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印度支那驻屯军投降后的惊天阴谋

    公元1945年的越南，天地翻覆，城头一度又一度变换大王旗。

    越南古称交趾、安南。1802年阮朝统一了交趾南北方，由清朝册封为越南王国，是越南称谓之由来。1858年法军入侵越南南方，1883－1885清法战争后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被划分为三部分：中圻为法属安南保护国，以阮朝皇帝为国王；北圻为法属东京保护国；南圻为法国交趾支那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战败向纳粹德国投降，日本乘机进军印度支那，法国印支当局和军队又举手降顺了日本，日本则在表面上保留了法国对印支的主权。

    1945年3月9日，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被废除。盟军在欧洲战场获胜在即，印度支那的日本驻屯军恐怕法军有不利于己的举动，在3月9日夜里将约五万名法军包围缴械（只少数逃入中国境内），将法国官员逮捕，一起关进了集中营，废除了法国的殖民统治。

    1945年3月11日，宣布越南独立，成立亲日政府。3月11日上午，日本驻印度支那大使横山正幸赶到顺化，用“亚洲归亚洲人”等话语诱说阮朝皇帝保大与日本合作。保大本名阮福永瑞，1925年成为阮朝的第十三任皇帝和法国安南保护国的国王。在日本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若以为可以依靠日本军阀获得独立统一，无异于去为之殉葬。但保大是个缺乏政治头脑的纨绔公子，在日本人的蛊惑下，当天就召集王公大臣会议，发表《独立宣言》，宣布废除1884年与法国签订的《顺化条约》，并加入以日本为首的“大东亚共荣圈”。

    1945年6月18日，宣布越南统一，国号“越南帝国”。经日本允准，保大宣布原法属安南保护国、法属东京保护国、和法国交趾支那殖民地重新统一，成立“越南帝国”，加尊号为“越南皇帝”。但保大政权连装点门面的军事和治安部队都没有，不过是从法国傀儡变成日本傀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扶植的东南亚各国政权风雨飘摇。

    1945年8月17日，中国掌握了越北的军事行政权。波茨坦会议期间，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重新划分盟军占领印支范围，北纬16度线以南划入由英国领导的东南亚战区，以北为中国战区。8月17日盟军统帅部发布1号令，北印度支那由中国受降和接收，包括越南北方、老挝大部及泰国北部。

    1945年8月19日，越盟起义夺权。越南共产党于8月13日召开会议，决定趁日军投降、法军还在集中营之机，发动全国总起义，在中国及盟国军队进入印度支那之前夺取政权；随后召开越盟大会，选出以胡志明为主席的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于8月19日在河内举行起义，随后又在越南多地发动起义，在权力真空状态下顺利夺取了政权，成立临时人民革命政府。

    不甘投降的日本印度支那驻屯军窥伺到“翻天”的良机

    日本南方军是1941年日本决策南进、与英美开战而组建，汇集了日本陆军武装力量的精锐，人数多时超过百万。越南则是日本南方军在东至新几内亚、西至印度、北起吕宋岛、南抵帝汶岛的广大区域内作战的重要基地。盟军战略反攻后日本南方军节节败退，1945年初收缩到以泰国为中心的印支半岛。但除了在缅甸和菲律宾的部队遭到沉重打击外，其他部队基本保持完整，印度支那的驻屯军还整编为第三十八军团。日本宣布投降时南方军还有约74万人，因此非常不甘心投降，而越盟的起义夺权让他们看到了变天的好机会。

    8月23日，日本大使横山正幸去顺化觐见保大皇帝，建议使用日本的军力，可以轻而易举地歼灭越盟。同日，河内的越南临时革命政府致电顺化的保大朝廷：“临时人民革命政府已经成立，政府主席是胡志明先生。恳请皇帝立即退位，以巩固统一和独立的国家。”

    保大的回忆录（《安南之龙》，阮福家族出版社，1990年）和保大的御前办公厅总理大臣范克槐的回忆录（原载越南《党的历史》1985.10；赵家骅译，《东南亚纵横》1986.02.），都记载了这一事件。

    越盟要保大退位的要求，肯定会加重相反的日本建议的分量。

    在日本所谓举国一致的战争体制下，没有军方的授意，横山正幸不可能提出使用日本军力的建议；而没有制定出一个像“3·9美高计划”那样的完整行动计划，军方也不可能授意横山正幸去提出这一建议。要动用驻印度支那的军力，显然不是第38军团司令官土桥勇逸所能决定，还需要南方军司令部的授权。

