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国文化密码

    最近，我编了一本集子，将自己历年所写关于前辈文化人的文章，收在一起了。书名起得有点“炫”——《前辈们的秘密》，其实一点也不“八卦”。我要说的，一是对于这些可敬的前辈的所见和所思，因属“私见”，故如此称；二是想通过他们谈谈对中国文化的一些认识，亦即探寻中国文化密码。此书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

    书分上下两辑，上辑以记叙、回忆为主，但也努力写出自己的知和思，其中涉及的人物有张中行、施蛰存、王元化、黎澍、舒芜、黄裳、曾卓、金性尧、冒舒湮、唐振常、吴小如、来新夏、谷林、辛丰年、范用、欧阳文林、梅朵等。下辑仍有记叙成分，却以知和思为主，带有更多研究的性质。之所以采用这样的编法，正是为了将对于人物的回忆和分析，引向对于整个中国文化的探讨。

    从李泽厚先生多年的研究成果中，我读出，中国文化有两个重要特色：在认识论层面，中国更强调“常识”；在存在论层面，中国更强调“日常”。前者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生存的智慧”（以区别西方哲学的“思辨的智慧”）；后者体现了中国人的“乐生”，热衷于“生生不息”，热爱普通日常生活（这与中国没有宗教，只有“一个世界”有关）。我有一个奇怪的发现，即李泽厚先生不太喜欢的两个作家——周作人和张爱玲，正好处处体现了他所阐述的这些特色。所以本书下辑，主要就是环绕李泽厚与周作人、张爱玲这三位来编的，当然由于他们，又牵出了俞平伯、钱锺书、何炳棣等前辈学人。

    除了“常识”和“日常”，中国文化还有没有其他的同样重要的特色？我以为有的，还有第三条，就是“专家之上的文人”。

    较早提及这一问题的，是一位美国汉学家——约瑟夫·列文森（1920—1969），此人当初在汉学界地位仅次于费正清。他在代表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以科举制度和明清绘画为例，指出中国文化精神其实是一种“非职业化的业余精神”，在明和清初尤其盛行“反专业化的文人传统”；“只有当近代西方的冲击动摇了……绅士－官僚－文人的地位时……‘非职业化’观念才会不知不觉地为‘专业化’观念所取代”，旧传统才会被“生活在科学和革命时代的新青年”所反对。作者的观点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初，它延续了“五四”批判精神而又比当年的国民性批判更为系统和严密。他发现了传统中国不是专家社会，一切权力都由科举出身的“非职业者”掌控，而写八股文与画文人画一样都是重复古人和远离现实，导致“创造力”严重匮乏，这都说得相当深刻。但他同时又有一种西方式的偏见和误解。不管是明清还是更久远的时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并未停止发展，是谁在推动这发展？肯定不是西方式的专家，其实，恰恰是由中国特有的“专家之上的文人”推进的。这些文人没经过大学深造，但在“常识”和“日常”的陶冶下，还是掌握了许多专业的知识。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圆融浑厚令人咀嚼不尽的滋味，也离不开这些文人，而这恰恰是单纯的“专家社会”所不可能有的。“五四”以后的大批新文化人，其中最出色者，好多是由西方名校培养的，他们已是严格意义上的“专家”了，但他们并不满足于一份专家的工作，更不可能满足于一般专家的水平，他们以独到的深度见长（其独创亦由此来），其趣味、爱好和专长又往往是多方面的，此正合龚自珍所谓“从来才大人，面目不专一”。所以，也有学人（如徐建融教授）称这种跨行业的钻研精神为“非职业化的专业精神”，以与列文森“非职业化的业余精神”相抗衡。此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谈中国文化时，须得强调“专家之上”（职业化之上），因专家之下的文人，在中国就太多了，其中有很多仅是消费性的存在，吟风弄月，自得其乐，没有多少创造性，也没有社会和文化的责任感。收入本书的大部分文章，所写的都可说是“专家之上的文人”。书中最末一篇是由俞平伯说开去的《中国文化的一个小秘密》，写的时间稍早（刊1998年9月5日《文汇读书周报》），此中已提出这一观点：“当然，从‘通人之学’向‘专家之学’的转化，依然是现代学术生成的一个标志。我只是觉得，在完成这种转化的同时，仍有必要保持一批优秀的文人。……此处的文人，更确切地说，应是‘专家之上的文人’。……本来属于人类精神生活的各个有机组成部分，都被分工成一项项专业，从而尽失其味。我想，‘文人’之可贵，就在于以自己的文化积累与自由性情，打破人为的学科界限，将各种学问乃至一切人类文化成果，尽力‘打通’，复现为有机整体，为完整的个人所用。”

