠很享受这样忙碌的日子。她唯一觉得对不住的，就是儿子石金方。店里的常客都知道，“不送书时，白慧都在店里，根本没时间陪家人”。偶尔，儿子会忍不住问她：“妈，你就不觉得累吗？”这时，徐白惠脑海里总会浮现出28年前，自己也曾问过父亲类似的问题。父亲的话，也是她对儿子的回答——“肥地里得有苗，书桌上得有书。你送的哪里只是书，你是把梦想植入乡土。”
书籍让他超越了苦寒的生活，书籍让他体会到文化的芬芳，书籍让他触摸到灵魂的高贵，书籍让他寻找到精神的同道，书籍让他从放牛娃变成了作家，书籍让他跻身山西省十大藏书家。他借书、买书、读书、写书、出书、藏书，他的生命离不开书，书籍使他变成一个幸福的人。
杨栋：从放牛娃到作家
（山西沁源《沁源报》总编辑）
杨栋小时候是山西省沁源山区一个“放牛娃”，喜爱读书，家里没书，常和村里人家借书，也受了不少委屈。因家境贫困买不起书，一次为读一本《沫若文集》，心甘情愿帮一位老太太推了两三天磨，几天的劳累，感动了这位老人，终将这本书两元钱卖给了他。
杨栋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村子在山沟沟里，名梨和村，古时的村名叫梨花村。杨栋在山上放牛时抽空读书读书、写诗、画画、出黑板报，还因为在村里组织“梨花诗社”，编写《梨花诗刊》，被县文化馆宣传为“新生事物”。杨栋坚持买书、读书、藏书，几十年来，家中收藏各类书刊一万余册，其中有孙犁、张中行、邓云乡、丁聪、贾平凹、舒婷、肖复兴等名家签名本、毛边本200余册。藏书对杨栋汲取知识营养、进行业余创作及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读书、写作成为生活常态，他每年在全国发表散文一百多篇、漫画一百多幅，在许多报刊上开辟过专栏，反响都不错。他撰写的30万字的《梨花村日记》，在全国新闻界、读书界都产生了影响。杨栋曾获山西青年散文大赛一等奖、山西“读书状元”奖、山西“优秀总编”奖、山西省优秀文联工作者奖。这一系列亮丽的光环都是其藏书、爱书、读书、用书的结晶。
随着阅读视野的开拓，他对中外名著有了广泛的兴趣，无论散文、小说、诗歌、评论，都在涉猎的范围之内。一面不知疲倦地阅读，一面广泛与一些名家联系、学习和通信。杨栋前后与柯灵、黄裳、钟叔河、张中行、邓云乡、姜德明等名家建立了通讯关系，从中获益匪浅。他更迷读书，也迷上收藏名家的书。
大量的藏书、读书还为他在本县培养文学爱好者和新闻工作者等方面开辟了广阔的视野。在他的培养下，该县一大批文学爱好者和新闻工作者脱颖而出，他们的作品屡屡出现在全国的各类报刊上。到县文联工作后，在县委和宣传部的支持下，他组建起了13大群众文艺工作者协会，主编的《太岳风情录》一书获得了扬州国际笔会“中山图书奖”。
1973年写出第一首诗歌起，杨栋坚持业余创作40多年，创作出版了60多种文艺书籍，成了中国作协会员。“可以说，是读书改变了我的命运，我的梨花楼（藏书楼），已成了我的精神栖息地，我的小小天一阁。”他还将自己的复本书和自己的著作无偿捐赠给一些图书馆、图书室，总量近两千册。另外一些在校学生、业余作者还常来借阅。对外地一些读者也有求必应、满足他们读书的渴望。
杨栋以“梨花村藏书楼”为阵地，宣传和弘扬藏书、读书、用书的书文化，为营造“书香社会”继续努力，为家乡的文化建设奉献。杨栋本人曾被评为山西省十大藏书家，其家庭2000年被文化部评为“百优读书家庭”。
购书、读书、藏书是他一生最大的乐事。八十多年的人生，他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成长与强大，他爱读书，也爱祖国，他说书籍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读书是为祖国而学、为中国梦而学。他选择在晚年把大部分藏书捐赠给图书馆，让滋养了自己的文化精华，继续滋养更多的年轻人。
杨庆祥：70年读书记，70年中国历史的印记
（藏书家，原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杨庆祥出生于1934年，11岁参加八路军，革命、工作之余，惟以购书、读书、藏书为乐事。他70年的收书、读书记，也是70年中国历史的印记。
1948年，杨庆祥跟随部队进入刚刚解放了的吉林市，头一次大开眼界，知道世上有书如海。出于求知欲望心切，他萌生了买书念头，借钱买下了一套黄板纸线装的《永乐大典》，500本书，堆满斗室。从此以后，他一有工夫就到旧书市淘书，陆续买到很多好书，包括《史记》《古文观止》《周易全解》、段注《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书。
杨庆祥最初买书和读书，是实打实的为了识字和练字，尽快脱盲，以适应工作的需要。1949年共和国成立前夕，他被评为省直机关学习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同年12月入党。站在新的起点上，他继续向文化知识进军，进入工农速成中学，三年读完初、高中全部课程。高中毕业时，语文、俄文、政治、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植物全部考取100分，成为吉林省和东北人民政府通令嘉奖的“三好学生”。
