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与中国思想史研究

    中国思想史研究，尤其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一直是《文史哲》杂志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方面的部分成果体现在《儒学：历史、思想与信仰》纪念专辑中。哲学是文化的核心。一个民族的哲学思想在民族文化的多层次体系中实居于主导地位。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文化第一次繁荣发展的时代，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在哲学上最有影响的是儒、道、墨三家。儒家长于伦理，奠定了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基础。儒家思想是中国西汉中期至明清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五四”运动前后和所谓“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些论者认为儒家学说是一种阻碍社会进步的思想，予以全盘否定。1978年党中央拨乱反正，学术界恢复了正常的活动，科学地研究儒学、正确地评价儒学成为学界的主流。

    《文史哲》杂志经常就学界的热点问题组织相关的笔谈。本专辑中选编了三次关于儒学研究的笔谈。“儒学是否宗教”笔谈发表了六位学者的文章。张岱年先生谈了他对该问题的看法。他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言生而不言死，在这一意义上，孔子与其他宗教不同。然而，孔子提供人生必须遵循的为人之道，使人民有坚定的生活信念，在这一意义上孔子又具有宗教的功用。可以说孔学是一种以人道为主要内容，以人为终极关怀的宗教。儒学为人们提供了安身立命之道，儒家所追求的“仁者无忧”的生活境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超越了有神论的宗教。季羡林先生认为：从“儒学”到“儒教”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讨论该问题，必须有一个发展的观点。蔡尚思先生认为：儒学非宗教而起了宗教的作用。郭齐勇先生认为：儒学是一种入世的人文的又具有宗教品格的精神形态。张立文先生认为：儒学有着很深的天命论的宗教根基，又具有终极关怀和灵魂救济的内在超越的品格和功能，儒学自身已具备了精神化宗教（或称智慧型宗教）的性质。所谓“教化”之“教”与“宗教”之“教”的区分是人为的，因为任何体制化或精神化宗教都具有并一直在发挥着教化的作用。李申先生认为：“教化”之教即“宗教”之教。这组文章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被国内外许多报刊介绍、转载，对该问题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94年在纪念孔子诞辰2545周年大会上，时任中国孔子基金会会长的谷牧先生在开幕式致词中说：“对于孔子儒学思想的研究，应当是提高和普及相接合，必须要走出纯学术研究的书斋，把学术研究与建设精神文明，养成高尚的、优良的民风民俗，解决社会前进中的现代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以通俗易懂的形式，把儒家思想的精华传播给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并且引发他们的兴趣，以利于广大人民文化素质和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为了深入探讨儒学研究中提高与普及的关系，《文史哲》组织了“儒学的研究、普及与大众化”笔谈，发表了一组文章。孔繁先生在文章中对谷牧先生的讲话作了阐发，他指出：儒家思想普及的意义，比较着重于儒家之道德文明，这是因为儒家思想并非以追求知识为目的，而是以行为（道德践履）为学问的准则。儒家的学问思想，最主要的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也就是做人的学问，强调研究儒家思想要提高和普及相接合，其出发点和归宿皆在增进社会的道德精神文明。宋志明先生以《时代呼唤平民化的儒学》为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在封建社会，统治者大力扶植的儒学其实是贵族化或工具化的儒学，而对于主要通过民间途径传播和弘扬的平民化儒学则漠不关心。历经数千年的传承，平民化的儒学已融入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价值取向。经过批判继承，提倡平民化儒学的积极作用至少有三点：1、对于炎黄子孙有凝聚作用。2、可以激励当代国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3、对于在市场经济冲击下，人们所产生的极端功利主义倾向具有制衡作用。汤恩佳先生则认为：儒道有恒常之价值，宜普及于庶民。楼宇烈、刘蔚华、赵吉惠先生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组笔谈实际涉及了儒学的现代转型、儒学的当代价值、儒学的现代化以及文化的综合创新诸问题，对于当代儒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另外，本专辑还收录了“当代新儒家点评”笔谈。

    《文史哲》杂志发表的有关儒学研究的文章较多，本专辑仅选编了20余篇，这些文章大致涵盖了这一时期学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

    粉碎“四人帮”之后，为了消除他们在“文革”中将“批孔”当作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武器，恶毒诽谤敬爱的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恶劣影响，早在1978年，《文史哲》组织发表了蔡尚思、李华兴先生《学习毛主席有关孔子论述的一些体会》一文。文章既认为从革命和反革命的政治斗争看，孔子思想属于反动文化，是应该被批倒的；又肯定了从对待历史遗产看，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学派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应该批判继承。“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文化专制主义、愚民政策、反革命政治纲领应当彻底批判。对于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学派，应当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通过民主的讨论，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历史功过。在改造旧文化的过程中，发展无产阶级的新文化。该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实际上引领了当时儒学研究的正确的方向。匡亚明先生1985年出版《孔子评传》一书，是改革开放以来儒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文史哲》在该书未付梓之前，便向作者组稿发表了《论孔子的三十而立和开创私学》一文，文章对孔子的教育思想作了很高的评价，及时反映了儒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努力争取处于学术研究的前沿，一直是历届《文史哲》同仁心中不变的方向。

    本专辑中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就各自论及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如庞朴先生在哲学上提出三分法。在《中庸与三分》一文中，他用三分法解释“中庸”，认为：中庸所谓的中，就是第三者，承认二分又承认中庸，也就是在事实上承认了一分为三。诠释学是从西方引进的理论，中国尽管有两千多年的诠释儒家经典的传统，然而有严密逻辑和完整体系的诠释学尚未多见。蔡方鹿先生《朱熹经典诠释学之我见》一文，从研究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的关系出发，在探讨朱熹丰富的经学思想的基础上，以朱熹对儒家经典所作大量诠释及诠释方法为依据，从中概括出朱熹的经典诠释学，为创建中国自己的诠释学作了有益的尝试。张世英先生《程朱陆王哲学与西方近现代哲学》涉及中西哲学的比较。陈卫平先生的《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的天主教儒学化》一文，论述了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为了在中国传播天主教而又避免与儒学的冲击，所进行的以“合儒”“补儒”为主要内容的天主教儒学化的尝试，文涉中西文化的冲撞。杜维明先生针对1993年世界宗教大会发表的普世伦理宣言，在《全球伦理的儒家诠释》一文中指出：儒家具备关切政治、参与社会和重视文化的属性。面对世界文明的冲突，我们务必强调通过对话来考虑生态环保、社群整合、文化多元及相互参照的可能，这就是全球伦理的儒家诠释。这要比以抽象的普世主义为前提的伦理宣言更切合实际。篇幅所限，恕不能一一介绍。总之，所选论文大都为当代儒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文多新秀力作、名家高论，对于进一步深化儒学的研究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