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编辑缘

    我这大半辈子，作为知青下乡的一段不算，只从事了一种职业，就是编辑。

    1982年，我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时候，已近30岁。选择就业，当时有各种机会。60个同学，分配到北京工作的名额有16个，岗位则有政府部门公务员、教师、公司职员、各大新闻媒体记者、出版社编辑等。我当时是班长、党员，学习成绩不错，毕业论文演讲比赛获得第一名，特别有利的条件是，全年级同学中只有我一人父母在北京。同时系里领导曾与我谈话，建议我留校，教外国文学课程，并承诺送我去美国进修。可以说那时我选择职业的优先权很大，想做什么都不难实现。但自我评估后，我觉得从政做官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的书生气也不适合经商，至于做学问，虽心向往之，而力有不逮，因为“文革”10年，光在东北农村下乡就占了6年，被耽误得太惨，哪怕奋起直追，也属先天不足。在大学期间，我发现可能是因为从小爱读书也爱思考，加之先前已有一定的社会生活阅历，所以在文学评论方面，常常可以表达一些独立见解。若是以“才、学、识”来衡量，在同学里面比较，我的“才”比不上方方、王家新、高伐林他们，我的“学”比不上陈晋、杨胜群、乔以钢、於可训等一批人，唯有“识”，也就是对作品的判断力、鉴赏力和眼光，我或许不输给其他人。我需要选择一个可以发挥自己长处的职业，于是我决定做编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

    上班以后先按惯例做了10个月的校对，然后面临在出版社内分配工作部门。同来的6个大学生，只我一人是党员，所以格外受重视，很快被社领导相中，作为政工干部培养。分部门时，其他5人都如愿以偿地进了编辑部，只我一人被分到人事处。我没去报到，想找领导蘑菇一下。一天在大食堂，我见总编辑屠岸先生独坐一桌埋头吃饭，就凑过去。我问他，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做编辑的机会？我告诉他，其实我心理压力很大。武大毕业时，中文系教授陆耀东老师知我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特地把我找到家里耳提面命，说那可不是一个好待的地方，干不好是会被踢出来的。所以一定要努力，云云，言犹在耳。我说我知道自己未必胜任编辑工作，但我之所以选择来这里，是为了做编辑。我希望能有一个机会，哪怕只是两三年时间，让我尝试一下，看看自己的能力究竟如何。我是有自知之明的，如果尝试失败，我会无怨无悔地做政工干部。屠岸先生听了，看着我，沉思了一会儿，只说了四个字：一言为定。于是，我被安排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部理论组。

    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一个极好的工作平台，不仅面对的作者大多是文坛耆宿、名家大师，而且编辑部中也是名流云集，严文井、韦君宜、屠岸、牛汉、绿原、楼适夷、聂绀弩、舒芜、蒋路、徐磊然、刘辽逸、陈迩冬、王利器、龙世辉、王笠耘等老一代名编当时都还没有退休，一开会见到这么多令人仰望和崇拜的人物，着实让我震惊。于是暗下决心，向老编请教，从头学起。我在理论组，联系的都是文艺理论家，我记得自己编辑的第一套书是《胡风评论集》，继而又编辑了唐弢主编的高校文科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等等，同时与大批的作家、评论家建立了联系。其中很多人与我的联系保持了30年，例如王蒙、刘再复、李敖、冯骥才、杨义、阎纲、吴泰昌、杨春时、郭枫、白烨等，后来都成了很好的朋友，基本上是我每到一个新单位，他们都会一如既往地支持我。

    老编辑告诉我，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编什么，你就要关注什么，钻进去；二是做什么书，得像什么书，既要符合规范，又要符合读者期待。我刚接手做《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时，为了和主编唐弢先生探讨书稿中的遗留问题，我找来了国内出版的四五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以及海外学者夏志清和司马长风的著作，进行对比阅读，试图发现问题。在屠岸先生主持的青年编辑座谈会上，我谈了自己的作法，屠岸当场表示，“李昕的路子是对的”。后来，我的业务发展果然一路顺风，一年后开始负责理论组的工作，三年后担任编辑室副主任。

