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鸾：譬喻中的人生沉浮

    寓言世界

    2015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张友鸾编撰的《中国古代寓言选》和选注的《古译佛经寓言选》。看起来只是两本字数不算很多的大众读物，却花费了这位古典文学专家很多年的心血。尤其是他重新用白话文意译的古代寓言，重点突出，文字传神，妙趣横生，使很多原本单调的故事焕发出巨大生机，读之津津有味，爱不释手，更能从中悟到有价值的道理。被赞誉为“新闻妙笔，古典宏裁，尽俗文章皆大雅”的张友鸾，能够花如此心血编撰、选注古代寓言，是他对后世读者独特的奉献。

    早在1955年，张友鸾就撰写《譬喻与寓言》一文，探讨譬喻与寓言的关系，认为：“寓言是譬喻的最高形式”，“寓言就是那种用具体事物的动态来说明抽象的道理的譬喻。……用具体事物的动态来说明抽象的道理的譬喻，也并不全是寓言，还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具备着一个完整的故事内容的才是寓言。”从这一年起，张友鸾选写古典文学作品中的寓言，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两个固定专栏：“成语故事”和“古代寓言”，每周各一篇，约一年集文成册，1956年由广播出版社出版《中国寓言选》。

    张友鸾深知中国古代寓言丰富多彩，不乏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可是中国古代寓言没有被人为地赋予独立的地位，也从来不像诗词歌赋那样有明确的定义，自然也从没有古人选编一本寓言选。直到1917年茅盾编辑《中国寓言（初编）》，这一局面才算初步打开。不过，《中国寓言（初编）》毕竟比较简单，张友鸾编写出版的《中国寓言选》有了新的进步，但他仍觉得应该做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编选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寓言集。从此，他便从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爬罗剔抉，从事这项看似简单实则非常难做的事情。他说：“无论由于什么原因，我们一直缺少一部完整的古代寓言集，这却是事实。先秦寓言有很多选本，而汉代以后的寓言，在很长时间里简直湮没无闻；以后有些寓言集选编了一些，但数量有限。我个人对寓言的搜集工作，有着很大的兴趣，几十年来，业余一直从事于此。我感觉到从先秦到明、清，寓言的产生，两头粗，中间细。为了充实中间部分，我从大量的书籍中去搜索，虽然所获有限，却支付了相当的精力和岁月，结果也还有许多的遗漏，有待于补苴。对于编选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寓言集，我当初是有所打算的，并为此做了一些工作。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我曾编过《中国寓言选》《古寓言选》，还在报刊上陆续发表过单篇的古代寓言。我想，只要能坚持下去，这工作总会有些结果的。”

    1962年，张友鸾还同时开启了搜集整理佛经寓言的工作。这同样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周绍良在《古译佛经寓言选》的“序”中介绍：“汉译佛典中大量的寓言，一直没有人搜集整理。三藏十二部浩如烟海，整理起来有很大的难度，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张友鸾同志和我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的老同事，他是作家，又是古典文学研究者，深深知道佛经中这些寓言不仅可供中国作家借鉴，而且对中国当代某些症结颇具有针对性。……于是他在搜辑选录先秦寓言之后，又开始从佛经中选辑寓言。”“张友鸾同志自从196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退休，一直专力于此，由我代他设法借书，他在读选的同时，逐为做注释。”

    张友鸾的阐述与周绍良的介绍，可以看出张友鸾是决心要在寓言的搜集整理编写工作上大干一番，可惜的是，“文化大革命”一来，他的这项工作被迫停止。他很是不甘心，在“文革”中还偷偷整理了一些材料，这就是孙悦祝《依旧张郎依旧崔娘》中提到的：“晚上，‘张郎’浊酒一杯，秃笔一管，仍旧是浮白写作。‘文革’结束，他拿出了一厚本《古译佛经寓言选》底稿。”说是一厚本，也许是指当时手写稿显得比较厚，我数了一下，目录中包含了123个佛教寓言，再加上有的佛经寓言后面附上类似的寓言，合在一起也超不过200个。这使得张友鸾感到非常遗憾，他在1984年的文章中写道：“我不揣谫陋，意在继续前辈未完成的工作。二十年前，开始动手。不想才有些眉目，赶上了十年浩劫，工作被迫停止。风波稍息，再作冯妇，却苦于找不到书，而原有的书早已扫地出门了。及至浩劫过去，可以放心放手做这项工作时，却已年逾八十，精力日衰，更加双眼病疲，真正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草草完稿，终不逮当初计划。”这些话让我想到了张友鸾的曲折人生，而且突然间意识到，他的人生沉浮竟与譬喻结下了不解之缘。

