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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济南收藏家、“聚雅斋”美术馆馆长徐国卫曾向外界披露自己收藏的12封老舍书信原件，并将这批信件送到老舍之子舒乙手中。这12封书信是老舍1946年至1947年间写给当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主要负责人梅林、叶圣陶和郑振铎等人的，经舒乙先生读校后发表在当年的《文史史料》，并收入其新书《作家老舍》（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这些书信的发现，对老舍抗战胜利赴美前后的生平研究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于1938年3月27日，在成立大会上，理事会推选老舍为总务部主任。大会不设理事长，采用集体领导的方式，总务部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实际为文协总负责人，对外代表文协，对内总理会务。七年来老舍连选连任，为实现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积极贡献。1946年1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与曹禺赴美讲学。在此期间，老舍给友人写了多封书信，交代去国后会务及各项工作的移交等事宜，以及到美国后为文协筹款等事项。上述披露的12封信即涵盖了这些内容。这12封信中写给梅林的最多，共计8封，叶圣陶1封，郑振铎1封，赵太侔1封，还有同致叶圣陶与梅林二人1封。
这批书信发现后，笔者又通过不同渠道发现另外6封老舍致梅林的书信，经过老舍研究专家史承钧教授鉴定，均为老舍真迹。这6封书信写作时间大约是1945年至1948年间，应与第一批书信大致写作于同一时期，且与第一批书信互为补充。
第二批的六封信前三封写于重庆北碚，后三封写于纽约。后三封信的落款有月份和日期，但前三封信的落款只有日期而无月份，这给三封信的时间排序带来一定的困难。经过仔细研究信件内容，第一封信的时间还是大约能推算出来。
梅林兄：
对昆明事处置甚善，谢谢！
会章前曾略事修改，交胡风兄。弟已受美政府之约，去游历一年，约于二月一日启程。一月下旬，弟将到渝候“机”飞沪。此事先不必宣传，以免生阻碍。文协一切的事，俟到渝再谈。
有恳者：弟之赴美护照，须立即办好。昨曾函外交部林定平先生代办，但未悉他是否已去南京。祈分神到部中去问一下。如他在部，祈请他将一切文件寄下，以便填写。如他已离部，祈找相识之人，或迳向部中索取文件，速为赐下。像片在洗印中。越快越好，千谢万谢！
兹将略历附呈，或者也许有用：舒舍予（Shu Shehyu）年四十八岁，男，北平人。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廿三日生，北平。今受美国政府邀请赴美，以便沟通中美文化关系。
匆匆，祝 吉！
弟 舍躬
十二
家宝兄也被约赴美，如有必要，请问问他如何请护照。杨云竹本可代办，可惜他出国了。
美使馆已给了外交部公函，请准发护照。
收信人梅林本名张梅林，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专职秘书，文协的许多具体事务性工作老舍都交由梅林去办。此封信中开头提到的“昆明事”暂且不详，有待进一步研究。所谓会章略事修改，应指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的新会章。抗战结束后，文协中原本承担“抗敌”的工作职能随之结束，故需对原会章进行修订。胡风当时担任文协理论部理事，此处即指老舍修改新会章后嘱托梅林转交给胡风审阅。下面谈到了应约赴美讲学的消息，但老舍强调“此事先不必宣传，以免生阻碍”，应是担心此消息或传播过度或因人为原因而搁浅，从中反映出老舍当时所处环境的复杂。抗战结束，国共重新对峙，同时美苏两国也积极对中国政治格局进行渗透和干预。1945年6月，苏联政府邀请郭沫若赴苏考察。