    2014年11月5日，我在《文汇报》上发表《‘西式规范’之我见》，参与了由谢泳先生引发的对学术论文的文体文风问题的论争，将上述观点也写进去了。不料文章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海内外都有同道来讨论相关问题，报上网上也能读到几位学有专长的资深教授的意见。大致地看，大家对李泽厚先生发见的“常识”和“日常”比较赞同，对“专家之上的文人”则既有赞同，也有不同角度的商榷。有认为西式专家与中国文人间难以通约的，有对“文人”提法表示怀疑的，海外的朋友则多认为国外也有钱锺书那样的通人，所以这未必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对此，我想再多说几句。

    确实，西方也有“通人”，有横跨诸多领域并勤于撰著的“文人”（两位海外学人便都提到写《世界文明史》的博学的威尔·杜兰）；在文艺复兴时期，这样的人物更多，也更耀眼。但我以为，这跟中国的情况还是不同，只在中国这才成为一种带根本性的文化特征。此处我想借助许倬云先生《华夏论述》一书的论点，再从根子上作些探析（此书在我撰写本文时尚未印行，以下所引均据葛兆光教授2014年12月14日刊《东方早报》的《许倬云新著〈华夏论述〉解说》文）。古代中国时而统一时而分裂，何以“中国”的观念始终得以维系？许先生在此书《自序》中提出，有三种力量使然：经济网络，政治精英，书写文字。他认为，这三个因素互相沟通，才使“中国人”有了共同的归属感。我们不难发现，除“经济网络”外，后两点，就都与我们说的“文人”直接相关。再看他的具体论说。在第五章，他提到，中国社会在春秋战国后所发生的变化是：“从属人的族群，转变为属地的地缘共同体。乡党邻里成为个人的主要归属”。在这样的社会中，精英、大族、士绅乃以“儒家知识分子为主体，他们对于地方的舆论和意识形态，当然更有强大的影响力”。“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密切结合，又据有经济的优势，文化的精英成为实质的‘贵族’。”这一阶层的巨大存在，左右着中国历史的发展：郡县大族相互支持，有时足以抵制中央的力量，这就成为分裂的原因；但同样是他们，使中国始终有文化认同的力量，从而在分裂时代又起到重新整合的作用。从这里，贵族－文人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特殊重要性，已不难看出来。在第九章，许先生又将宋代以后的儒家文化，与欧亚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文化进行对照。他认为，欧洲近世经过宗教革命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普世教会早已解体；伊斯兰世界经过欧洲帝国主义冲击，教会只能管到自己的教徒，也失去了普世性。“倒是中国的儒家，并没有教会，也没有明显的组织，儒生是寄托在政权的体制内，朝代可以改变，可儒家权威及其造成的社会制度，却是长久存在。”这就告诉我们，因中国没有普世宗教，是世界史上十分奇特的“一个世界”的社会，所以，儒生－士绅－文人就有了特殊的地位。这地位甚至可跨越政权，居于政权力量之上。且中国自上古起就有“重文”（而非古希腊之“重言”）传统，古代士绅、文士的思想声望之流播，主要靠其诗文（也辅以字画），“刻一部稿”往往成为终身追求，这追求有时更高于事功。因为有这样的传统，到了现代，即使“专家化”已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潮流，“专家之上的文人”将仍是中国社会的一种文化渴求，同时，它也将成为一种保持中国自身文化特性的可能。——从本书所涉及的这些文化精英身上，我们将不难看到这种“渴求”和这种“可能”的同时存在。

    总而言之，我之所谓“文人”，是包括学人在内的一种统称，它的对立面，应是那种以西方式的职业化为最高事业追求的所谓“专家”。

    据此，我以为，常识、日常、专家之上的文人，此三者，也就是中国文化的密码了。当然，这是个大得无比的问题，故望远近师友及读者诸君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