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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号：10＆ZD095），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
抗日战争在我国近代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历来是我国教科书的重要内容。谁是抗日的领袖？抗日的力量有哪些？谁又是抗战的敌人？围绕以上问题，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同一片土地发出不同的声音，这就是20世纪40年代末在国统区和根据地教科书中二元叙事之下的抗日战争。
抗日的领袖
领袖这一角色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确立了谁的领导就等于是肯定了哪部分人在战争中的主导作用和地位。
国统区的教科书明确以蒋介石作为抗日的领袖。从九一八事变开始，贯穿整个抗战的过程，蒋介石作为国家领袖、战争指挥者被多次提及。在国立编译馆编辑的《初级中学历史(第五册)》（正中书局,1948）中，教材还专门设置了“第一百四十九课蒋委员长”，讲述蒋介石的性格和能力，包括他的出生成长、功绩、地位身份，对抗日的态度等。在本章中，重点叙述了蒋介石的功绩，特别在于实施训政以“充实国力”，对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步步进逼，由于考虑到自身实习太弱且无国际正义力量，他选择“坚忍应付、不屈不挠”；卢沟桥事变后他开始领导抗战，复兴民族。此外，对于他的就职，教科书说到“委员长再度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大元帅……受全国的景仰，与世界友邦的一致推重。”又如，认为蒋介石发表的庐山谈话是全国抗日准备的开始“这一次谈话，坚决表示了政府抗战到底的决心，于是举国上下以严肃精神作全面抗战的准备。”总之，教科书从蒋介石受到孙中山重用的优良出身背景，到受国民景仰的首领地位，再到在抗日战争中的出色领导方针和能力，来树立蒋介石的绝对权威。
相对于国统区教科书十分强调蒋介石的领袖地位，根据地的教科书并没有过多提到个人，而是以中国共产党这个群体作为抗日的领袖。根据1948年哈尔滨市教育局编写的《历史》（东北书店,1948出版），中共的领袖作用在九一八事变后就有体现，如叙述到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本着为民族独立、人民幸福而奋斗的方针，提出了“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与出卖东北政策，在“关内领导全国人民做抗日救亡斗争”。此时中共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领导工人运动、青年学生的游行示威、各类民众武装以及全国人民抵抗日货，凸显的是“动员”和“团结”的作用。直到八一宣言之后，才更凸显中共在军队领导上的作用，叙述一二九运动、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作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等事件，均特别提及了中共的带头作用，如“（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是中共正确主张和坚强领导，在战争的实际经验中，已为群众所深刻认识和接受了的缘故。”此外，课本更是设置了“第一章中共领导中国人民努力争取和平民主”，讲述“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掀起了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艰苦抗战了八年。”总之，通过中共直接对战争的组织领导，以及间接对群众、学生、抗日同盟军的发动来凸显其领导地位。直到红军长征结束之后，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的地位才正式确立。因而，红军长征之后的事件才逐渐涉及毛泽东作为领袖形象的一些活动。
抗日的力量
国共二元叙事之下的教科书对抗日的力量也有不同的阐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意识形态的差异。
在国统区教科书中，若按照抗日力量来划分，可以将战争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寻求国际帮助的阶段；二是国民党军队的直接对抗的阶段。在第一阶段中，国民党实施的是“不抵抗”的政策，认为可以通过英美列强，以及国联来对付日本，因而不断诉诸国联，最终以国际法律形式认定日本的不合法行为，而对于部分军队的抗日行径，则认为是个人行为。如在上海事变中，认为是“英美法等国的调解”促使上海停战协定的签署，日本撤兵；又如叙述到国联调查团进行了历时六个星期的调查，在国联会议中以投票形式通过十九国委员会的报告，声明了东三省是中国领土，不承认满洲的伪组织，因而也就公认了日本的侵略行径，遗憾的是以上的国际调解终因日本的“悍然不顾”而“完全失败”。在第二阶段中，由于前阶段国际调解的失败、英美列强的不干涉、以及国内的动乱，从而坚定了抗战的决心，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继而颁布抗战纲领，由国民党军队为主力先后进行消耗战和敌后方的争夺战，包括了上海、徐州、武汉的三次会战，以及对湘北、鄂豫、滇缅、豫西、湘桂的争夺。