尽管老舍无党无派，但经过八年抗战洗礼，老舍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交往日益紧密，在抗战之后已自觉向“左”转。此时老舍忽然接到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内心自然格外审慎，因此特别叮嘱梅林暂不声张。而且信中只说“游历”，未提讲学之事。下面则是托付梅林办理护照的事情。信中提到的林定平，是当时的外交部官员，原国民政府陆军上将林德轩之子，曾任墨西哥大使和日本副大使兼横滨总领事。下文简历中的年龄及出生年月当是按旧历的算法，老舍公历的生辰应为1899年2月3日。这个时间折成阴历是戊戌年（1898年）腊月廿三日。老舍始终称自己是戊戌年生人，信中所提的1897年大约是按虚岁再往前提了一年。信末两行小字原写于信纸顶端。家宝即曹禺，与老舍同约赴美。杨云竹，河北蠡县人，与老舍同为北京师范学校毕业的同学，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外交部供职，1944年公派赴美考察。因此本来可以托老同学办的事情只能转托别人。信件落款的时间为“十二”，初步判定写信时间应在9月以后。查《老舍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可知，1945年10月14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召开理监事联席会，商讨易名问题。会议一致通过决议，自10月10起，正式改称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老舍年谱（修订本）》，张桂兴编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因而可断定此信应写于14日会议之前。所以判定为10月12日较为合理。据《年谱》显示，国内媒体对老舍与曹禺赴美讲学的消息是1946年1月12日正式公布的。2月5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宣布邀请老舍曹禺赴美消息。因而老舍本人最早获得美国政府邀请的时间应在1945年10月12日之前。
第二封信应写于第一封信不久，因为出国办护照之外，老舍还需要教育部出示的公函。
梅林兄：
谢谢信！劳您跑路，真感不安！不过，您还得给跑一跑，到渝时定请吃酒！
祈持附件去找赵太侔先生，他在教部参事室——教部大楼的后边。他如不在办公室，即在宿舍，离办事不远。问他是否他愿意代办，还是同他见朱经农次长。公函祈分神用文协地址加一封套，（外部者亦然）。
通信处写了由您转，将来您收到，即可启封，连同昨寄上之件，交外交部。
不论是赵先生还是朱先生给办，千祈告诉二月一日即启程，需快点办！
附上使馆函，务请用完交还，另有用处。
太麻烦了，但是为我的事，您向来是不怕麻烦的，谢谢！
祝 吉！
弟 舍躬
十六
给外交部的，我写了北碚，不知有无妨碍？
信中提到的赵太侔是我国著名教育家，抗战前曾任国立山东大学校长，也正是他于1934年邀请老舍至青岛担任山东大学国文系教授。1945年，赵太侔正担任教育部高教司参事一职。老舍托赵太侔办理的事情在第一批书信中的第一封致赵太侔书信中有所交代：“美政府约舍赴美一年讲中国现代文艺。此行对舍身体都裨益匪浅，务祈帮忙，请部中按出国讲学条例，从速批准，以便去请护照。”朱经农，著名教育家和学者，1930年曾任山东齐鲁大学校长，1944年起，任教育部政务次长。老舍1930年至1934年曾于齐鲁大学任教，可见朱经农也是老舍的旧相识。给赵太侔信的落款日期是“十六”，应该与上述第二封佚信写于同一天，即1945年10月16日，而非《作家老舍》一书中注明的10月6日。也就是说，梅林是接到第一封信去外交部办护照的时候被告知需要同时提供教育部开具的书面材料才能办理，于是老舍迅速给赵太侔写信求助。应该是10月16日这天老舍连写两份书信分别给梅林和赵太侔，一封是嘱托梅林去办理，一封是向赵太侔提前说明不至梅林去找他时太过唐突。此外，第一批第二封老舍致梅林信中还提到“如当未托别人，据宗融言，他的亲戚罗世安仍未离渝，可托他——他在外交部作事。罗君不久即南下，如托他，千万约妥，他走后，找谁接头，千万！”（1946年1月13日致梅林信）宗融即马宗融，回族人，老舍好友。罗世安是其妻罗世弥之兄，抗战期间在外交部供职。因此可知第二批佚信中第一封提到的林定平很可能后来没有托到，转而又发动好友的关系找到罗世安。
