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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明了小说中涉及的现实，有一部分是今天常识性的现实，但是我不惜再重复一遍，说明这个常识已经常识到了什么地步。
我的作品被改编，主要原因是人物形象和切入角度，制片方认可这些人物和切入现实的角度，但作品的尖锐性常常给他们制造难题。
一个家庭在困境中挣扎，会有怎样的经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全集中在作家东西的新作《篡改的命》中了。
这是东西继《耳光响亮》《后悔录》之后的第三部长篇小说。《篡改的命》的写作，对东西来说是一次全新的体验。笔下的人物从模糊到清晰，“开始像我的邻居，后来像我的亲人，最后成为我心灵里的一小块”。东西说，人物活起来之后，他们就有了自己的性格和灵魂，不再任人摆布，不再听作者的话，尽管作者下笔前有过设计，但人物有了自己的逻辑，他们会摆脱作者，走自己的路，主人公汪长尺尤其突出。他完全通过人物融入到小说里面。这时候，东西才体会到沈从文先生过去所说“贴着人物走”。
《篡改的命》
读书报：读完全书，觉得戏剧性特别强。情节曲折，但巧合也多，似乎有刻意设置的迹象。这不是你的初衷吧？要不是我阅读的误区？
东西：过去戏剧性强，情节曲折是优点，现在变成缺点了，好像“反故事”是一件特别文学的事，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流行之后，作家们就一窝蜂地开始了碎片化写作。但是，读者需要戏剧性和故事性，我们阅读的经典文学作品，故事性都很强，现在的网络写手们从来不回避故事，他们捡起上一辈作家们丢弃的武器，撒欢地写，获得亿万读者。
套一句被过度引用的句式：“我们在阅读莎士比亚的时候到底在阅读什么？”难道不是阅读他的戏剧性和故事性吗？存在主义文学大师萨特的小说《墙》，结尾就是巧合或者说偶然，但这种巧合和偶然非常震撼，新小说作家罗伯-格里耶的电影剧本《去年在马里安巴》，故事的设置就很戏剧性，这种戏剧性让我惊呆了。
戏剧性和故事性不可怕，关键看能不能恰当地使用。汪槐和汪长尺父子的命运都被篡改，这种巧合是想说明改变的艰难——多少人在重复父辈的命运而改变无门。有时候我们只注意重复，却忽略了重复是
因为什么？
读书报：阅读的过程始终很压抑。几乎没有特别光明的情节，故事总是出人预料地朝着最坏的走向。汪长尺进城打工，遇到了被拖欠工资、受伤、索赔不得、妻子小文“堕落”、被贬损被污辱等等难题，于是又把改变汪家的命运落在了孩子汪大志身上。他们为什么要改命？因为家庭贫穷，因为幻想城市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金钱。当他们对城市的幻想破灭后，汪长尺有了绝对清醒的认识，觉得通过自己的努力是改变不了命运的。
很想知道你写作的目的，是要把社会上种种矛盾和弊端全部浓缩在《篡改的命》中吗？写作的过程是否也是一种饱受折磨的过程？
东西：这个小说的主要任务是讲“篡改”，改什么？改命运。汪槐参加招工考试被人冒名顶替，然后把希望寄托在儿子汪长尺身上，不管如何努力，都没法让自己的家庭变好，所以他才决定把汪大志送给有钱人家，自己从此做个“影子父亲”。
所有的困难或者你说的社会弊端都是为这条主线服务的，也就是说如果汪长尺不艰难，他会送孩子吗？他是草根的一个代表，恰恰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代表，这样一个代表，不幸叠加了诸多困难。但他最后一送，是带着希望的，因为他觉得这样做，至少可以保证他的下一代汪大志能够幸福。父亲没指望，我也没指望了，那么就指望下一代了。
读书报：书中的这些故事是否都有原型？写作这样一部积累了多年的著作是否游刃有余？
东西：没有原型，就像鲁迅先生所说，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特别汪长尺，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但他们的所思所动，均来自我多年对生活的积累和观察。汪槐吃冷馒头的感受我有，汪长尺被贬损被污辱的感受我有。
写作者的本事，就是把自己的感受，分别放到虚构的人物身上，再由人物把自己的思想传递出来。写作的过程就像汪长尺的命运，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每克服一个困难，就仿佛看到希望。我常常怀疑没有困难的写作，生怕写得太顺，犹豫也是一种困难，因为犹豫就会面临选择。
读书报：故事很离奇，书名却很写实。是自己想的书名吗？