    日本政府及大本营宣布无条件投降是1945年8月15日，向盟国签署投降书是9月2日；中国战区的日军投降式在9月9日；东南亚战区的日军投降式在9月12日；印度支那北纬16度线以北地区的日军投降式在9月28日。在宣布投降到实际投降并解除武装期间，日本南方军及北印度支那驻屯军保持了完整的军事能力和行动自由。

    当时越盟的武装力量很弱小，抗战期间曾得到中国国民政府的有限援助和训练，以及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些帮助，在起义夺权过程中又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并收编了一些越伪军，但总计也只有约5千民兵。根据入越受降的中国第一方面军的记载（《第一方面军抗战暨在越北受降交防纪实》，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第三处，1947年11月）及一些当事人如一方面军参谋长马锳、一方面军60军军长万保邦、一方面军入越先头部队指挥官赵汝懋等人的记述，当时越共游击队的军事能力十分有限。日本印度支那驻屯军能够一夜之间解决5万名正规武装的法军，说可以轻而易举地歼灭越盟，是一点也不夸张的。问题是，日本政府已宣布无条件投降，按照盟国命令，日本所有海陆空军及在各地管辖之部队，不允许再有“积极”行动。

    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个“积极行动”的模糊限定，给日军留下了采取行动的余地，而越盟的起义夺权，则为其采取行动提供了良机。当然，这需要当地政府提出帮助维持治安和平乱的要求，为其采取“非积极”的军事行动提供合法性和正当性。

    日本建议背后的惊天阴谋

    日本虽然在“3·9”政变后拉拢和利用保大，但对保大的民族主义倾向和不定的性格很不放心，不让保大政权有进行统治的基本能力，也没有警察和军队，同时还暗中扶植越南嘉隆帝的后裔强柢亲王，作为随时取代保大帝的备胎。也正因如此，甚至在名义上越南的军警宪特都不归属保大政权，而是在日本的直接管辖下。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这些部队或机构都必须随日本军队一起，向盟军缴械投降。

    如果帮助越南政府即保大政权“平乱”，日本管辖下的这些“伪”字头的军警宪特机构，就可以在过程中顺理成章地变成“越”字头，在中国和盟国军队接收越南之前，打造出一个有实际统治能力的、由日本在背后牵线的傀儡政权，保持日本势力在越南的存在与影响。

    保大若接受日本的建议，必将改写越南和东南亚战后的历史。

    但保大不肯利用外来力量镇压本国人民，他拒绝了日本的建议。

    很多人把保大和宣统相提并论。阮福永瑞的身世经历的确有不少地方和溥仪相似：都是幼年继位的末代皇帝，都是强权下的傀儡，都缺乏政治才干，又都遭逢乱世和革命大潮，但若论人品，二者却天差地远。溥仪一心想夺回失去的政权，从未意识到其政权专制腐朽和民族压迫的反动，为此不惜认贼作父，出卖和分裂国家，为日本侵略中国效劳；阮福永瑞主观上却是为了越南的独立和统一，并愿意为此做出个人牺牲。

    据保大的办公厅大臣范克槐回忆，他在8月24日早晨进宫，保大皇帝将北部人民革命委员会从河内发来的电报递给他看，即前述那封请皇帝退位的电报。可顺化皇宫内谁也不知道胡志明是何许人，范克槐便去查询，问明胡志明就是阮爱国。胡志明本名阮必成，早年做海员到了法国，1919年巴黎和会时改名阮爱国，代表在法国的越南人递交请愿书，要求承认越南的民族自决权，其后坚持组织抗法和抗日活动。保大皇帝得知胡志明就是多年从事越南独立运动的阮爱国后，说“这样退位还值得！”于是致电北部人民革命委员会，同意退位。而且为了避免发生内战和给外人可乘之机，保大毫不拖延地举行了退位仪式。

    8月30日，保大皇帝在顺化皇城的午门前举行退位仪式，宣读了退位诏书，并将象征阮朝权力的国玺和宝剑交给了越盟代表。1945年9月2日，在河内巴亭广场数十万人的群众集会上，胡志明代表临时政府宣读《独立宣言》，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保大成为新国家的“首位公民”和“最高顾问”，并陪同胡志明进行了一次全国视察，以稳定越南局势。

    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接受入越受降任务是在1945年8月20日。在接到命令的当日，15个师中已有7个整师越过边境，分四路挺进越北和老挝，其中先头部队60军182师545团的一个加强营于8月24日即进抵河内，而一个先遣军别动大队更在正式受命的前一天即8月19日就空抵海防。这般行动神速在中国军队中是极其罕见的。正是这种行动的神速，保证了中国在北印度支那的受降和接收，也使得日本印度支那驻屯军不再有进行非法活动的自由。