第三封信很简短，但也有比较重要的信息透露。
梅林兄：
昨奉一函，道及武汉疗养院，今已探悉在李子坝；路远，祈勿跑去；已知照X光像片，并不需要多少时间。顺便仍祈打听打听：汉宜渝检疫所在哪里，谢谢！
祝 吉！
弟 舍躬
廿一
信中提到了武汉疗养院和汉宜渝检疫所。查《年谱》可知，老舍1946年1月中旬由北碚到重庆后曾对朋友说“我的肺已经给中国大夫检查过，没发现肺病，还要经外国大夫检查，现在不知道有什么结果。”在另一篇访问记里又提到“时间如此紧迫短促，但老舍要办的事情，检查身体呀，连续打针呀，……”因此，上述两处很有可能是出国人员例行的检查身体的医疗场所。根据老舍的谈话可以推断体检大约需要同时经过中方和外方的共同检查后方能生效，因而信中提及的武汉疗养院和汉宜渝检疫所就极有可能是各代表中外两方的医疗机构。查阅资料找到武汉疗养院是由美国人创建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医疗机构，属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简称安息日会)创立于美国,全球总会设在美国。1902年开始，美国全球总会派遣米勒耳医生等人进入中国。1918年到上海，最先由美国人史得福开始举行布道会。武汉卫生疗养院原创办于武汉，1938年秋日本军队大举入侵，武汉危急，刘承启医师奉院董事会的派遣，入川在重庆设立分院，由菲律宾中华妇女救国会捐助国币两千元建造房屋十间。1939年开始收治病人。汉宜渝检疫所隶属中华民国行政院卫生署，1942年6月于重庆成立。在市区朝天门设总站，在太平门、千厮门等地设立检疫分站，实施舟、车、航空检疫（《全面抗战期间重庆城市的发展状况》）。信中提及照X光片是做胸肺检查，查阅老舍文章和《年谱》所知，在抗战期间老舍不曾得过肺病与专门检查过身体，由此可以推断老舍应是1945年确认出国的消息后收到了官方的体检通知，指定他去上述两个地方去做检查，但因为不知道地点所以写信给梅林去询问。信末落款时间“廿一”，应为老舍在北碚去重庆之前，因此10月-12月这三个月份都有可能，其中11月和12月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以上三封信均写于国内，第四封信开始则写于1947年的美国纽约。
梅林兄：
接到六月十八日函，甚谢！
弟去年在此，曾向侨胞商议，为文协募款。但1.向侨胞募款，非有大使馆允许不可；2.为文宣传，此地报纸派别甚多，求此则失彼，无从下手，反易招不快；3.侨胞有钱者不晓得文艺；晓得文艺者无钱。有此种种，故未进行。如今情形，还是未变。
组湘已回国。冯公万不可托——情形我不好意思说；见到组湘兄时，请问他吧。
笔会捐款2400元，当未汇出。笔会正求美使馆文化专员John Caldwell办理此事。若他不管，则由Smedley另求在沪西友代拨款。笔会与Reaedley都不敢将钱交给您推荐的人，他们不信任官吏。请等一等吧。接到款后，务请回笔会信，致谢！
文协代弟交涉盗印书籍，甚感！请将文协需款，需书……等情形，由会中致函费正清夫妇，他们也许能帮忙。
地址：
Mr&Miss John Fairbank
Dept of history
Ha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Mass.U.S.A.
也可以给杨刚一函，说明此意。人多些好作事。她的地址是：
Miss Key yang
52 Smith Terrace
Staten Island,N.y.
U.S.A.
匆匆，祝 吉！
弟 舍躬
26/6
