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古籍整理出版

    今年是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陈云在主持中央财经工作、倡导和支持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方面卓有建树，他对文化教育事业也极其重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重视和支持，他发表过多次谈话，作过一系列批示，对推动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谈话和调研

    1977年5月，陈云到杭州修养。期间，他到西湖区孤山之巅的青白山居参观《四库全书》。看到历经沧桑依旧保存完整的《四库全书》，陈云说，中国古籍很多，但都是文言文，多数人特别是许多年轻人看不懂，这会影响对祖国文化遗产的继承。因此，对古籍应当进行整理，有的要断句，有的要翻译成白话文。之后的一个月内，他在几次同评弹工作者谈话和座谈时，都提到古籍整理的问题，“古书是没有标点的，真难读哩！让这些老人做些圈圈、点点的工作，做些翻译工作，翻成白话，我觉得这项工作做好了，就是对古书的研究工作做好了一半，这样就能传下来。”“过去我曾经提出，要找一些老人对那些古书进行圈点。”

    1981年4月，陈云再次到杭州，同秘书王玉清谈到要认真抓整理古籍工作的问题，系统阐述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意义、机构建制、人员配备、业务建设、工作程序、人员福利待遇等等。

    5月20日，陈云从杭州返回北京后，关于古籍的整理研究、出版等方面的调研工作随即展开。5月22日，陈云让秘书致电中华书局，了解古籍图书出版情况，并请中华书局提交一份详细材料。这次通话的记录保存在中华书局的档案里。6月11日，陈云收到了中华书局关于古籍整理情况的报告；7月9日，陈云派秘书王玉清到中华书局同几位负责人进行了古籍整理工作的专题座谈，听取意见，王玉清转达了7日的谈话情况。“（王玉清说）前天（7日）陈云同志找我去商议关于古籍整理的问题，要我和大家碰个头。在工作中遇到有些问题，我可以替你们跟有关部门联系，办下去。另外，希望中华书局找更广泛范围的同志开几次会，研究一下，先把班子组织起来，再制订出规划。他特别强调，等规划搞出来后，要把这件事当成一件大事来办，不是一般的事。”（杨牧之：《记陈云同志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巨大关怀》，《古籍整理与出版专家论古籍整理与出版》，凤凰出版社2008年）。7月2日，中华书局李侃、赵守俨召集文学、古代史、近代史、哲学编辑室负责人就制定古籍规划问题座谈，决定由各编辑室分别拟出规划草目。8月2日，中华书局找了“更广范围的同志”召开座谈，听取他们对古籍整理、今译的意见，与会专家有任继愈、王力、朱东润、谭其骧等。8月12日，邀请商务印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相关人员与中华书局各编辑室负责人就古籍今译及已拟出的规划（草案）进行座谈。8月19日，邀请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教研室阴法鲁、金开诚、裘锡圭等就培养古籍整理专门人才问题进行座谈。9月15日，中华书局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听取专家对古籍整理和今译的意见，参加座谈的有白寿彝、何兹全、赵光贤、刘乃和等。

    1981年7月14日，陈云派秘书王玉清到北京大学，同校领导、中文系教师和图书馆工作人员座谈。王玉清说，北大古典文献专业全体教师给陈云的信已向陈云报告了。“今天来就是给个回音，并进一步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陈云年谱》修订本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6月第一版）。教育部副部长周林在《纪念陈云同志九十诞辰做好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8期）对这件事做了回顾：“1981年，我还在教育部工作，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全体教师推举安平秋同志到教育部向我反映北大自1959年创办的全国唯一的古典文献专业长期停止招生的问题，要求恢复古典文献专业，并说他们已向陈云同志上书陈情，同时也向教育部和北大党委写了报告。事后，我了解到，陈云同志在北大教师上书前，已对我国的古籍整理工作发表过内部谈话，收到北大教师的上书之后，陈云同志非常重视，派他的秘书王玉清同志到北大了解情况，并与有关专业和部门的教师、干部座谈，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