    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了14年，这段时间我被培养成一个训练有素的编辑，同时积累起作者资源。看到自已亲手编辑的图书受到欢迎，引起反响，我感到很快慰，乐此不疲。这中间有两次机会可以重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一是1986年，担任清华大学外语教授的父亲通过美国友人为我联系好美国留学，可以边当助教边读研，条件很优越；二是1993年，香港有位地产商要在北京开公司，建议我“下海”当老总。两次我都婉拒了，原因在于，我认为当编辑适合我。199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位副社长退休，当时我是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社长陈早春找我说，“我是把你看作接班人的，你需要多方面的锻炼机会，来做这个副社长主管发行吧。”我说，“我不能脱离编辑岗位。”他说，“那我叫你兼管一个编辑室不就行了？”我说，“不行，我要以编辑为主业。”这样我就放过了一个提拔的机会。

    1996年，经友人推荐，我被调到香港三联书店任职。前后8年，先做副总编辑，继而做执行总编辑和总编辑。香港市场狭小，商业却发达，出版运作与内地相比难度大多了。我把这比作在深井里游泳，水既深又冷，非充满活力且技巧娴熟无以自保。由于很快就遇到亚洲金融风暴，书业作为非基本生活必须之行业，受到重创，许多出版社难以为继。那时最担心的不是出版社能不能完成赢利指标，而是能否维持出版社生存，能否保留住一支基本的专业队伍。因为，在那种环境下，年底一算账，赔了钱，只有炒人，别无他法。人炒光了，出版社就关门大吉。所以那几年，精神压力之大，难与外人言。记不清有多少次梦中惊醒，也记不清有多少个不眠之夜。总算是最后渡过难关，同时留下了一批好书。这里特别要感谢三联前辈蓝真、萧滋等老先生给予我的教诲，我从他们身上时时感受到出版人的信仰和激情，深刻理解了编辑应具备的责任和使命，智慧、胆识和担当，从而树立了出版人的文化理想。

    派赴香港工作是轮换制度，8年后我被调回北京。临别时香港方面的领导找我谈话，问，“你一定要回北京吗？是不是可以考虑留在香港联合出版集团设在深圳的公司？”北京这边，也有不止一间出版社欢迎我去做社长或总编（这样的事情以后几年在我担任三联书店副总编时又发生过两次）。但我一心向往北京三联，以为这是理想归宿，所以其他机构一概不考虑。实话说，若是换一种选择，要么收入高些，要么职级高些，总之都更为实惠。这些我并不在意，我觉得自己需要一个做书的好平台，哪里能让我编好书我就在哪里。我在北京三联工作了9年，从副总编到总编辑，经手的图书又有一千多本，加上前期编的，总共应有两三千本吧。这些书秉承老一代三联人开创的出版传统，不仅领先一步、传播思想、启蒙社会、服务大众，而且追求一流、倡导新锐，受到社会好评。其中有不少图书是我亲自策划组稿，亲自编辑审稿，亲自营销推广的，也有一些图书是我绞尽脑汁、费尽周折、历尽辛苦才得以促其问世的。看到这些书，我感到欣慰，满足，无憾。

    我于2014年7月11日从三联的总编辑的岗位上卸任。我在退休感言里说：

    “我感到自己是幸运的。其一，我赶上了改革开放后出版业高歌猛进的时代，时代的大背景和环境，激励和鞭策出版人积极进取，有所作为，实现文化理想，这样的时代过去不曾有，而今后也未必可以持续；其二，我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平台，从一开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受到优良传统的滋养，此后调换两个单位（香港三联和北京三联），都处在十分重要的岗位上。平台和岗位使我得到别人难以得到的锻炼，给我创造了别人未曾拥有的机会，为我提供了别人难以掌握的资源，使我这样一个原本平庸的中品之才，取得了超越自己才能的成绩。”

    其实，我还有一句话没有说，那就是，我应该感谢自己始终如一地坚持了人生道路的选择，同时感谢我的家人，他们知道我为此放弃了什么，却仍然义无反顾地支持了我的选择。

    （本文为《做书：感悟和理念》自序，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