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发展中的哲学论辩

    《中华读书报》2015年1月7日刊载了黄铁军先生《人类能制造出“超级大脑”吗？》（以下简称《超级大脑》）。人类是否能够制造出“超级大脑”，问题很大，本文仅谈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发展中的哲学论辩问题。

    电脑是否能够代替人脑

    黄先生在《超级大脑》一文的开头说：

    人类能够制造出具有自主意识的“超级大脑”吗？这方面的哲学论辩已经持续上百年，再喋喋不休已经意义不大。行胜于言，对这个问题最好的回答是制造出“超级大脑”。六十多年来，计算机性能按照摩尔定律持续提升，新型微纳电子器件快速进步，越来越多的技术证象表明，仿照人类大脑结构和机理，制造出逼近乃至超越人脑的“超级大脑”，不仅在技术上是可能的，而且它的性能会远远超人脑，还很有可能会涌现出自主意识。

    黄先生还认为，技术按指数速度持续增长，“机器能否超越人类”这主要取决于技术。“按照各种预测，只需要十年左右就能见分晓”。相比之下，一百年来，关于这个问题的哲学思辨没有多大改观。黄先生说，他对制造“超级大脑”的估计，也许过于乐观，而且迎来的是天使还是魔鬼都还未可知，但踯躅不前决非上策。

    众所周知，人工智能问题的提出与论辩，是与电子计算机的产生密切相关的。现代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是194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制的ENIAC。就在那一年，阿希贝就提出“能否设计一个脑”的问题。此后，电子计算机经历了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和大规模集成电路四代发展后，进入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第五代的研制，从而出现计算机人工智能化的新阶段。由于电子计算机与人脑的某些功能存在着类比的可能性，并对后者的功能进行模拟与放大。现有的计算机基本上还是冯·诺伊曼型的，即按照冯·诺伊曼提出的EDVAC原则设计的。而人脑不完全是冯·诺伊曼型的计算机，它具有多维功能，不仅能进行数字计算，传统逻辑思维，还能进行形象思维、直觉思维、辩证思考等等。它的工作方式是自编程序、集中控制与分散控制相结合的并行处理。人脑与电脑相比较，其结构极端复杂，是由千亿个神经元组成错综复杂的神经网络，人们至今对它知之甚少，所以，电脑对人的模拟是先从功能模拟入手，收效显著。它无疑可以、而且早就已经，代替并大大超过了人脑的部分功能，这个客观事实，已经成为现代人的常识。

    但是，问题在于：电脑是否能够完全代替并超过人脑的全部功能？或者，换一种说法，人类是否能够制造出超过人脑全部功能的所谓“超级大脑”？这正是关于人工智能的所有哲学论辩的焦点和关键所在。《超级大脑》一文的作者根据现代技术发展的状况进行预测，对此持乐观的看法，当然无可厚非。笔者认为，目前就作此断言，其根据尚且不足。几十年来围绕此问题而发生的哲学论辩，也并未“过时”；即使有些看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显得过时，但从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长河来说，作为其中的必要环节，只要我们不割断历史，似乎不能说是“意义不大”。

    对于“奇点”理论，也有不同的看法

    人类能制造出“超级大脑”吗？目前两种看法，一种持存疑和否定的态度，另一种则是肯定人工智能将会超过人类智能，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在《超级大脑》一文中，黄先生在文章中的不同段落中，在讲到不同的技术进展时，都有所提示。他说，近年来，最惹人注目的是美国著名的发明家和思想家雷蒙德·库兹韦尔的“奇点”理论。在《灵魂机器的时代：当计算机超过人类智能时》《奇点临近：2045年》等书中预言：到21世纪初，地球上将出现一种足以与人类智能抗衡的新型智能，最终它将远远超过人类的智能。根据摩尔定律，他推演出电脑超越人脑的“库兹韦尔曲线”，预测到2027年，一千美元可以买到超越一个人（脑力）的电脑，到2050年，一千美元可以买到超过全部人类大脑的计算机。他还预测了机器智能赶超人类智能之各个方面后发展的下一阶段：人类与机器的联合，即嵌入我们大脑的知识和技巧，将与我们创造的容量更大、速度更快、知识分享能力更强的智能相结合。这种融合便是奇点的本质。根据这个预测，黄先生无比乐观地写道：“在‘奇点’到来之际，机器将自我完善，超越人类，从而开启一个新的时代。”此外，史蒂芬·霍金、比尔·盖茨等著名人士对人工智能发展前景表示担忧，都发出了警告：如果智能机器缺乏监管，人类将迎来一个黑暗的未来。

