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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可谓马列主义在西方的复活时刻，中国和古巴等地的其他一些模式取代了苏联，代表着未来革命的希望。1966年在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同样是以青年人为主体的反叛运动，对法国青年影响甚巨，被称为小红书的毛主席语录在青年之间流行一时。广大法国大学生服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强调的“破四旧，立四新”等口号以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斗争形式。被中国的“文革”所吸引，如今在中国青年中声名显赫的福柯等哲学家也开始究心于中国的“文革”动向。
在1968年5－6月期间，法国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学生运动，工人罢工遍及全国，而且发生过多起与警察、保安队激烈冲突的街垒战。这次持续数十天的激烈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和西方世界都罕见其匹，不仅给法国经济造成严重损失，而且导致了蓬皮杜总理内阁的轰然倒台和戴高乐总统的黯然英雄末路。
法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总是一再误解文化革命，罗兰·巴特、福柯、菲利甫·索莱尔斯这些才华横溢的人之所以没有看见或者不愿意看见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负面性，是因为一切他者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这些称作“原样派”的知识分子对此被先入之见所框定。这种精神偶像崇拜与当年伏尔泰对于中国的情有独钟一样，是从自身的关怀出发对于本国现实政治的批判，同样是采取借道钟馗打鬼的策略。暴力的场景、革命的美学给他们带来某种乐趣，不论是萨特还是福柯对此都直言不讳。
一种理论的意义在流通到“他者本土”中的过程因德里达所谓的“时空延异”而不可避免发生流变，实质上是“他者本土”内部各种利益和思想斗争的外在表现。世界各国的联动效应往往不为人们所关注。对于法国“五月风暴”这种现象的解读应该置于“世界流通”的概念之中，不是一个单纯的“西方如何影响中国”“中国如何回应西方”的单向关系，而是在复调的话语实践中如何相互博弈的双向关系。
我认识一位世界著名学者，他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从事短期研究。在跟他商谈稿件事情后，我们两人到老北大那条胡同深处吃饭。他比我年长很多，最初研究以西方古典学见长，说起他学中文的经历，让我非常吃惊。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在我的印象中是与世隔绝的封闭国度。然而，在1966年，他就到北京郊区的公社，跟农民打成一片。我说，1966年底我才刚出生呢。在我出生后没几个月，父亲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进了牛棚。事实上，这位学者当时是满怀追求革命的理想来到红色海洋的中国取经的，志在将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引回法国。在我们吃完饭沿着小巷往回走的路上，胡同口烤羊肉串的，卖煎水晶包的，烟雾缭绕，地上一滩滩污水气味刺鼻，我对此感到非常难为情，但此时这位老学者目睹周遭的情景却说：他非常喜欢这种中国的味道。也许这种法国人对于中国总是抱有异国情调的眷恋，连文革这种被中国人已经否定的往事依然十分神往，当时他们就是把中国的文革作为榜样。
邻壁之光，堪供照焉。法国大革命在近代以来就受到许多中国仁人志士的青睐，中国传统的语汇“革命”被重新改造，建构起新的叙述话语。疾风暴雨的革命被视为涤荡一切污泥浊水、振衰起弊的灵丹妙药。巴黎公社仅存在了72天，但正如马克思所说，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始终对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怀有深深的敬意。公社的首创精神令人景仰，公社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令人神往，公社社员为事业慷慨赴死的牺牲精神令人热血沸腾，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对公社经验的科学总结和对无产阶级革命规律的科学预见更令人折服。事实上，在新中国成立后，天安门城楼两侧的一边挂着“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的红色标语，另一边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红色标语。除了《宪法》所确立的《义勇军进行曲》的国歌之外，无论大会小会，都往往同时奏响欧仁·鲍狄埃作词、狄盖特作曲的《国际歌》。“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国际歌》堪称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灵魂的艺术化和大众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一样令人热血沸腾，对于“英特纳雄奈尔一定要实现”的信念在无数中国人心中植根深厚。而这首《国际歌》自然令人对于巴黎公社起义的无产阶级先烈充满敬仰，思绪翻飞。