    一份纲领性文件

    几次调研结束后，陈云的意见提交中共中央书记处，9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并同意陈云关于古籍整理工作的谈话要点，这个谈话要点后改写成《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以中共中央[1981]37号文件于9月17日下发全党。

    《指示》首先明确了整理古籍的重要性，“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学理工的人也要有一定的中国文化传统的知识，应当同时加强大学的文科教育，并从小学开始，就让学生读点古文。整理古籍的方式除了标点、注释、校勘还不够，还要有今译，古籍整理后，让更多的人看得懂。做好古籍整理工作，必须领导班子，班子中要有接班人，再过十年，五十岁的人可以接上去，再过二十年，四十岁的人可以成为骨干力量和领导力量。中央决定由李一氓主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工作，小组直属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要制定一个为期三十年的规划，第一个十年打基础，把古籍整理人才组织起来，像国民经济计划那样，将规划滚动起来，分期制定五年规划。保护、抢救和出版古籍孤本、善本，要想办法促成散失在国外的古籍的回归，要解决图书馆收藏古籍的安全措施。古籍整理的研究工作可依托高等院校，有条件的高校可设立古籍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古典文献专业要适当扩大规模。古籍专业人才科调到中华书局或其他专业古籍出版社，可分配他们担任古籍整理的任务。古籍整理要编制预算，在国家经济还有困难的条件下，也要拨出经费支持古籍整理事业，主要用于整理古籍和印刷古籍，同时包括解决办公室、宿舍等费用。

    《指示》最后指出：“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

    陈云的主要讲话，是建国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做的最全面系统的指示，使停顿十余年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重获生机。他对整理古籍的规划和方法等问题提出的意见体现了对祖国文化遗产和整理古籍工作的特别关心和爱护。

    督办文件精神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下发后，古籍整理研究、出版界的工作思路明确了，宏观方面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按照《指示》先确定了机构建制、制定规划等工作，人才培养也提到日程上来，资金的支持也很快到位，古籍整理的研究人员和编辑人员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

    1981年12月10日，国务院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确定小组成员为53人，另聘34人为顾问，李一氓任组长，周林、王子野任副组长，中华书局仍为规划小组办事机构。小组成员、顾问全部为当时古籍整理研究领域的一线专家、学者。规划小组工作很快启动，到了1982年，第二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到会代表有叶圣陶、夏鼐、周谷城等学者，李一氓代表古籍小组提出《关于古籍整理出版的意见》，会议就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具体范围和一般进程展开讨论：规划小组委托中华书局筹建两个印刷厂：一个为古籍影印厂，主要搞线装书，兼出平装书；一个以繁体字为主，设备先进的大型印刷厂。随后中华书局作为规划小组的办事机构，根据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上讨论的意见，对规划作了修订。

    1982年8月23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有关问题的批复》，原则上同意古籍小组制定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这个九年规划共计3119种；同意建设一个专为古籍出版服务的印刷厂；拨专款用作古籍人才培养和古籍整理出版补贴。

    1983年9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负责组织协调高校古籍整理的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周林同志担任主任，副主任由彭佩云、白寿彝、邓广铭担任。此后，全国部分省份及有关部委陆续组建古籍整理规划机构，各省市地方古籍出版社陆续成立，部分高校也相继建立了一批古籍整理研究机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在组织规划、人才培养和整理出版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中医古籍的整理出版由卫生部具体负责，1983年1月卫生部成立了中医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负责全国中医古籍整理及编辑出版工作，办公室设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办公室的成立，使古籍出版整理成为国家行政中的日常工作。此前在1982年6月，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工作座谈会即召开，初步拟定了中医古籍出版的九年规划和落实措施，并在当年7月由卫生部中医局颁布了《1982—1990年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九年内拟整理出版中医古籍686种。

    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工作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具体负责，1984年9月，国家民委成立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织、协调、指导少数民族古籍的抢救，搜集、整理、出版及研究工作。

    农业部明确农业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由中国农业出版社负责，制定了农业古籍整理出版九年选题规划（草案）。

    1982至1985年间，岳麓书社、巴蜀书社、天津古籍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等地方专业古籍出版社陆续成立，古籍图书的整理与出版力量得到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