    但是，对于是否存在奇点的问题，国内外的学术界和产业界存在着完全不同的观点。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员、中国计算机学会副秘书长陈熙霖先生认为，机器智能很难超越人类，也许更像永远处在逼近的过程中。如果仅仅是从记忆能力上看，或者计算能力上看，今天的计算机已经远远把人的能力甩在后面了。但是，从人类的智力活动的整体而言，它包括了记忆、联想、归纳、演绎、判断、思考、顿悟、甚至做梦等诸多内容，而且智力还与情感、意志有关。从这个意义上看，机器智能很难超越人类。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吴甘沙表示相信奇点，但采用一种预测的态度而非预报，言之凿凿说2027或2045年有点不合适。美国《华尔街日报》曾发表题为《人工智能不是威胁——现在还不是》等相关文章。这些文章肯定了过去几十年里，计算机在许多事情上表现“都有长足的进步”，但“为什么要把未来的幽灵说成即将到来的恶魔呢？”由此可见，“奇点”理论并没有形成科学技术界和产业界的共识。

    从《中华读书报》4月8日刊载的《超级智能：路线图、危险性与应对策略》一文所披露的情况得知。刚刚结束的博鳌亚洲论坛分论坛上，五位世界顶尖人工智能研究者均持谨慎乐观态度，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计算模式能够产生情感”。几位研究者的观点比较类似：“人工智能刚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远不够先进。”该文还写道：“目前我们看到的人工智能只是嵌入式的人工智能，就是有一些算法可以模拟人脑的部分的功能，比如对于语言、翻译，还有对于语音、图像的识别，这些都是非常基础性的。而要让机器能够自主决策，需要有更深层的研究，了解人脑的构造。甚至，我们还没有进入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仅仅是在人机交互的初期，现在所谓的机器人‘意识’，其实都是基于大数据基上的分析预判，是通过各种复杂体系和算法后得出的最合理选择。”

    倡导哲学与科学的联盟，实现哲学与科学的对话

    这里，实际上有一个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如何看待哲学论辩的问题。平心而论，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伴随有这样那样的哲学论辩，这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人工智能事业发展的几十年过程中，重大争论如影随形，从未停止。除了有逻辑学派与心理学派、符号加工假说与联接主义之争以外，还有计算机是否能够表达语言的争论。当然最尖锐、最关键的莫过于“人工智能能够超过人类智能”之论辩。在诸多的争论里，有的是属于科学技术范畴的，有的则是涉及哲学原则了。

    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冷静地探究这种论辩产生的原因，实事求是地分析不同观点是非得失，遵循“百家争鸣”的方针来探讨有关问题。

    在前面提到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和若干争论问题》一文中，数学家林建祥先生所举出的德雷弗斯，是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德雷弗斯是一位对人工智能持怀疑态度、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在他写的《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极限》中，虽然他对计算机功能的预言做出尖刻的讽刺，后来被技术的发展所纠正，但他也做出了科学的分析，使人冷静地看到计算机的局限，推动人们去寻找解决技术难题的办法。根据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事情，林建祥先生说了这样的一段话：

    计算机的实践经常提出非常深入的哲学问题，必然能丰富哲学的思维。而哲学问题的切实讨论，也定会对计算机的应用发展研究，提供正确的方向。

    这里，就涉及到科学家与哲学家的联盟问题了。人们通常认为，关于哲学家和科学家建立联盟的主张是列宁最早提出的。其实，早在18世纪，法国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狄德罗(D.Dideror，1713～1784)就已经明确地提出来了。狄德罗在《对自然的解释》（1753年）一书中写道：

    有一些，在我看来是有很多仪器而很少观念的；另一些则有很多观念而根本没有仪器。真理的利益将要求那些思考的人终于肯和那些行动的人结合起来，以便使思辨的人免得从事运动；使操作的人在他所从事的无限运动中有一个目标；使我们的一切努力彼此联合起来并且同时被导向对付自然的抵抗；以及使得在这种哲学的联盟中，每人都充当一个适合于他的角色。

    很明显，狄德罗在这里所说的那些“没有仪器”的“思考的人”，指的就是哲学家；而那些“很少观念”而又有“很多仪器”的“操作的人”，指的就是自然科学家。他在这里已经十分明确地使用了“联合起来”，“哲学的联盟”这样的提法了。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强调的是哲学理论家和自然科学家之间在知识上、学术研究上的“相互补偿”。他说：

    正如今天的自然科学家，不论自己愿意与否，都不可抗拒地被迫注意理论的一般结论一样，每个研究理论问题的人，也同样不可抗拒地被迫接受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在这里发生某种的相互补偿。如果理论家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是半通，那末今天的自然科学家在理论的领域中，在直到现在被称为哲学的领域中，事实上也同样是半通。

    1971年，美国曾经召开了“人工智能的可能性与局限性”的讨论会，会议曾经向全国科学基金会提出了一份总结性的建议书，其中指出，“这个问题的特点是，哲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们都对同一问题进行过讨论，但这两组人员之间都没有重大的交往”。（《外国自然科哲学摘译》，1976年第2期）这个状况非常值得深思。当人类文明处于早期，古代的哲学和自然科学还汇合在一起的时候，当然不存在两者的联盟问题。但到了近代，在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去并独立起来时，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联盟问题，就具有现实性，并显得十分重要，而且，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这种联盟关系就愈来愈加重要。今天，现代科学正朝着整体化的方向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渗透的趋势不断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消除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对立，在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包括管理科学家）之间，建立密切协作的联盟，取长补短，相互学习，共同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