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正璜的《西北考察日记》

    1940年，时值26岁的何正璜过着“流亡”的生活。原是五代为官的书香之家，幼年习美术，后留学日本东京多摩川高等美术学校。1937年，日军侵华，何正璜愤然辞学回国。此后，她成为了一名在江边洗衣，兼怀天下的女子。彼时的社会现实，酿出了一批这样的佳人，如赵萝蕤，一边烧饭，一边腿上放着一本英文书。读书、绘画、译诗，对她们来说，除了自我内心的需求之外，也是“贡献给中国的礼物”。

    我们从旧照中看到的何正璜，长相甜美，很难想象她回国后曾经参加过在武汉举办的中央军事干部训练团，准备投身抗日战争。后因武汉沦陷，才搬至恩施，接踵而来的是失业。

    战争已持续数年。一日，何正璜在江边浣衣，忽见水上漂来一张《大公报》。这是她素来喜读的报纸。欣然捞起，上面登有一则教育部成立“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招聘启示。狂喜之余，借一件玫瑰色衣服，乘船去重庆应聘。

    在报上登出广告的是留法八年归国不久的王子云。通过面试，何正璜成为这八人考察团中唯一的女性。她与王子云一见钟情，三个月后订婚，再十日后结婚。二人开始了历时五年，遍及川、陕、豫、甘、青五省的万里征程。期间，何正璜写了大量日记，可惜大都在“文革”中被盗或遗失，仅此一本《西北考察日记》，得以保存。

    二人偶于途中整理旧时剪报，看见那张《大公报》上的招聘启示，不禁感慨：“得有今日，非缘而何！”或许不必说得这么神秘，只需再问一句，如果何正璜不爱看《大公报》呢？这背后的人力、因缘，是可以遐想的……

    从这本日记中隐约可知，随着考察的深入，何正璜的内心，发生着细微而蕴有深意的变化。

    起初，考察团在成都游览了三日，于武侯祠后殿中见到诸葛先生塑像，何正璜觉得“塑像技术尚称佳好，唯以习俗关系，尽成为求签之处，至俗不可堪”。这一类评论，在凡有些知识的人当中，并不罕见。然而越往后，何正璜似乎越加感受到民间的复杂性，日记中对风俗的记载，亦呈现出多样化的视角，写出了一种复杂的滋味。“不可堪”的事仍在发生，但“不可堪”的判断，是越来越少了。

    譬如元宵节时，她见街市人山人海，家家锣鼓，人人新衣，火花满天，“一派太平兴隆景象，亦不减唐代长安之当年。若一外人来此，则当令其感觉不可思议。此乃全民族存亡关头，血战四年之后方？此乃晋豫鄂绥各已陷敌骑之邻省？……此中国所以伟大之处耶！”这话听来像是反讽，但作者实无此意。我想，这是她长期浸在“俗”中，感觉到其与切己生命的相连相通，从而发现了这个民族生命的韧性所在。这种看上去像是“麻木落后”的风俗，背后其实是有力量的，用民俗学者刘宗迪的话说，“因它首先是我们应该接受其引导的‘命运’”，故而，何正璜不再置身于“命运”之外，为之肃然。“肃然”，恰是何正璜日记中常常用到的词。

    我们谈命运，并非是消极的，反而是积极的。比如，许多人以为文学是一种上升的艺术，然后把自己架空，但人是无法凭着架空的灵智境界而生长的。而命运，是遍在永在的，一个人逃脱命定摆布的前提，恰是先去面对和承受这份命运。

    何正璜面对的命定的事情并不算少，比如战争、痼疾、“至俗”种种，也有一些愤慨和牢骚，但她始终抱着工作不放，因而做出重要的事来。团员中的其他人，并非都如此，为此，王子云也曾大发牢骚。何正璜提到“青年气象”的问题，说“众人纵若稍有青年气象，当即能醒悟”。这里的气象肯定与年龄无关。张新颖先生《沈从文的后半生》，开篇便是“恢复‘年青’，‘重新安排’”。实际上，读何正璜的日记，能感到她与沈从文相通的地方。别的不说，单论建立国家博物馆之雏形的想法，便可见一斑：

    “中国以五千年之古国，历来文明超于世界各国者极多，而竟无一具形之国家博物馆……将来中国若能因此有一国家办立之美术馆或博物馆等，则本团虽已不存，而在此开始无人注意及此之时，即已尽力奠其基础。星星火粒燃起民族光荣巨焰，本团定亦在旁为之欣慰无已。”

    他们是鲁迅所言的“中国的脊梁”，纵使戳脊梁骨是常有的事。

    《西北考察日记：1940-1941》，何正璜著，中华书局2015年2月，3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