东西：故事离奇吗？7月中旬，有一则哥伦比亚的消息，说两个双胞胎的母亲，因医院的原因，她们分别抱错了对方的一个孩子，回到乡下的那两个孩子后来成了屠夫，留在城里的两个孩子，分别成为工程师、会计师，这就是篡改的命。
全世界都有城乡差别，都有背景好坏的差别，也有“爹”的差别，所以网络上才流行“拼爹”。到目前为止，我的书名都是自己想的。
写作观
读书报：你的作品多与影视有缘。你觉得原因何在？好像广西作家中如李冯、凡一平等都比较有影视缘。这是什么原因？
东西：我的影视缘是偶然的，像《没有语言的生活》写一聋一盲一哑三个人物，打死我都没想到会改编为影视作品，但小说发表十多年后，竟然有人把它改编成电影、电影剧，还有舞台剧。《耳光响亮》《后悔录》都改了，特别是《后悔录》，改动非常大。
我的作品被改编，主要原因是人物形象和切入角度，制片方认可这些人物和切入现实的角度，但作品的尖锐性常常给他们制造难题。
读书报：能否谈谈你的创作经历？你的写作受谁的影响较多？
东西：我先是喜欢写作，然后就开始写，加入高校文学社，诗歌和小小说在文学社的报纸和当地报纸发表，毕业后在中学当教师，一边教书一边写作，短篇小说在省级刊物发表，后来调到报社副刊工作，继续写。1992年小说上了《花城》《收获》《作家》杂志，还用了“东西”这个笔名，被文学杂志的编辑们注意，开始有约稿信。1996年，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发表于《收获》，被复刊后的《小说选刊》选刊，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这个小说获奖后，我又写了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发表于《花城》。就这样，我由作者变成了作家。
受谁的影响较多？说不清楚，凡是我阅读过的作品，都会对我造成影响，哪怕是三流的作品，也可能会影响我。我喜欢鲁迅的深刻，卡夫卡的荒诞，萨特和加缪的存在主义，福克纳的细密描写，新小说的独特，博尔赫斯的结构，马尔克斯的想象，美国垮掉一代的狂放不羁；喜欢欧美的某些电影，特别是电影的构思和细节，曾经震撼我；喜欢过沈从文和贾平凹的乡土描写，莫言的天马行空，余华和苏童的先锋；喜欢过某些话剧……
读书报：写得慢，似乎也不算多，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你能够沉潜下来“慢生活”？
东西：写多不如写好，鲁迅的小说不多，但被反复阅读，钱锺书只写了一部长篇《围城》，却一直在卖。也有写得多的大师，像巴尔扎克等作家。但我写得慢，原因是写作资源不多，不想浪费，还有就是不想给读者添累。人家好不容易起心读一部长篇小说，那就尽量不要让读者失望。
读书报：《篡改的命》完成后，好评如潮。你自己如何评价？
东西：也不全是好评，也有说不好的。说好的我认领，说差的我来单照收。有些意见，会对我写好下一部作品有益。我觉得这个小说的价值在于写了现实，甚至是常识性的现实。大家都明了小说中涉及的现实，有一部分是今天常识性的现实，但是我不惜再重复一遍，说明这个常识已经常识到了什么地步。
另外，我写了一种命运的改变，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改变，写了别人对自己的篡改，也写了自己对自己的篡改。至于缺点，正如余华所评，它是依附在优点上的，一旦把缺点删掉，优点也随之消失，比如人物困难的过度集中，比如林家柏与汪长尺的关系过于巧合等。
读书报：看完《篡改的命》，不由得会想到《第七天》和《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作家离现实生活太近，这样的写作是否有挑战？
东西：对我来说，凡是离现实太远的作品，我都缺乏创作激情。我喜欢面对现实，当然不是简单地面对。任何现实都会投射到人物的心灵，所以我写现实是从人物的心灵开始写起。汪长尺的举动，是现实投射到他心灵之后，他再做出的反应。即便是写风花雪月，但风花雪月里也要有心灵的微颤。写现实，不是写现象。写现象，那是表面，写现实则需要一种穿透的力量。
互联网
读书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上网？网络对你的生活影响大吗？你每天在网上耽搁的时间有多久？
东西：2000年左右上网，投稿使用它，看新闻也用它，看电影也用它，现在还是刷屏族，影响当然大了。忙的时候，我一天花十至三十分钟刷一下，出差或者等飞机的时候，我就会在网上花更多的时间。
读书报：你看网络小说吗？你的作品素材是否也会自网络上选取？
东西：没看过网络小说，我的创作素材大都来自生活或传统阅读，但要通过网络了解社会，难免有的想法会受网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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