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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报记者康慨报道 谁是意大利风头最劲的小说家？
翁贝托·埃科？亚历山德罗·巴里科？罗伯托·卡拉索？罗伯托·萨维亚诺？
恐怕都不是。
是“埃莱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
谁是埃莱娜·费兰特？没人知道。
此人从不露面，只接受极为有限的书面采访，甚至没人清楚她（我们姑且在此使用“她”）是男是女，更不用说弄一枚她的玉照，一窥她的芳容了。
但她正在赢得世界性的盛誉。今年9月，随着“才华横溢的朋友”四部曲最后一部的英译本出版，费兰特又一次成为文坛热烈讨论的对象，甚至在推特上也有了相关的话题标签#ferrantefever——费兰特热。
“才华横溢的朋友”四部曲（英语市场叫“那波利系列”）由《才华横溢的朋友》（L'amica ge⁃nial,2011）、《新姓氏的故事》（Storia del nuovo cognome,2012）、《逃走的人和留下来的人的故事》（Storia di chi fugge e dichi resta,2013）和《失去的孩子的故事》（Storia della bambina perduta,2014）组成，借那波利市政厅门房的女儿、现已适居北方都市的作家埃莱娜·“莱努”·格雷科之口，叙述她与闺中密友、鞋匠女儿拉法埃拉·“莉拉”·切鲁洛一生的故事。
小说以一次不留任何踪迹的出走开始倒叙：
今天早晨里诺来电话。我以为他又想要钱，所以准备说不。但那不是他打电话的理由，理由是他母亲不见了。
“什么时候的事？”“两个星期以前。”
“可你现在才给我打电话？”
一生从未离开过那波利的莉拉不辞而别，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同时抹掉了她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的一切痕迹：衣服、鞋子、书、照片、电脑，甚至老式的电脑软盘，统统没有了。
莉拉照例行事过分，我想。她大大地拓展了痕迹的概念。她不仅想让自己消失，现在，在六十六岁这个年纪，她还想把身后的整个生活一举清除。
我很生气。
这一次看谁能赢，我对自己说。我打开电脑就开始写——我们故事的所有细节，我记忆里依然存留的一切。
（转译自安·戈尔茨坦的英译本）
于是，埃莱娜·费兰特写出了构成小说第一部《才华横溢的朋友》的主干——“童年：唐·阿奇列的故事”和“青少年：鞋子的故事”，以及四部曲的后三部，以高度现实主义的朴素叙事、简洁明快的文笔和无尽的细节，描写埃莱娜和莉拉之间不无嫉妒的女性友谊，各自的教育、爱情、性、婚姻、生育，兼及殴打、行刺、谋杀、背叛、婚内强奸、自残、出走和反抗，并将埃莱娜成功的作家事业与莉拉曲折的人生——女青年破碎的文学梦想、香肠工厂里的艰辛工作、充满暴力的家庭生活、那波利黑帮的权力斗争，乃至意大利半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变化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相对照，从容不迫地刻画与开掘聪慧女性的内心世界。
费兰特小说中的女性主义因素是不言自明的，但并非所有评论家都能看出她作品的现代性——如果不是先锋意义的话。
利迪娅·哈斯（Lidija Haas）9月9日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刊文指出：“尽管有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复兴的种种特征，但这一系列只有在后现代主义之后、系统小说（systems novel）之后才能写出。”
英语世界对费兰特的推崇始于众多文坛名流的大力举荐。
“《才华横溢的朋友》是一部庞大、迷人、亲切的教育小说。”英国文学评论家詹姆斯·伍德说。
“那波利系列小说是无条件的杰作。”生于伦敦、久居意大利罗马、通意大利语的西孟加拉裔美国作家、普利策小说奖得主茱帕·拉希里说，“我在一种沉浸的状态中读完了其中的全部作品；我完全被迷住了。我什么都不想做，只愿［在书中］追随莉拉和莱努的生活。”
1991年，在处女作《险恶的爱情》（L'amore molesto）出版前，费兰特便就不搞宣传一事致信她的编辑桑德拉·奥佐拉。“我为这个长篇故事做的已经足够多了：我写出了它。”她说，“如果这本书有些价值，那就应该够了。我不会参加座谈会和讨论会，如果我受到邀请的话。我不会去领奖，如果我得奖的话。我不会推销这本书，尤其不会上电视，无论在意大利——应该会有这种需求——还是在国外。我将只通过书写参与，但我也将尽力把这种参与控制在极小的程度。”
拉希里对此羡慕不已。在一封致费兰特的公开信中，她写道：“您是一个能够只通过您的文字，只通过您的文学与世界沟通的作家，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如果我有同样的勇气，我也想用同样的方式去从事我的文学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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