    保大坚决拒绝日本的建议并毫不拖延地退位，和中国军队迅速抵达河内，使日本南方军－印度支那驻屯军的这一惊天阴谋流产。

    日本这一罪恶阴谋没有得到揭露和追究

    日本印度支那驻屯军在投降后还企图镇压和屠杀越南人民、打造傀儡政权、瞒天过海保留在越南的存在这一惊天阴谋，为什么没有得到充分揭露和追究？

    新生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权、即越共-越盟政权极不稳定。内部政争激烈，越南革命同盟会在越盟正式成立政府的前一天，于9月1日在芒街组建了国民临时政府；越南国民党则在北圻的河阳组织政府，这两个党派与中国国民党渊源极深，具有奥援。另外越南的保皇势力也鼓噪不已，要拥护保大复位，保大又认为越盟政府是在利用他，于1946年3月转道中国去香港做寓公，脱离了越盟政权（按中国第一方面军参谋长马锳的说法，则是为了防止保大复辟而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强迫保大离开越南到中国游历）。外部，法国得到英美的支持，组成远东军卷土重来，于1945年9月初随英军在越南南圻登陆，很快就占领了西贡等主要城市，并向北纬16度线推进。越盟在南方的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抵抗法国殖民军占领北方生死攸关，1946年2月中国决定向法国交防越北后更是如此。中法交防不久即爆发法越战争即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面对优势法军，越盟在北部山区坚持游击战。风雨飘摇中的越盟政府根本无暇去追究日军的未遂阴谋。

    中国管制越北期间，于1945年12月成立了“战争罪犯调查委员会”，对日本占领期间犯有战争罪行者进行调查和拘捕。

    查阅当时的北印度支那日本战犯名单及档案，共列出189名战犯（其中2人为韩籍）。除日军印度支那指挥官土桥勇逸外，将级军官只有日军第21师团长三国直福，系因美方指控其对戕害美军被俘飞行员负有责任被列为战犯，其余绝大多数是宪兵、警务或特高课的中下级官佐，被指控罪状大多是戕害越南华侨。日军上层策划侵略战争等重大罪行反而被忽视，日本驻屯军在投降后还企图屠杀越南人民、挟保大以操控越南局势这一重大罪行更未被提及。

    究其原因，该“战争罪犯调查委员会”由中国领事馆、中华会馆、第一方面军司令部的第五处、第二处和军法处以及军统的越南督察室6个单位组成，具体分工是由越南的各中华会馆为主，领事馆和督察室为辅进行调查，由司令部三个处负责审查并指派宪兵进行逮捕。因此罪行调查集中在华侨层面，共计79份战争罪行调查报告，都是华侨受害人的控状。

    深层原因，是蒋介石政府将消灭共产党作为首要目标，要利用日本侵略军，遂给以宽大和包庇，同时美国为了反共遏苏也对日本予以宽纵和扶植。直接原因，则是由于以滇军为主的中国越北占领军的恶劣处境。

    蒋介石派以滇军为主的第一方面军入越受降，本就暗藏阴谋。“调虎离山”后就“上房抽梯”，炮制了《占领越南军事行动及行政设施十四条》，允许法国重返印支；接着趁滇军尚未警醒，在河内举行受降仪式的第四天，就在昆明发动兵变，剪除云南王龙云后掌握了云南，随后下令限期将北印度支那移交给法国，将入越滇军派去东北作为打内战的炮灰。

    入越滇军的老巢被抄，在印度支那的生路被断，而前途茫茫——大多数滇军战士来越南是有生第一次迈出省界，现在要从炎热的南疆，到万里之外的酷寒北疆去打内战，全军上下的惶恐和激愤可想而知。云南的“二大王”、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就范应召去了重庆，基本不再过问越南的事务，由参谋长马锳主持在越军政工作并善后。中国占领军在越南的留守班子自身还朝不保夕，能被动应付局面已属不易，怎么可能再去认真追查日军的战争罪行，况且是中国军队入越前的一次未遂阴谋。

    日军在投降后策划镇压越盟、挟保大以操控越局这一罪行的三个直接责任人：日本印度支那驻屯军最高指挥官土桥勇逸中将，土桥勇逸的参谋长酒井干城中佐，和日本驻印度支那大使横山正幸，都被轻忽放纵，甚至不曾因犯下的战争罪行受到逮捕和审讯。

    土桥勇逸被中国陆军总部列入战犯名册，却一直没有被逮捕。原因是北印度支那日军投降后，由土桥勇逸担任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部长，中国占领军总部诸多“借重”，虑及“惟其身份特殊，恐逮捕后影响整个战俘管理，故延至遣送时始行逮捕。”（《第一方面军抗战暨在越北受降交防纪实》）