老舍的第一批12封书信从第六封给叶圣陶的信开始基本都围绕在美国为文协筹款一事展开，这是老舍在美国除讲学与写作之外的另一项重要成绩。从两批信件的时间排序来看，筹款基本从1946年一直持续到1948年。老舍在信中提到：“在好莱坞见着不少电影本事专家，谈及国内作家之苦，他们深表同情，愿代为募捐，当场得到四十五元。”（1946年6月27日致叶圣陶信）并一再强调“我与家宝兄并未在美国到处声言中国写家如何穷苦，伸手向人家求援。这些愿意帮忙我们的人是自动的愿帮忙——是一种同行的热情，不是我们到处喊穷所致。我俩到此四月，并未向任何人求钱。”（1946年8月10日致叶圣陶、梅林信）为文协筹款本是在讲学和写作之外的一项意外之举，此后老舍始终不遗余力在坚持。上面第四封佚信上来就谈及向侨胞募款之难。实际上为文协筹款的资金主要来源仍是出于美国友人。组湘，即吴组缃。冯公为冯玉祥，于1946年以水利考察专使名义出访美国，吴组缃作为其国文教师一同前往。1947年六七月间，吴组缃因修改文稿及其他琐事与冯玉祥发生分歧，辞事回国（方锡德《吴组缃生平年表》）。此信中所说“情形我不好意思说；见到组缃兄时，请问他吧”大概即隐约指代此事，作为冯吴二人共同的朋友，老舍居间略显尴尬。Smedley的名字在两批书信中频频出现，此人即美国著名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老舍后来在悼念史沫特莱的文章中写道：“我与史沫特莱初次会面是在一九四六年九月里，以前，闻名而不曾见过面。”（《大地的女儿》，1951年5月6日《光明日报》）。史沫特莱帮助老舍为文协捐款的事情恰好也在上述悼念文章中提及：“在雅门的时候，我跟她谈到那时候国内文艺作家的贫困。她马上教我起草一封信，由她打出多少份，由她寄给美国的前进作家们。结果，我收到了大家的献金一千四百多元，存入银行。我没法子汇寄美金，又由她写信给一位住在上海的友人，教她把美金交给那时候的文协负责人。她的热心、肯受累、肯负责，令人感动、感激。”（引文同上）。文中所说的一千四百多元是否就是信中提到的2400元呢？不得而知，因为此后类似的捐款有过多次。写《大地的女儿》一文时已距写此信四年左右，老舍记错金额或者时间都是有可能的，但重要的是，新发现的书信多次验证了老舍后来文章中所写的事情。尽管文章中只是一笔带过，但这些书信的发现可以证实老舍在美为文协筹款奔波之力。费正清，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著名汉学家。老舍赴美讲学很大程度上是由费正清一手促成的。老舍赴美讲学属于美国“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计划”，归美国国务院负责，肇始于1940年。在费正清斡旋和推动下，从1943到1947年，共26位中国学者和文艺家，分四批受邀赴美。费正清选中老舍，除了《骆驼祥子》一书英文版1945年在美国成为畅销书，部分原因还是出于个人偏爱。在他1946和1947年间写的《美国与中国》书中介绍中国文学，推荐了11部译成英文的中国书，其中老舍著作所占比例，远在他人之上。因而也可以说，老舍能进入美国文坛，以至回国后，还能加入“美国作家协会”，费正清显然起到了独特作用。（赵武平《老舍美国行之目的》载2013年10月04日《文汇报》）老舍赴美后必然与费正清过从甚密。在为文协捐款一事中，费正清自然也帮了老舍很大的忙。信中所写费正清的地址，老舍将哈佛的英文拼成了“Havard”,或系笔误。下面还提到一人名杨刚。此人在第一批书信第九封致梅林的信中也出现过，同样是因汇款事而留下了相同的地址。杨刚是我国著名女记者和作家，曾为文协香港分会理事。1944年赴美哈佛大学进修，兼《大公报》驻美特派员，并为中共从事国际统战工作。由于杨刚的红色背景，她在老舍为文协筹款一事中的协助是否有带有中共立场则有待继续深入探讨。既然同为文协理事，那么老舍与杨刚必然十分熟识，而且查阅他们的生平，发现他们在美国都有相同的朋友圈子，如史沫特莱、赛珍珠、费正清和斯诺等人。
第五封信仍写于1947年，信中透露出老舍内心的彷徨。
梅林兄：
谢谢信！
老没写信，因为乏善可陈，祈谅！为大家的福利，您那么热心，真应感谢！这年月，作些实际有用的事，是胜于乌烟瘴气的乱搞的！
明年我也许到英国去，伦敦已有函约教书。在国外很寂苦，可是回去也没乐趣，倒不如在外面流荡，较为自由。近来十天半月也不喝一滴酒，因为身体不强，怕喝醉了出事。
谢谢给我寄文协的刊物，还未收到，想在途中。以后祈继续赐寄！
见友人们祈代问好。祝 吉！
弟 舍躬
13/11
若捐款老收不到，应函问Smedley.