1956年到1985年，杨庆祥担任吉林日报社记者，共29年。这构成了他读书学习的第二个高潮。“反右”与文革期间，在高强度的劳动条件下，他学习不辍，每天晚上挤出一小时读政治书籍。
1985年，杨庆祥从一名小记者，擢升为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一年后改任省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五年后，转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省人事厅厅长。条件改善了，他开始购置大量近现代书籍。1993年1月，杨庆祥被选任为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他拿出三个房间藏书。两年后，他凭借藏书20000册被评为“吉林省十大藏书家”。2004年春，杨庆祥本着“书不专私，把个人藏书变为公共文化资源，未尝不是好事”的初衷，捐出100柜藏书，以“敬贤书斋”为名，整体入藏长春市馆。
退休后，杨庆祥每天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一边看书一边作读书卡片，20年来，作了一万张卡片，其中仅历史方面的就有1000张，人学方面的700多张。步入古稀之年后，他正式出版了小说、电视剧、散文、诗歌、法学专著共18部，差不多每年就有一部新书面世。此外还写了一百多篇小文章。在80岁生日前夕，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批准他为会员。2001年，杨庆祥再次当选长春市“十大藏书家”。
杨庆祥说，他是受益于书的，每本书都是他的朋友、每本书都是他的老师。一个人只要读起书来，就会感到自己非常渺小。他勉励年轻人，读书是为祖国而学、为中国梦而学。
贫寒的家境注定让人多经历挫折，18岁的她含泪撕掉大学录取通知书，只身前往深圳打工。梦想不灭，奋斗不息，终会赢得人生的精彩。她靠不间断地读书，一路从大专、本科再读到硕士研究生，从最初的生产一线女工，到公司的人事干部，最后到深圳市青年社会组织联合会，当选全国劳模。
张春丽：打工妹读书“逆袭”人生
（深圳市青年社会组织联合会职工）
张春丽家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的农村，家里有5个孩子，她是老大。2004年，因为没钱读书，18岁的她撕掉了江西师大的录取通知书，只身前往深圳打工，成为一家电子公司流水线上的女工。在深圳安顿下来之后，张春丽第一件事就是到公司附近八卦岭的一家培训机构，详细询问成人高考有关情况，她要在深圳再圆自己的大学梦。
2005年9月，她参加了广东省成人高考，并顺利考入深圳大学英语专业大专班，从此开始了“白天上班、晚上上学”的生活。为了读书，张春丽只能拼命工作挣钱，每个月的计件工作量都排在前列。基本生活开支外，她把剩下的工资全部寄给家里，供弟弟上学用。在张春丽的影响和支持下，其弟也考上了清华大学。正是看到她这种努力，公司把张春丽调到了人事部门。过了没多久，人事部门经理辞职了，负责全公司七百多人工资袋的重担便落到了张春丽的手中。2008年，新的劳动法出台，公司的薪酬制度也面临着全新的改革，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差事，涉及钱的问题，上到领导，下到基层员工，都非常敏感。张春丽连续工作加班足足两个月，才终于制定了一份全员满意的薪酬制度方案。
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下，张春丽也没有放手学习。她顺利完成了本科学业，并继续深造读MBA。这些在一些城里的孩子看来并不是多难的事，而张春丽却要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辛苦和汗水。平时工作中，张春丽也特别留意90后年轻员工，与他们分享学习经历，鼓励他们多学知识、多学技术，凭真本领、硬功夫改变命运。在她的影响下，公司员工日渐形成主动求学的风气。公司主动参加自考或各种知识培训的员工就有30余人，“这也是我一直坚持把书读下去的原因，不但自己学习，还能影响身边的人，感觉自己肩上更多一份责任”。
一路从大专、本科再读到硕士研究生；从最初的生产一线女工，到公司的前台，再到公司的人事干部，最后又到深圳市青年社会组织联合会，期间每一步,都离不开读书。张春丽以自己的努力，赢得了人生的精彩。她曾经连续3年被公司评为“优秀员工”；2008年被授予广东省“优秀农民工”荣誉称号；2009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在所有获奖者中，她是最年轻的一个；2010年，又被选为第十一届中华全国青联委员，广东省人大代表。她还曾被评为深圳“十大读书成才职工”，奖励是500块钱的购书卡，她当即带上同样爱读书的小姐妹来到书店，“随便你挑，送你一本”。如今的张春丽已经在深圳结了婚、买了房，正在读清华大学的EMBA，并且供出了清华金融系毕业的弟弟。 （按姓名音序排列 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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