此外，教科书特别叙述了国民党军队与反法西斯同盟军的合作，如抗战后期，教科书提到“英美以联合国通牒迫令日本无条件投降”，讲述了美国在日本投放了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使得日本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只有坐以待毙了。”进而强调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根据地教科书中，抗日的阶层非常广泛，包括了中共红军、苏联、国民党的部队、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在抗战的前期，也即西安事变之前，中共主要工作在于组织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宣传抗日主张，诸如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之后的罢工罢市以及其他爱国反日游行、抵货运动等；协助部分参与抗日的军队与日寇斗争，诸如十九路军与一二八抗战、察北抗战、东北抗日联军等。因而这时期各阶层人民作为中共主要团结的力量。在西安事变之后，除了依旧团结工农力量，以及自身的武装之外，还特别提及了苏联的帮助，如讲述到“虽英美联合亦不能取胜于日本，最后苏联参战，才将日寇击败。”这种叙述有别于国统区将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贡献放置于首位的说法，是意识形态对立的重要体现。
抗日的敌人
国共两个体系的教科书均把日本作为抗日战争的敌人，但当时非主流的共产党政权，除了表示对日本的敌视之外，还将国民党、美帝国主义作为协助日本的走狗。
在国统区教科书中，抗日的敌人主要是日本，九一八事变后，国家对日本的态度开始是温和的，教科书也在不经意之处提及“不抵抗”，尽管明确了日本的侵略行为并提出“抗议”，以及部分国民党军队在上海事变、榆热之战和长城各口战役中均有与日对抗的行动，但是官方还是秉着求和平的目的与日本签署停战协议，积极寻求国际帮助，就如“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我国政府一方面向日本提出抗议，一方面诉之于国际信义。”直到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官方的态度是：“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绝不求战。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要求全国国民……抗战到底。”此时武力对抗日本的态度变得坚决，认为必须团结一致进行战争，接着先后对日发动了三次会战以及在敌后方的争夺战。
在根据地教科书中，抗日的首要敌人的日本，特别是对日本的称呼与国统区教科书不同，称日本为“日寇”，认为日本的侵略是“我国近百年来的最大损失，较之鸦片战争，
英法联军之战，甲午中日之战与八国联军之役所受损失的总和都要超过”。如果说日寇的侵略是战争的起因的话，那么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和围剿红军等行为就是加重人民灾害和加重战争负担的主因，因而在根据地教书中，更为批判国民党对日的行为：就如在分析抗日战争背景时，最先是分析了日本国内的状况，然后再叙述国民党对外屈服于日本，勾结帝国主义，对内打压其他党派——“当时国民党政府，不但不接受共产党的正确主张，不赞助共产党的英勇行动，反而屠杀共产党人，接连不断地围剿红军”，进行内战；又如在“日寇制造伪满与国民党专制独裁”中将本国封建势力作为日本的汉奸走狗，认为国民党进行法西斯特务统治；再如对于国民党诉诸国联的事情，态度非常消极，认为国联调查团低效无用，塘沽协定是卖国条约。可见，共产党将日本、国民党反动派、美帝国主义、本国封建势力都作为这场战争的敌人，既体现了民族对立，又反映了阶级对立。
综上，从对抗日战争的叙述中可以反映出，国统区教科书主要传递的是法治与外交，即能争取和平尽量争取和平，以免伤及无辜，不可否认，国民党诉诸国联、用外交的方式积极争取正义的举动对于中国提升在国际上的地位有较大的帮助，并且对于晚清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也起到了一定作用；相对的，根据地教科书主要传递的是反抗和斗争，即为争取民族独立，实现人民当家做主，需要反抗权威，对待敌人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种独立、坚韧、无畏、团结的民族气节和精神同样应该受到我们的尊重与肯定。
国共二元叙事之下的两种教科书体系通过重点内容的偏重、不同的切入角度、以及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描绘方式，传达了两党对抗日战争的见解和认识，试图构建中学生心目中的抗日战争印象。无论是重视法律、外交，还是强调反抗、斗争，实际上都是当时的中国迫切需要的，实际上这种外交意识和独立的民族精神同样是现代中国需要的。还看今朝，当代的历史教科书又应该在学生心中留下怎样的抗日战争的记忆呢？是战争的残忍画面？或是全民族的团结一致？还是苏联英美的协助？这值得我们思考、探索。
（本文作者为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4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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