信的开头两段明显是有感而发，能够看出老舍当时心境不佳。下面提到去英国教书是指伦敦大学致信老舍约他去该校教书。老舍在1924年-1929年曾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华语讲师。此番邀请大约是伦敦大学获悉《骆驼祥子》在美畅销及老舍本人赴美讲学的消息后希望能他在讲学结束后重回英国教书。给老舍发邀请函的时间不详，大致应在1947年下半年。后面谈及因身体不好而戒酒则使人深深叹息老舍独身客居他乡的苦况。信中提到的文协刊物应指在下面第六封信中提到的《中国作家》杂志。《中国作家》为大型季刊，开明书店1947年10月出版，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中国作家编辑委员会编辑，舒舍予（老舍）任发行者，印刷经销为开明书店，十六开本九十四页。第二期于1948年1月出版，至1948年5月出至第三期后终刊。共出三期。
第六封信写于一个多月后，可与第五封信结合起来看。
梅林兄：
接示敬悉种切，甚谢！周日接Smedley函，谓有人告诉她，前2440捐款用途之报告，将内文协寄给我。她说报告不必要；不过，有一张报告也好，因可以继续募捐。假若您有时间，不妨作一张，已用之款是如何用的，未用之款将如何去用。有此一纸，若在美发表了，也许能惹人注意，愿再捐赠。您看着办。
我的行止尚不一定。可能，在美再延期半年；也可能，到英国去。英国生活过苦，望而生畏。可是，也许比回
家好受一点。我也漂泊惯了，愿意东跑跑西走走。倘若去英，而且受得住无食无火之苦，我即拟永久住下去，死在莎士比亚的国土上，也怪有趣。
衣服，金钱，请先给别人，不必给我家里，他们还过得去，虽然您的善意是值得感谢的！
中国作家第一期受到，甚谢！以后祈继续寄！这里不止我一个人等着看它！
见胡风，适夷，雪峰诸兄及他友，都祈问好！
匆匆，祝 吉！
弟 舍躬
9/1
此信除了涉及继续筹款的事外，在个人去向上看出老舍内心矛盾重重，信中再次声言有可能去英国，而且长期定居。老舍曾在伦敦生活五年，深知英国生活之苦，但即使如此也觉得能死在莎士比亚的国土上是有趣的事。这是典型老舍式幽默，背后充满凄凉与辛酸。查阅老舍书信，发现同一时期老舍写给好友何容的信中也透露出类似的心境。“英国又约我去回‘母校’教书，也不易决定去否。英国生活极苦，我怕身体吃不消。但社会秩序也许比国内好。一切都不易决定，茫茫如丧家之犬！……看吧，假若移民局不肯留我，也许一咬牙上英国”（1948年2月27日致何容信）。然而几乎同一时期老舍在写给另一好友高克毅的信中又透露出另外的决定，“弟定于三月中回国，是否能按时回去，当不可知。果能成行，定能在金山会叙”（1948年2月4日致高克毅信）。而写于一个月后的信中则说“我又申请延展留美六个月，尚无回音；假若得不到允许，即将回国了”（1948年3月4日致高克毅信）。目前再无其他信件可以窥探老舍的转变，但经过去英国到回国到继续留美的变化可以发现，这一阶段老舍心情是何等复杂。大约在1948年3月以后老舍即打消了去英国的念头，继续申请延长在美国的期限，一直到1949年10月。老舍选择继续留美的原因大约有两点。第一，英国生活极苦。第二，当时老舍正在全力创作《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或许是想安心写作不再长途奔波。颇为有趣的一点是，当时旅居英国的老舍好友熊式一（《牛天赐传》英译本翻译者）在1949年给老舍写信约他离美去英时，老舍已颇为坚定地打算回国，而且还劝熊式一也由伦敦回北京。可见老舍在1949年回国的决心已经很笃定。
以上就是六封书信的大致内容，老舍写给梅林的信除了现在发现的两批书信外还应该有一些。如老舍在“原子谈话”事件后请辞文协理事并退还文协支助药费等内容的信目前还没有被发现。纵观上述六封信，对于填补老舍抗战结束后到美国这段时期内的生平空白具有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在美国一直积极为文协筹款更凸显老舍一心为公以及友善、热情和细致周到的性格。尤其是在“原子谈话”一事发生后遭到国内同人的普遍误解的情况下仍然积极为文协筹款的举动，很令人感动（关于“原子谈话”事件具体请参阅吴永平《老舍“原子谈话”疑案新解》《再谈老舍“原子谈话”疑案》等文章）。而1948年前后老舍在是否去英国问题上的游移又可证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老舍在人生路口抉择上的彷徨。1949年10月当接到新中国邀请回国的信后，老舍不等《四世同堂》英译本翻译完成便毅然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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