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前人的文论史新体系

    一

    王鍾陵教授曾以《中国中古诗歌史》一书蜚声学术界，赢得高度赞扬，之后，他马不停蹄，又相继推出了《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和《文学史新方法论》两部专著，同样博得了学界叫好声。令同行们惊讶的是，这三部专著，出版多年后，又先后被三家知名出版社再版：人民出版社2005年再版《中国中古诗歌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再版《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2003年再版《文学史新方法论》，且再版的这三部著作，面目全部焕然一新，均改成了大十六开本，装帧典雅而又大气。这在国内学术界非常罕见，一般学者更是做梦也不敢奢想，而它却在王鍾陵教授身上奇迹般地呈现了。

    这还不够，勤奋而又满怀壮志的王鍾陵教授，在前三部专著的基础上，经过十五年的披肝沥胆、呕心沥血，推出了其个人历史上也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堪称个人独立专著史无前人之巨著——问世了一部令世人大为吃惊的精装大十六开本、六大卷共450万字的宏篇巨著——《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此宏著篇幅字数之巨，大大超过了丹麦人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160万字）和美国人韦勒克的《近代文学批评史》（330万字）。这部宏著，完全是以个人一己之力，构建了一座会通中西、融贯古今、意在创新的宏伟大厦。这座大厦，熔古今中外哲学、历史、文化、文学于一炉，打通了文学史与文论史的界域，铸成两者相融相合的新型文论史框架体系，从而创造出属于他个人的具独家风格而又自成一体的文论史新体系，完成了一次超越前人也超越自己的大胆实践。

    在此，笔者除向王鍾陵教授本人表示由衷钦佩和热情祝贺外，也拟专就书中前二卷“西方思潮”内容（全书共六卷，后四卷涉及中国文学与戏剧），略谈读后感想。

    二

    综观“西方思潮”二卷，我们首先可以发现，作者将二十世纪曾在西方文坛上出现的各种主要文论、思潮、流派，从现代模式（科学、理性与人）重大调整的视野角度，合并为六大块团，分别是——精神分析、形式主义、现象学与存在哲学、分析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使哲学与文论思潮有机融合，并以其独到的理解与认识，对各种思潮、流派逐一地作了系统有致的梳理和鞭辟入里的阐释、分析、比较与评述。

    不要说批评、辨析这些思潮流派，单是吃透、消化这诸多庞杂的思想内容，就非常不简单，作者所花功夫之深、所显功力之厚，足以令学界人士刮目相看。

    书中诸多论述中，令笔者特别感兴趣的，首先是作者对荣格和弗洛依德的理论所作的异同比较，通过这一比较，展示了两人在审美观和文学观等方面的联系与差异，既清晰又明了，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作者明白指出：弗洛依德学说的中心概念是“性”，荣格理论的中心概念是“象征”；“性”的病态表现为“情结”，而最具重要性和根本性的“象征”是“原型”；“情结”属于“个体无意识”，“原型”属于“集体无意识”；弗洛依德的学说归结为生物性，而荣格的理论则归结为宗教性。（第一卷第49页）以上论述，点明了两人理论的核心所在及其根本区别。与此同时，作者又清楚指出，弗洛依德和荣格的理论学说，乃是一个大学派中不同的框架设计，它们往往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

    进而，作者论述了弗洛依德与荣格的文学观，两者就是既有异中之同，也有同中之异的。他们的同中之异是：其一，从创作所具有的幻想的性质说，两人都承认幻想是创作力的根源，只是荣格认为，幻想是一种真正的原始经验，而不是派生出来的东西；其二，荣格虽没有否认童年经验的作用，但他更看重神话的价值，认为原始经验深不可测，需要神话的想象和比喻给予它以形式；其三，同弗洛依德肯定个人经验不同，荣格从集体无意识出发否定个人，他认为艺术作品的本质在于它超越个人生活领域，而以艺术家的心灵向人类的心灵说话；其四，弗洛依德强调现实场合对于幻想的作用，而荣格则认为幻想活动所突出的只有过去，并且是人类的早期过去。两人的异中之同是：他们的思维方式都是病理式的，同时，两人都承认他们的理论对艺术分析是无能的。

    笔者曾专门邀请作者为复旦的研究生们作过关于弗洛依德和荣格精神分析学说的专题讲座，作者以十分客观而又逻辑严谨的演讲，对两位西方理论家，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介和分析，博得了听讲的研究生们众口一词的赞誉和佩服。