    日本驻印度支那大使横山正幸没有被列为战犯，甚至不曾受到传讯，于1946年4月16日，和其他日本侨民共1247名，另有日本官兵1637名，乘Froukbleedern号船遣返日本。引人注目的是，这次遣返的输送指挥官，赫然是美国方面提出的战犯、日军第21师团长三国直福中将。

    日本南方军38军团的高级参谋酒井干城中佐，是日军到云南开远的洽降代表和在河内的投降代表之一，没有被列入战犯名单，投降后协助土桥勇逸办理日本官兵善后事宜。中国占领军总部于1946年4月17日接到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电报，命令将酒井干城中佐送交上海美军总部审讯，随即打电话给海防的港口运输司令部扣留酒井干城，却已遍觅不得，后来查知酒井干城已乘4月16日的卫生船遣返日本。

    这件事大有跷蹊。查阅当年越北日本官兵及侨民的遣返记录，共分9批遣返，其中日本南方军第38军司令部的人员安排在第1批和第9批。第1批于1946年4月3日乘Teffer Sondaris号船离港，共有日军官兵4177人，其中38军司令部人员152人；第9批于1946年4月20日乘Grace Cbbott号船离港，共有日军官兵2108人，侨民124人（韩侨118），其中38军司令部人员595人。运送日本病患者的卫生船的确是1946年4月16日驶离海防港，载有日本南方第四陆军医院的病患者521人，和南方医院的护送员30人。酒井干城本应该和38军团司令部人员一同在4月20日乘船遣返，为什么偏偏在要扣留他的前一天混上运送病患者的卫生船离开呢？

    酒井干城身负何种重大机密，要美军总部提出审讯、何应钦亲自出面交办？而他的诡异逃避愈发证实了这一点。日军的重大行动历来多由该部的高级参谋负责策划乃至执行。如1928年6月4日的皇姑屯事变，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一手策划和实施；1931年9月18日的“满洲事变”，是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策划和发动；1932年12月8日的上海事变，是奉调回日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所策划……1945年3月9日解决印支法军的“美高计划”，和投降后镇压越盟挟保大操控越局的惊天阴谋，其策划者自然非日本印度支那驻屯军高级参谋酒井干城莫属。

    酒井干城的诡异逃避，很可能是仍在秘密活动的日本情报机构刺探到了消息。根据一方面军60军军长万保邦的记述，投降后的日本南方军的情报机关仍保持着完好的很强的情报能力，一方面军主要是滇军便利用日军的情报机关来搞英法军甚至国民政府的情报（《入越受降回忆片段》）。酒井干城显然不是病患者，因为中国占领军总部到4月17日还认为他在协助土桥勇逸办理善后，更不掌握他提前离去的情况。而中国占领军司令部对此事的处理办法更是让人啼笑皆非：交代给人还在越北而且将作为战犯移交广州行营的土桥勇逸，在卫生船到达日本后，将酒井干城送交美军总部审讯！

    土桥勇逸在1946年4月20日遣返最后一批日军官兵时才被拘捕，没有受到审讯。事实上所有越北的日军战犯都没有受到审讯，更没有审判。中国第一方面军从1946年2月开始陆续逮捕日军战犯，同时就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在3月30日前将北印度支那向法军交防完毕，一时都不知道该把这些日军战犯怎么处理，更顾不上审讯。国民党政府显然也顾不及此，到3月30日才指示将这批战犯移解广州行营的军事法庭审讯。于是中国越北占领军总部又和广州行营主任、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交涉，几经文电往返，于1946年5月1日，由一个排的士兵监押这189名日本战犯，分乘16辆卡车从河内出发（战犯拘留所设在河内的法人监狱），5月18日抵达广州。但移解广州行营后，这些日本战犯仍然没有受到审讯，更没有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第一方面军参谋长马锳记述，这些战犯到广州不久就全被释放回日本了（《第一方面军入越接受日军投降纪实》，马锳遗稿）。

    种种证据表明，日本印度支那驻屯军在投降后，除镇压越盟、挟保大以操控越局的惊天阴谋外，还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以致蒋介石都不得不特别发出电令（1946年1月10日），规定了八项措施来制止日军陆海军及其各机关进行阴谋活动。

    由于国民党政府和美英政府对日本的战争罪行不予深究的方针，加之中国入越部队和越盟政府的艰难处境，致使日本印度支那驻屯军在投降后策划镇压越盟、挟保大以操控越南局势的这一惊天阴谋，以及犯下的大量侵略战争罪行，都没有得到追究和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