    “譬喻”引出的佳话

    张友鸾，安徽安庆人，生于1904年，是民国有名的报人。他与张恨水齐名，很会办报纸，也非常会写文章。张恨水之子张伍曾如此介绍：“略谙人事时，便知张友鸾是爸爸的好朋友，是一位了不起的多面手报人，会编报，点子多，会写文章，小说、小品、散文、社论都拿得起，尤其善于散文、小品，文言文、白话文都写得精妙，听家里人和父亲的朋友说他的小品文是‘小文章，大手笔’，虽然是白话文，大有‘晚明小品’的风骨，而他在重庆《新民报》以‘悠然’署名的随笔、小品，受到大后方读者的热烈欢迎，每天报纸一出，读者便争先抢购，说是‘洛阳纸贵’，一点也不夸张。”张友鸾与张恨水曾长期共事，相交默契，而两人之所以能一起共事，则不能不谈张友鸾巧用譬喻进入世界日报社的故事。

    那是在1925年，张友鸾在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就读。当时成舍我已创办《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并由张恨水主编《明珠》和《夜光》两个副刊。张恨水不满意成舍我拖欠月薪，于是辞职而去。这让成舍我很着急，赶紧到处物色人才。张友鸾虽是学生，但已为邵飘萍的《京报》主编附刊《文学周刊》一年，有了一些办报经验。时任《世界日报》报社经理的吴范寰推荐张友鸾接替张恨水的工作，成舍我表示同意。可是，就在张友鸾高高兴兴地去世界日报工作时，视报纸为生命的成舍我却迟疑了。由于张友鸾是个无名的年轻学生，成舍我生怕张友鸾无法胜任，于是又想办法劝张恨水返回报社。结果，张友鸾刚刚工作三天就被成舍我辞退了。年轻气盛的张友鸾实在气愤不过，写信大骂成舍我“狐埋狐搰，反复无常”。“狐埋狐搰”就是一则譬喻，它出自《国语·吴语》，意指狐狸习性多疑，刚刚埋藏一物，马上又挖了出来。成舍我看到这份骂他的信件后，不怒反笑，大夸张友鸾文笔犀利，“狐埋狐搰”切中要害，很有才气。于是马上决定：“这样的人才，非用不可！”聘请张友鸾做《世界日报》社会版的编辑。

    1927年2月，刘半农以“不眠症复发”为由，辞去《世界日报》副刊主编职务，张友鸾由此成为副刊主编。在担任副刊主编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张友鸾仍然有趣地运用了譬喻，称：“编副刊我将它好有一比，简直是要饭的耍蛇，今天是这一套，明天还是这一套，慢说看的人讨厌，耍蛇的人，自己一样的觉得腻烦。无怪乎我们的刘博士把笔远远的一抛，长叹一声：‘不眠症复发了！’……”用别开生面的譬喻调动一下读者的胃口后，张友鸾转而郑重其事地申明：“我对于稿件方面，虽没有什么特别希望，但我却要求一个条件，盼望投稿诸君，多做一些实在的研究文章。因为如此，作者既可精心去研究一番学问，读者亦可得到一番好处。”既有犀利的譬喻，也有调侃的譬喻，既有言彼物以谈此事的譬喻，也有十分正式的申明，从此，张友鸾游刃有余地活跃在报界，名声鹊起。

    张友鸾先后担任北京《世界日报》总编辑、《国民晚报》社长，南京《民生报》和《新民报》总编辑，上海《立报》总编辑；1936年与张恨水合办《南京人报》，任副社长兼总编辑；抗战时期，担任重庆《新民报》主笔，与张恨水、张慧剑并称“三张”；战后在南京主办《南京人报》，任社长。在那个年代，南京人没有不知道张友鸾的。张友鸾还被称为“最风趣的民国报人”，其擅长运用“譬喻”，必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譬喻”招来祸端

    不过，善用“譬喻”也曾使张友鸾的命运一下子跌入低谷。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张友鸾被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古典部小说组组长。张友鸾古文功底深厚，在新的岗位卓有成绩。他所注释校订的七十一回本《水浒》，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国家出版社整理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古典小说，其注释被称誉为“为新的注释之学安放第一块基石”。他所发表的《十五贯》《魔合罗》《赛霸王》等中篇说部，引起读者广泛的关注，1957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十五贯》等六部单行本……张友鸾成果不断，并常与好友聚会，其乐融融。然而，1957年，张友鸾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反右”运动中。