    笔者对作者在详尽阐述存在主义主要流派和代表人物的理论及思想后，所作的深层次的思考，特别感兴趣。这些批评的内容包括——存在主义只描述了现象，不能也没有探究本质；萨特存在主义的主要命题“存在先于本质”从发生论上说，是错误的；存在主义所谓“他人即地狱”的说法，是错误的，不符合人类社会得以形成的本源；加缪对于理性的驳斥及其有限承认，是不懂得理性对于人类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不赞同萨特、加缪等的观点，认为孤独、痛苦、绝望，也可以是一种积极的情感，或者说是积极的生活方式中某些低谷时期的情感。对于这最后一点，作者特别以文学的笔调，作了富有散文味的哲理性阐发，很能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而在品嚼思考之余，让读者含笑认可。书中，作者分别引录了他自己创作的散文——《海的迷思》《雪中景山》《四月的雨，最无情》中的多个片段（参见第二卷第355—360页），来加以形象而又生动的科学论证。应该说，这种夹杂抒情散文语段的引录及论述，既体现了作者糅合文人气息的学者型论述风格，也增加了论述本身的雄辩力，且无形之中增添了读者阅读的兴味，让读者在品读、回味中潜滋暗生了信服力，从而体会到作者不拘一格的独到的阐述风格，以及不得不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

    我们不妨试读书中引述的一段《海的迷思》——

    人可以是孤独的，在孤独中有一种拜托了世俗与平庸的快意，却也不免会潜入几丝或多或少的苍凉。人生的大快意，亦即《庄子·外物》中所说的‘天游’，只有千里挑一，甚至是万里挑一的幸运者或曰强者才能得到。于是，生活乃特艰苦。车行茫茫戈壁，无止境地开下去，千弗洞的艺术宝藏确实在荒凉无人的一片沟谷中才得以瞻仰。在漫长的戈壁行中，天边那一抹相伴你远行的祁连山，安祥宁静，雪顶洁白，是多么地让人眼明啊！这便是长途跋涉中心对于心的安慰！（第二卷第355页）

    再看一段《四月的雨，最无情》——

    山中的白玉兰，没有人倾动于它的美丽，它默默地开着，也默默地落着。它无心而任运，不喜不忧，美丽是它的本性，它不假外求，亦不外售其美，它自足自得地拥有着自己，一颗恬淡、高雅、莹彻的心，存在于一片宁静的氛围之中。花开是有、是生；花落是无、是死；开且落者，则是方开方落前后相续。它既不是有，又不是无，它不仅仅是生，又不仅仅是灭。它虽有开落之动，却归于无心之静。自足自得地拥有自己，即是返身而求于自性。方开方落亦有亦无，即是超于有无之上。（第二卷第360页）

    读这两段文字，读者诸君是否感觉到，在清新灵动的文字中所寓有的内涵，完全迥异于存在主义者所主张和阐发的意蕴？是否从中可以认识到，孤独、痛苦乃至绝望，并非全属于消极颓废，有时也属于一种积极的情感，只是这种情感，乃是积极生活方式中低谷时期的情感？由此，是否也会赞同作者批驳存在主义的立场与观点？我想，答案一定是肯定的。

    类似的散文作品引录，书中还有多处，笔者不拟赘引。

    三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在详尽阐述了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的各主要思潮、流派后，专门对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思想的总体走向，作了总结性的概括，同时也对二十世纪西方思想与文论作了总体的概括与展望。读者诸君须知，这里所说的二十世纪西方，不仅限于西方文论，还包括了西方哲学和思想，足可见作者视野之宽，视点之高，涵盖的内蕴之广。

    鉴于作者研究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的宗旨，乃是希图建立一个融中西思想文化之长、兼具哲学性与文学特殊性的新的文学理论体系，因而，作者对中西文论的阐述，实际上是在努力做到三个结合——西方文论本身内部的协调；史感深切、整体性强的文学史理论与对文学活动作研究的众多理论的整合；源自哲学思想的普泛性的理论，与文体史研究的相互补充。从全书的内容看，笔者以为，作者的努力是相当成功的，也是值得高度肯定的。

    总之，综观这部篇幅浩大、内蕴丰厚的宏大著作，笔者的感觉是，作者能以一己之思力，耗用整整十五年光阴，完成这一堪称前无古人（包括古今中外所有个人专著，不包含文集与全集）的宏伟业绩，实在是值得致以崇高敬意的。

    《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百年中的难题、主潮、多元探求、智慧与失误》，王鍾陵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65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