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思想性才是科幻的灵魂

    江晓原是上海书展的常客，每年书展，他都会参加数场活动，有时候作为作者，有时候作为嘉宾。8月20日下午，他将携新书《江晓原科幻电影指南》出现在上海展览中心中央活动区，与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影评人毛尖等展开对谈。书展前夕，记者对他做了采访。

    问：《江晓原科幻电影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收入的都是你近年在《读书》《南方周末》《中华读书报》这类有影响的大众刊物上发表的科幻影评，对应的是，你其实已在国内高端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十余篇研究科幻的学术论文。相较而言，你认为两种文本从写作到发表哪种难度更大？

    江晓原：我个人的看法，前者难度更大。学术作为“公器”，还是存在一定之规的。一般情形下，通过一段时间的学术训练，掌握写作学术文本所要求的固有套路和标准并不是很难的事。只要质量合格，文章投稿后通过审稿，总有机会发表。但大众文本不是这样，文章好坏完全由主编个人来衡量，由他来进行判断，所以大众文本的发表其实是一件个人色彩很浓的事情。比如你所说的《读书》或《南方周末》，据我了解就很少接受自由来稿，他们通常都是约稿。而主编凭什么向某人发出约稿呢，这当然都是基于此人先前写作大众文本的表现，乃至此人的学术声誉来判断的。所以，一位刚进入学界的年轻人，完全有可能通过投稿，让他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在高端的权威学术期刊上，但通常他很难靠投稿把文章发表在《读书》或《南方周末》这样的报刊上。

    问：你在《指南》导言中谈到看科幻电影的七条理由，其中五条——了解科学技术的负面价值；建立对科学家群体的警惕意识；思考科学技术极度发展的荒诞后果；展望科学技术无限应用之下的伦理困境；围观科幻独有故事情境中对人性的严刑逼供——都和反思科学有关，这其实也就是你说的科幻作品的“思想性”。为什么如此强调“思想性”？

    江晓原：在我看来，“思想性”才是科幻的“灵魂”。当然，之前也有不少学者对科幻进行研究，他们习惯采用的一个路径是专门研究科幻的“预见功能”，就是搜集整理科幻作品中谈及的事物后来哪些变成了现实，这样的路径，很容易把科幻研究做成科普，在学术上难有创见。我列举的看科幻电影的七条理由中的第一条：想象科学技术的发展，其实是最低层次的。

    问：以“思想性”作为判断标准，《黑客帝国》和《阿凡达》获得你很高的赞誉，《盗梦空间》和《云图》在你那里获得的都是“负评”。事实上，很多人——包括我本人，对后面两部影片的观感相当不错。会不会存在这种可能，对思想性的过份强调，妨碍了你本人表达真实的观影体验？

    江晓原：不会妨碍。你所提到的《盗梦空间》，我承认它还不错，“负评”只是因为很多人把它捧得太高了。至于《云图》，观影过程中我就兴味索然，不要说思想性，它从故事到视觉都完全乏善可陈。总之，没思想并不意味着影片一无是处，但思想性是最高标准。别的电影当然也可以有思想性，但只有科幻作品才有可能呈现反思科学的独特思想性。

    问：不少搞科学研究的人士也写作科幻小说，大牌的如卡尔·萨根和霍金。但在科学史研究领域，搞科幻研究的学者却极为少见，写科幻影评的学者也很少见，在国内迄今你或许算是唯一同步进行这两项尝试的学者。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差异？

    江晓原：借用北大刘华杰教授的说法，如果搞科研和创作科幻都属于一阶活动，对应的科学史和科幻研究当然就属于二阶活动。科学家创作科幻小说，在西方其实是有着悠久传统的，比如开普勒就写过《月亮之梦》，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科幻小说的开山之作。开普勒之后，大牌的天文学家，比如19世纪法国的弗拉马里翁也创作科幻小说，你说的萨根和霍金，可以说只是继承了这一传统而已。

    而科学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并不存在科幻研究这样的传统。这可能和某种根深蒂固的偏见有关。在很多学者心目中，科幻首先是一种文学类型，很自然它就被学者从科学史研究范畴中排除出去了。在一些学者心目中，即使承认科幻和科学有关，它也只是扮演科普的角色，是为了传播科学知识，是作为科学的附庸而存在的。有了这样的偏见，搞科学史的学者当然不会把科幻作为研究对象——因为它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一种不入流的选题。

    我最初接触科幻时，并无这些偏见，后来逐渐形成“将幻想视为科学活动的一部分”的观点，科幻很自然就成了一阶活动的一部分，把它作为科学史的研究对象，就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聚焦图书：《江晓原科幻电影指南》

    活动安排：发布会

    时间：8月20日14:30-16:00

    地点：上海展览中心中心活动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