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璧莲：中国经历深刻影响了我的写作

    本报讯 由于身上汇集了大量“中国元素”，任璧莲可能是出席本届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的外国作家中最受关注的。21日，任璧莲在上海展览中心，以“华裔作家在美国：我的生平与创作”为题做了演讲。

    任璧莲从父辈的经历谈起：上世纪40年代，她的父母亲辗转来到美国，本计划过几年就回国效力，却由于时局变化永远留了下来。三十余年间，他们与亲人天各一方，直到文革结束以后的1978年，才有机会回家看看。“我仍然记得父亲穿戴整齐，准备去见母亲家人的情景，他大概像所有的新女婿一样，为岳父母是否会接纳他而惴惴不安吧，而那时，他与母亲结婚已经三十年了。”

    母亲为任璧莲选择了完全美国化的教育，不教她说中文。“她保持一种超前看的心态，接受已经发生的，面向未来。”任璧莲表示，没有学中文，有时候她会感到遗憾，“但对我母亲来说，她的教育目标成功实现了”。

    奇妙的是，1980年，任璧莲得到机会来中国工作，在山东的一所采矿学校教英语。“那时的中国还非常贫穷，学校里甚至没有教学的场所，学生们只能把操场当成教室。但同学们学习很刻苦，我非常感动。我很荣幸曾帮助过他们。”任璧莲说，在那之后，她多次来到中国，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地教书，但还是第一次给她的印象最深刻。“那时，我第一次学会了一些中文词汇，比如‘想办法’这个词，我开始回想起父母常常说的一些话，揣摩品味其背后的意味。也是在那时，我对自我身份有了明确的意识和更多的思考。这段经历，对我的第一部长篇《典型的美国佬》绝对产生了重大影响。”任璧莲说。

    当记者问到她对1980年以来中国的变化怎么看，她说：“1980年我在山东教书的时候，中国还很穷。我带了一部冰箱，大家都不知道它怎么用。学校里只有一部苏联产的车，刮雨器坏了，路也不平，开在路上颠簸得很厉害。当我的先生来看望我，有无数的人来围观，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亲眼看到过一个白人。那是很有意思的经历。而今天，我在上海讲课，教室里使用的设备非常先进，有的我都不知道怎么用。当然，人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王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