在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法国巴黎公社成为效仿和借鉴的范例，毛泽东曾将人民公社与巴黎公社相提并论，将巴黎公社首推为世界上第一个公社，而遂平的卫星公社名列第二。是年10月，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张春桥在其成名作《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中，引用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有关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公社所采取的革命措施的若干著名论述证明供给制的先进性，批判“资产阶级的法权”和“资产阶级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起，高举猎猎作响的巴黎公社旗帜，被作为鼓动“大民主”和造反、煽动无政府主义的工具，给各种造反行为披上了神圣的外衣。1966年6月1日，毛泽东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那张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上海市的造反派在夺取了上海市政府各级机关权力后，曾企图以各群众组织的联络站作为新的上海政权机构的组织形式，但这种联络站的形式显然不符合当此之时传来的最高指示关于夺权后建立的领导机构应有军队的、革命干部和群众组织三者的代表参加这一要求。1967年1月底，以徐景贤为首的各造反派在起草夺权宣言时，就想到了巴黎公社，提出把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写进上海的夺权宣言。起草“夺权宣言”的执笔者以毛泽东对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评价和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为依据，主张“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公社委员由群众直接推选”，“公社委员是人民公仆，工资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等等。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当日发表的《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中称：它“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产生的崭新的地方国家机构”；其领导成员“是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等等。该宣言甚至也像1871年巴黎公社那样宣告：“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巴黎公社不仅为“大破”即“全面夺权”提供了依据，而且为“大立”即“新政权”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在上海自下而上的全面大夺权取得胜利后，当时的一些工厂按照巴黎公社的选举方式，建立了小组、车间、科室的“革命生产委员会”，其委员“一律称为服务员”，诸如“政治服务员、生产服务员、工会服务员等”，“彻底废除过去的什么‘长’之类的职称”；凡是不称职的人，群众有权随时罢免或撤换。在此后成立的中央各部、各省市革委会中，一般都取消了部、局（司）、处等设置，而代之以各种级别的小组，如政工组、宣传组、生产组等等。更有一些造反派组织为了保持自己组织的“纯洁性”，声称“一个当官的也不要”，“连一个科长也没有”。“一个市委机关总部向国务院发了一个通令，要求取消一切‘长’”。1967年“全面夺权”后，虽然毛泽东已部分放弃了直接按巴黎公社原则建设革委会的设想，但“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对巴黎公社和《法兰西内战》的宣传、学习，对巴黎公社的向往与追求一直未曾中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郑谦在2010年第2期《中共党史研究》发表的《“文化大革命”的巴黎公社情结》一文即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巴黎公社情结不是偶然和孤立的现象，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些深层问题的反映。
人民公社在中国大地已经成为普遍的制度，作为其模板的法国巴黎公社经过改造加工在东方故国遍地开花，“这边风景独好”，确实“好像一声春雷”震动了全世界，这怎么不令具有远东情怀的法国人惺惺相惜，戚戚焉有同感，浮想联翩。“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进之际，我所遇见的那位前来中国取经、朝圣的法国老学者在当时并非绝无仅有的孤例。中国并没有可以“输出革命”，但在法国这个距离中国颇为遥远而同中国文化又存在巨大差异的国度里，法国人仿佛从中看到了革命的曙光。继1956年赫鲁晓夫的报告和匈牙利的秋天带来的震惊之后，上世纪60年代可谓马列主义在西方的复活时刻，中国和古巴等地的其他一些模式取代了苏联，代表着未来革命的希望。1966年在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同样是以青年人为主体的反叛运动，对法国青年影响甚巨，被称为小红书的毛主席语录在青年之间流行一时。广大法国大学生服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强调的“破四旧，立四新”等口号以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斗争形式。被中国的“文革”所吸引，如今在中国青年中声名显赫的福柯等哲学家也开始究心于中国的“文革”动向。和中国人“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崇拜得五体投地一样，迅速蔓延开来的法国“五月风暴”可以说也是“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以此为指路明灯。
