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从诫：梁家三代人都是失败者

    “从梁启超到梁思成，再到我，我们祖孙三代如果说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社会责任感。为这个民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回报。”梁先生说：“我们三代人都是失败者。”这话背后是怎样的悲怆之情！

 

    我望着窗外的沙尘暴，心情也变成灰暗的。街上黄尘滚滚，行人匆匆，天空像黄河一样浑浊，风中夹着尘土，显得很厚重，一切平的地方都落满了尘土：窗台上、车顶上、树叶上……太阳在厚厚的沙尘中挣扎，只能看到惨淡的光。北京沙尘暴肆虐，越来越频繁，每当这样的日子，人都很压抑，世界末日可能就这样吧？

 

    唉声叹气。

 

    唉声叹气过后，我给梁从诫先生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也算是一份申请书。我说：“在沙尘暴里，面对恶劣的环境，我消沉悲观，但看到你们‘自然之友’没有叹气，而是在行动，我想和你们在一起。”

 

    在这之前，我知道“自然之友”，缘于一张小纸条。那是我收到的自然之友的环保活动通知，通知印在窄窄的纸条上，背面有印刷品的字，看得出，是印厂从书上裁下的纸边。

 

    我肃然起敬。自然之友，是个什么组织？集合了什么样的人呢？

 

    恰巧，我同事中有一位自然之友成员——奚志农。他是一位摄影师，拍摄人物，也拍摄动物，最后还是拍动物更有感觉。有人说，他太环保，甚至有点儿极端：坐车出去采访，他会要求关上空调；去市场买菜，他会拒绝用小贩递上的塑料袋。在云南的山林里，我们都骑着马，只有小奚一如既往地走着。他在林间寻寻觅觅，把石头缝里、杂草丛中的食品包装袋、饮料瓶、胶卷盒、废纸片捡起来，放进大塑料袋里。他做着这些自然得就像在自家院里。

 

    小奚常常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拍摄野生动物，他曾为滇金丝猴做了一件奋不顾身的事。在云南德钦，有一片原始森林，是世界级珍稀动物滇金丝猴的重要栖息地。1995年，当地为解决财政困难，决定砍伐其中的一百多平方公里的森林。奚志农闻讯奔走呼号：这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木头财政，吃森林，必然使自然条件更加恶化，使今后的经济发展更加困难，形成无法解脱的恶性循环。

 

    为了保住滇金丝猴的家园，为了保护当地水土气候，为了经济社会的长久发展，他呼吁：斧下留情！

 

    但是，小奚遇到重重阻力，就在他执着奔走的时候，梁从诫先生向自然之友成员呼吁：大家都来做奚志农的后盾，各人运用自己的一切可能方式和途径来声援他、支持他，并尽可能地使社会上有更多的人来关心这件事。让我们为保护我国仅存着的几处原始森林，为保护滇金丝猴，为帮助滇西北少数民族兄弟摆脱贫困，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自然之友一呼百应，特别是自然之友中的记者，用各种传播方式呼吁。

 

    接着，更多的人关注那片森林，更多的人在呼号，更多的人和小奚在一起。小奚的努力终于见效了，那片森林保住了。

 

    就是这样的NGO组织，就是这样的一群人！

 

    于是，在沙尘暴中，我加入了他们。

 

    那个春天，我们去京郊栽树。尽管我和其他自然之友的成员还不熟，但有环保倾向的人都很好打交道。他们大都朴素、自然、开朗让人喜欢。自然之友凝聚了众多有环保理念的成员，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大家自带干粮，自己交钱买树苗，自己交费包一辆车，风尘仆仆到了山坡上，每个人的注意力立刻集中在挖土坑栽树苗上。我干着活儿，想起另一种栽树，那种被组织的栽树太热闹了，一阵动员几通表态若干镜头，人比树苗还多，镜头躲都躲不开，是造林，还是造势？弄得心里乱糟糟的，恨不能逃掉，一点植树的满足感都没有。而此刻，自然之友栽树就是栽树，没有花活儿，没有虚招，大家都在埋头干活，看着小树在山坡上，一排排一片片，很有满足感。

 

    那个夏天，随梁先生去额尔古纳参加环境主题的论坛。额尔古纳，自然得让我恍惚，在如今环境恶化的大背景中，那里的草原、森林、江河，竟然能以它们本来的样子幸存着。在很多地方都在忙活着GDP的时候，这个地方在守护着自己最宝贵的资源。也有不少公司企业惦记着这里的开发，而当地的决策者说，“我们额尔古纳是个好姑娘，不能随便嫁了”。梁先生赞许这样的珍惜之心，他联手环保专家的额尔古纳之行表达了他的态度。

 

    在额尔古纳的山坡上，盛开着大片的野芍药，我真有些惊呆了，没有人，只有花，这情景太罕见了。主人盛情：“带芍药回北京吧！”我犹豫了一下，在心里为自己找了个理由：这花开在这里，没人来欣赏，多寂寞啊！可是，花刚拿在手里，心立刻不安了。这哪像自然之友啊！梁先生一定会皱起眉头的。花，已经折下来了，只好用报纸把花包起来，悄悄带回了北京。花很快就谢了，而我的愧疚一直在心里。

