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情愿成为铺路石”

    7月8日下午，听到曾国屏突发心梗离世的噩耗，真的不敢相信。当多方确证这是真的之后，心里很想像他常常发火一样，也骂骂他：“你怎么就这么玩命，看真把命玩没了吧？！”可几天来，想着和他交往的点点滴滴，想着我们一起为学科建设奋斗的那些日日夜夜，想着我们如何把清华大学的STS事业推向新的高峰，他的殚精竭虑，他的果断，他为学科建设跑上跑下的辛劳，他的真情流露、机智和率真个性，都一一浮上心头。

    曾国屏是一个看上去粗、直性子，其实用心很专、很细的人，是一个善于把握机会的有眼光的领导型学者。在北师大，他是比我低一届的研究生师弟，但是年龄又长我一岁。我早毕业一年回了家乡，他晚毕业一年留在了母校。

    学术上，他协助导师在译介和研究自组织和系统哲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且有自己独到的研究。我们的导师沈小峰教授是最早译介和研究普里戈金的耗散结构理论的学者之一，在自然辩证法的传统中试图以新的自然科学的革命性突破，改写自然辩证法老的范畴，补充、丰富和发展自然辩证法。这在文革刚刚结束，拨乱反正的年代是一项重要的工作。随着研究的发展，曾国屏很快就进入老师研究的领域，并且开始进一步译介艾根的《超循环论》、詹奇的《自组织的宇宙》（我也参与译介），很快推进了导师和中国的自组织哲学研究（1992年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我们与导师合作的《自组织的哲学》是一个标志）。在调入清华后，他继承了系统哲学的传统，与当时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的老所长魏宏森教授合作，完成了《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1995），对系统科学哲学的研究进行整理、完善，形成了完整的系统科学哲学体系。

    他早年对于系统和自组织哲学做出过重要贡献，他的《自组织的自然观》获得过北京市社科一等奖；而后，他把这种系统思想运用于国家，抓住机遇，迅速跟上国际研究前沿，他和李正风等同事对于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也走在了学界前列；后来，他身处清华这样一个以工科为主的学校，看到自然辩证法领域，仍然有两个缺项，那就是：1，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Scienceand Technology Studies），他称之为“科学技术学”，他曾经大力提倡自然辩证法界应该把“科学技术学”发展起来，并且力主清华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所要坚持这个方向；2，“产业哲学”，他是研究产业哲学的发起人；到清华深圳研究生院工作后，他又把大量精力投入到与深圳社会建设相关的各种课题之中。另外，他还特别关注中国的科学传播研究，写作了大量研究文章，培养了几个不错的硕士博士。另外，他对译介国外重要学术著作也非常重视。属于他亲自译介名下的就可以开列一个长长的目录，如《超循环论》《真科学》《复杂性思维》《复杂性与后现代主义》以及还未出版的《科学技术论》（第三版）等等，为中国哲学和文化界做出了卓越贡献。

    他的学术方向看上去似乎有些杂。他有一次也调侃自己没有方向，是个杂家。但是仔细想想这个杂家的背后，却是有原因的。他的思维飞快，能够经常发现好的问题，好的点子，说话也是经常跳跃性的，以至于新来的学生常常不能适应他这种快节奏的思维和变化。一个研究所需要这样的能够快速发现战机的帅才。特别是，他常常把发现了的好思想、点子和机会，转移给他的同事、学生和朋友，他从不避讳谈他的“新发现”：课堂上、答辩中或交谈里。所以，我在他的帮助下找到了从自组织哲学转向复杂性哲学的发展路径，进而又在学界的批评中，在他的帮助下，找到了科学实践哲学作为第二次学术转向的方向，并且坚持至今；李正风教授也是在他的帮助下从系统哲学转向国家创新系统，进而进入科技政策研究领域，成长为中国科技政策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曾国屏就是这样一位领军人物，一位杂家式的学者，他一次次地把他发现可以成为研究富矿的领域让给别人，让别人成为专家，而自己给别人留下了不断转向的印象。为研究所的发展，为中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研究发展，他情愿成为铺路石。

    领导能力上，他对于学术政治和组织，有着异乎常人的敏锐和意识。到清华不久，他很快就成为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的掌门人。1996年，我随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访日归来，他萌生了调我入职清华的念头。1996年没有调成，转眼到了1999年，他开始在清华发展文科、复兴文科之际，抓住机遇，鼓劲地想法开始调我加盟清华。那时几乎是每天一个电话，而且经常是深夜打来，锲而不舍地做我的思想工作，又锲而不舍地讲他调我的进展，给我出主意，如何可以调入清华。我是一个蒙古族学者，之所以当时没有留在北师大，一是当时北师大留人的条件差，二是心中总有点想为家乡做贡献的心情在起作用。说实话，我在调动过程中，时常退缩，是他鼓励加“利诱”，不断鞭策我前行。来到清华，他为我争取各种待遇，算了一下，在他主持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工作期间，全所有十几位教师调入，这都是他上上下下不断找学院、学校人事处和主管校长，跑破几双鞋，磨了多少嘴皮才换来的结果。正是由于把清华大学的STS所的组织力量搞上去了，我们所面临的许多事情都很快迎刃而解。对于清华STS所的发展，他功不可没。这是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的。

    从他把我调入清华，我们共事十数年，他的秉性为人，他的鲜明特质，甚至他的口头语，我和其他同事都极为熟悉。他和所里的其他同事也常常争论，但都是为学术、为学生、为工作；正是因为如此，造就了全所和谐、相互合作的气氛和局面。现在他突然走了，走廊里再也听不到他爽朗的大笑，和带着贵州方言的“普通话”痛快大声地“骂人”了。全所老师里，几乎没有谁不被他“骂”过，可是在他离世后从北京到深圳去与他作最后道别的老师里，我们全所15名教师中除了出国、在外地开学术会议的，实在脱不开身的，几乎全部到场，足见老曾为人被认可的程度。朋友里，我们失去了一个老大哥，师门里我失去了一个好师弟。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界和科技与社会研究领域失去了一位可以信赖的、没有私心的领军人物，这让我们扼腕痛惜。

    国屏一路走好，在天堂里，停下来听听天籁之音，高兴了唱首“大花轿”，该适时地休息休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