在1968年5－6月期间，法国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学生运动，工人罢工遍及全国，而且发生过多起与警察、保安队激烈冲突的街垒战。这次持续数十天的激烈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和西方世界都罕见其匹，不仅给法国经济造成严重损失，而且导致了蓬皮杜总理内阁的轰然倒台和戴高乐总统的黯然英雄末路。这是一种与中国“文化大革命”性质完全不同的群众运动风暴，但街头游行队伍中高举毛泽东头像和红太阳图案标牌的青年在所多见，中国“文化大革命”某些实践方式的影子昭然可见。从形式上看，法国的学生运动肇端于反对教育部门的有关规定、要求教育改革。这一点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率先从教育革命开刀颇为契合。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一位学生在英国《卫报》上发表的对到法国巴黎大学的采访报道如此描述说：在巴黎大学的圆形剧场里，“每天晚上都举行公开大会，七千人济济一堂，连过道都站满人，听取委员会的各种建议和估计。人们可以随意起立发言，人们怎么想就怎么说。他们抓住麦克风说明一个问题，听众立即报之以掌声，甚至更快地对改良主义的主张或毫无意义的煽动表示不赞成”。这里形象而生动地表现了当时法国式的大辩论的场景。“五月风暴”是第五共和国潜在危机的总爆发。在五月造反运动中，法国青年渴望一场革命的洗礼。整个社会体系的运作在短时间内就陷入瘫痪困境，即表明人们心里的承受能力已臻于极限，只要有人领头振臂一呼，就可能风起云涌。洛朗·若弗兰的《1968年5月法国的“文化大革命”》指出，就当时法国的教育角度而言，学校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制造其所需要的各种活的工具的工厂，就像一个集中营，僵化、特权、枯燥无比的考试制度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这种制度下培养出来的是一架高度“理性化”的听话的机器。学生成了从属于学校的物化关系的商品。学生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天赋和才能的发挥和发展不为社会所注意和考虑，加之萨特、阿尔都塞、勒费弗尔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在学生中间影响日益扩大，以致1968年5月的学生运动在这些内外因素的结合下最终汹涌蔓延开来，势不可遏。《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的作者认为，这场革命不是由于暴政、贫困，而是由于人们突然发现还可以过另外一种生活，仿佛在瞬间发现痛苦是毫无道理的，发现了摆脱痛苦的方法，有了新的奔头，从而欣喜异常。如果加以深入考察，法国大中学生反对最激烈的桎梏乃是“严格禁止晚上外出和禁止少男少女夜间互访的严格规章”，这构成“激起这场有力而持久对抗的重要因素”。无怪乎在当时巴黎大学校园里竟然堂而皇之悬挂着这样的大标语：“我越是干革命就越想做爱，我越是做爱就越想干革命”。这样的大标语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绝对属于大逆不道，无法想象。是时，学生们成立了“占领委员会”，下设12个小组，分别管理索邦的校舍、食堂等等。索邦变成了学生们的“自由王国”，被宣布为“自治的人民大学”，气氛热烈、紧张而混乱。安琪楼·夸特罗其如实记录道：“由尊师重道所构成的铁丝网其实早已老锈了。质疑就是老虎钳。这个大学，或知识工厂，遭逢头一回野猫罢工。教授们正在被一个个的问题扒掉衣裳。笑，这个立即欢喜自在的亵渎艺术。不一会儿，教授们都成了赤裸的国王。”
凡是有人的地方，总会有这种或那种矛盾。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学术资源的分配不均导致矛盾的种子生根发芽，一旦时机成熟，潜伏的芥蒂仇怨就会暴露无疑。君不见布罗代尔也被造反派饱以老拳，和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如出一辙。对于布罗代尔来说，蜚声遐迩的著作成功发行，是其地位得以合法化并且使其获得各种权力和职位的一个重要素。布氏成功因素中甚至还包括他在吕西安·费弗尔死后成为年鉴学派和高等研究院的第六部的负责人。这些都令其远远超过在传统学术世界和竞争中游弋的马克·布洛赫、吕西安·费弗尔。用布尔迪厄的话来说，布罗代尔有机会以自己的立场去控制这个领域，而且他在运用时可以采用攻击型的方式，而不是防御型的方式，并以此来扩大他自己的影响范围。事实证明，布罗代尔在行政管理和学术组织才能方面更胜费弗尔一筹。