 

    那个秋夜，我终于见到珍·古道尔。当梁先生把这位世界著名的动物行为学家介绍给自然之友和大学生时，好像打开了一个窗口。珍用了40年时间在非洲森林里观察、记录和研究黑猩猩的行为习性，有着传奇经历的她和大家打招呼，是用猩猩的语言：“呜—呜—呜”。她说起黑猩猩，如同说自己的老朋友。珍站在我们面前，苗条、文雅，而在她消瘦的身躯里有那么大的能量，那么持久的韧性。珍的讲述平静舒缓，我的眼前好像出现了一幅幅画面：小姑娘珍，幼小的猩猩，成熟的珍，长大的猩猩。哦，可以这样和动物沟通，可以这样和地球生命共处，可以这样理解地球家园，我们对珍充满敬意，而梁先生作为珍和大家之间的桥，享受着这份独特的美好。让更多的中国年轻人和孩子听到珍的声音，是梁先生的愿望。

 

    那个冬日，我到自然之友办公室，遇见梁先生骑着自行车穿过胡同来自然之友上班。梁先生谈起，他正在操心明年办公室的房租。NGO生存不易，同时，它要的是：坚持自己理念的生存。自然之友的办公室简洁而有品位，没有一点华而不实的地方。当有人送给梁先生有些奢华感的礼物时，梁先生退回并直言相告：自然之友办公室用的办公纸都是别的公司或出版社用过一面的废纸，我自己的名片也是印在这种废纸背面的。而你们赠送的东西却是一件相当奢华的摆设，这放在我这个环保志愿者的桌上，太不相称了，违反了提倡简朴生活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消费方式。当梁先生面对房租之困时，我深感，民间环保组织需要精神理解，也需要物质支撑。

 

    2010年10月，梁先生去世。告别是在世纪坛医院后院的小片空地上，没有花圈，没有仪式，只有一条条朴素的挽联微微飘动。这些挽联是自然之友成员和其他环保组织送来的。这现场看起来就像是一张黑白照片。现场很安静，是先生一向喜欢的安静，人们用眼神打着招呼，心里有一份默契。先生表情安详，身边放着一瓶水，它来自青藏高原长江之源。

 

    看着那长江之水，我想，梁先生的朋友们太理解他了。梁先生曾经多次为高原生态呼吁，藏羚羊、可可西里、野牦牛队，都是先生倾情关注的。他儒雅温和，同时又执着坚定。他很少大声说话，也不慷慨激昂。然而，他的坚持就是一种力量。梁先生努力，再努力，我们的生存环境还在恶化，人与自然的关系愈发紧张，先生“知其不可而为之”，倾注了全力。

 

    与梁先生告别的时候，我想，我们在这里纪念的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他有远见，不流俗，敢直言。他清高，他自然，他自觉。他的后半生都献给了自然。

 

    在朴素的悼念纪念页上，印着梁先生的母亲林徽因写的《你是人间四月天》：

 

    我说你是人间四月天，

 

    笑声点亮了四面风，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

 

    你是爱，是暖，

 

    是希望，你是人间四月天！

 

    当年，年轻的母亲把这样的诗写给初生的儿子，可以读出，梁从诫的到来，给母亲带来多少欢愉！我曾问梁先生：“您小时候觉得母亲特别美吗？”梁先生笑了，他回答：“没有啊，小时候，从见到妈妈就是这样的，就不觉得有什么特别。”

 

    今天，他追寻母亲去了。

 

    梁先生作为名门之后，时代和家族带给他独特经历。“文化大革命”中，他被看成是：“保皇党的孙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修正主义的苗子”。干校八年，他这位历史学家远离自己的专业，亲身感受到的是非常时期的残酷历史。

 

    他曾经说：“从梁启超到梁思成，再到我，我们祖孙三代如果说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社会责任感。我们生于斯，长于斯，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我们不能不尽我们的力量，为这块土地、为这个民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回报。”

 

    梁先生说：“我们三代人都是失败者。”这话背后是怎样的悲怆之情！

 

    后来去天津出差，我去了梁家的旧居“饮冰室”，感受三代人的气息和痕迹。梁启超的变法，梁思成的护城，梁从诫的环保，三代人都是爱国忧国，他们付出的，都留给后人去思量。

 

    这位致力于自然环境的人，回到自然中去了。

 

    那以后，我心里出现一片空缺，那是很难填补的空缺。我常去看北京西边那座古塔，塔默默屹立，古旧质朴，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塔下，浓荫犹在，草坪犹在，梁先生和一群知识分子在1993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这一天，就是在这里生发出“自然之友”的念头。

 

    梁先生的声音好似就在耳边：“自然之友的每一个呼吁，都会在一些人的心里留下一个回音，总有一天，这些回音将引起一种巨大的社会共鸣。”

 

    （本文摘自《我遇到你》，敬一丹著，长江出版传媒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5月第一版，定价：3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