    在北京新闻界座谈会上，张友鸾出席并做了《是蜜蜂，不是苍蝇》的发言。

    在这一发言中，张友鸾再次使用了譬喻，将新闻工作者譬喻为“蜜蜂”，应该得到信任和尊重。他说：“新闻记者在今天，应该不是苍蝇，而是蜜蜂。尽管苍蝇和蜜蜂同样的是嗡嗡嗡的一群，所发生的作用却大不相同。蜜蜂不仅为人类酿造蜜和蜡，而且在百花齐放之时，还要它传花授粉。用讨厌苍蝇的态度来讨厌蜜蜂，我们应该怜悯这些人的无知。也还另有一些人，他们之讨厌蜜蜂，并非不知道蜜蜂有哪些好处，只是因为蜜蜂有刺。”

    这样的发言和譬喻，在现在看来当然都是非常正确和恰当的，可是在那个时代，张友鸾却因为这样的直言而为自己招来祸端，成为专为“钓鱼”而开的新闻界座谈会的“焦点人物”，不仅在六月下旬受到北京新闻界的批判，而且批完后又发回本单位继续受批。

    张友鸾顿时成为出版社内“舒（芜）张（友鸾）顾（学颉）李（易）右派小集团”中的重要成员，被不停地批判，批得昏天黑地。他的处境一落千丈，十分不妙。好在张友鸾生性豁达乐观，最终熬过了那场政治风暴。

    譬喻”中的冷酷岁月

    张友鸾晚年写了一篇非常经典的文章《胡子的灾难历程》，里面同样用了一个“狼跋其胡”的譬喻。“狼跋其胡”出自《诗经》，原文为：“狼跋其胡，载疐其尾。公孙硕肤，赤舄几几。狼疐其尾，载跋其胡。公孙硕肤，德音不瑕。”翻译成现在的文字，就是：“老狼前行，却踩着自己的颈肉；往后退，又被自己的尾巴绊倒。贵族公孙大腹便便，脚蹬朱鞋光彩耀人。老狼往后退，被自己的尾巴绊倒；往前走，又将自己的颈肉踩。贵族公孙大腹便便，德行倒也真不坏。”这些话被唐朝文豪韩愈发挥为“跋前疐后，动辄得咎”，意思就是不管你怎么做，总是有过错。张友鸾则用“狼跋其胡”譬喻那个令人哭笑不得的年代。

    那是在张友鸾1957年挨批判后的事情，当时他留起了胡子，写作的时候也信手拈了个“胡子长”的笔名，没想到又招来一场灾难。批判者质问张友鸾：“你为什么取这个笔名？”张友鸾没想到这也能成为问题，只好灵机一动，说：“今人有胡子昂，胡子婴；古人司马迁字子长；我叫胡子长有什么不可以？”张友鸾回答时感觉还不错，自己也觉得很有道理，不料又被抓住把柄。只见对方大喝一声：“你这就是用资产阶级、封建人物做榜样！”接着又说：“想当初，梅兰芳蓄须明志，为的是对抗敌人；你为什么蓄须？明的什么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什么！”那个年代，动辄上纲上线，张友鸾再不敢分辨了。然后，他马上就要剃掉这为他招来祸端的胡子。可转念一想：“如果这时剃了胡子，岂不是承认留胡子有那个意思吗？而那个意思我是做梦也不曾想到的。再说，我要是竟然把胡子剃了，那些人会不会指责我以此‘表示抗拒’呢？”如此一来，张友鸾真是觉得这胡子留下不好，剃了也不好，深刻体会到“狼跋其胡”是一种何种艰难而尴尬的境遇。而这种境遇正是特殊年代中很多人的普遍遭遇。

    后来，张友鸾还是将胡子留了下了，虽然有几次想剃掉，但又赶上了“文革”，生怕剃掉胡子后换了形象，容易让人批判为“化装”“意欲如何”。从此，胡子再没有离开过张友鸾。在那个“贱老”的年代，张友鸾经常听到“老家伙”“老厌物”“老而不死”“老奸巨猾”等叱骂，这些叱骂与他留胡子后显出的老人形象不无关系。但从另一方面讲，张友鸾也因祸得福，因为他毕竟因为这把胡子得到了“恤老怜贫”的“照顾”，不必去干重体力，而是干扫街之类的轻体力，使他较为平安地渡过了冷酷的浩劫岁月。

    “文革”后，张友鸾真正成为了老年人，他也没有再想着剃胡子了，平静而快乐地度过了他的晚年。1990年7月21日，张友鸾一反终年卧床的衰疲状态，挣扎起床，下地走动。他失明的眼睛忽然明亮起来，时而喃喃自语，时而拈须大笑，但只能听到“新闻”“发稿”“出版”等单词，讲不出连贯的句子。一连十几个小时神奇的精神亢奋之后，张友鸾离开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