对于继承费弗尔权力的布罗代尔，人类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特回忆说：“布罗代尔是位心地善良、易动感情、宽宏大量的人。在各种重大场合，我们可以完全信任他。同时，他又喜欢居高临下，而且禁不住要善意地戏弄那些来找他的人。他的语气有时可以噎得你哑口无言。可是，当他乐意的时候，他也可以令你陶醉。那个时候，他就成了魔法师。”不过，学术官僚自然也会得罪一些下属。只有现实，没有理论，而现实是什么样子的，全凭头脑中灵光一现，于是，自发性代替了计划性，不按规矩出牌的破坏性最大。法国在1968年和中国文革期间的学生造反一样，也是一种沸腾、革新、幻想的时刻。造反派砍树设障，占领大学，沸反盈天，在学校的楼房或其它地方乱图乱画。各校的教学和管理由于无意义的争执而陷于瘫痪。在这种情况下，过去一些矛盾比较突出的部位在此时就裸露出大打出手的武斗现象。1968年五月造反发生时，布罗代尔多少有些吃惊地发现，长期以来高奏凯歌的第六部也被视为正统机构。法国历史学家、宗教学家乔治·杜梅齐尔回忆说：第六部“还是有一点儿躁动的。有一次，在秘书处，大家不得不把布罗代尔与一个较年轻的同事拉开，那人似乎对众所周知的‘骚乱’挺有兴趣。他俩动手打了起来，于是就得把布罗代尔拉住。他火气很大，因为在高等研究学院六部也很不顺利，那可真是他亲手创立的，那儿所有人的一切都得益于他。1968年5月，那儿的人对他有的忘恩负义，有的蛮横无理、自命不凡。他用了很长时间来消化这段经历，多亏了那些总是成人之美的诸神，他后来又重新当了‘老板’”。恰如休谟所言，“民众的愤怒虽以要求公民自由作掩盖，实际上是由宗教狂热煽动的”，“一种最盲目、最固执而又最无法控制的信念最能激励人的本性”，尤其是当民众的愤怒“来自一种摒弃一切法制、理性和权力约束的信念时，必然产生一切最为有害的后果”。
不同于中国实为“政治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五月风暴”更具有文化革新的内涵，但二者之间的呼应也是较然易见的。至少对许多法国知识分子和年轻学生而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魅力四射，像是一场否定现政权并反对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是“在实践中超越斯大林主义”，是避免苏联发生的情况重演的不二法门。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些人对发生在中国的这场运动的“工具性”及其他“黑暗面”惘无所闻，略无所知。事实上，自1966年起，法国知识分子由于无力在法国进行文化革命，将感情转移至中国不啻为一种精神上的寄托、排解。玛丽娅·安托瓦内特·马希奥希在《论中国》这本在法国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书中写道：“文化革命取消了政治精英、专家治国、官僚主义、等级和特权。它使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重新结合，使城市和乡村联合起来，用集体领导的革命委员会代替了大学和人民公社的个人领导。它重新结构了小学至大学的教育体制，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这就使‘智慧的人’和‘劳动的人’统一为一个完整的存在，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这篇文字写于中国“文化大革命”后期，而马希奥希并不懂汉语，其前往中国旅行的见闻实际上是走马观花，不可能接触中国社会底层和内部的律动，所以中国被其誉为社会主义的天堂。“爱其人者，爱其屋上之乌；憎其人者，憎其余胥”。人的爱憎情感往往是不理性的。显然，法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总是一再误解文化革命，罗兰·巴特、福柯、菲利甫·索莱尔斯这些才华横溢的人之所以没有看见或者不愿意看见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负面性，是因为一切他者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这些称作“原样派”的知识分子对此被先入之见所框定。这种精神偶像崇拜与当年伏尔泰对于中国的情有独钟一样，是从自身的关怀出发对于本国现实政治的批判，同样是采取借道钟馗打鬼的策略。暴力的场景、革命的美学给他们带来某种乐趣，不论是萨特还是福柯对此都直言不讳。这种革命浪漫主义压倒了认识的情况并不仅仅限于中国，现实与想象之间的这种差距同样存在于对苏联、阿尔及利亚或古巴等其他国家革命的照观。
我们在“五月风暴”中还可以发现，法国普通民众对学生提出的“打倒消费社会”等文化抗议主张并不感兴趣，他们之所以投身于抗议运动，在大部分场合下是受到红旗、街垒等革命的象征符号和“工人阶级”“巴黎公社”等革命话语的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时刻是导致民众与政府首次公开对立的5月9日－10日之交的“第一个街垒之夜”。当时与校方和警方对峙的抗议学生在拉丁区大道支路划地而守，对垒而战。根据后来的口述史研究，很多民众承认，正是街垒这个符号使得他们勇气焕发，从旁观者变成了学生的支持者，它再现了1789年大革命、1848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等法国历史上的英雄主义时刻，街垒两方的对峙者被赋予了正义和邪恶之间的二元对立的色彩。同时，风靡一时的革命所具有的喧嚣狂欢节形式，也使得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所受到的压抑得到了释放纾发的通道，相当一部分民众被这种革命的气氛所感染而踊跃加入到抗议运动的行列，将“五月风暴”在时间和空间上逐步推向高潮。
在当时的中国，半导体收音机并不普及，并且大多没有短波。中国普通民众从《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中惊讶地知悉：法国的工人阶级也开始发动自己的“文化大革命”，气贯长虹，俨然呈现出烈火燎原的大好形势，并且竟然同当时正在放火烧荒的中国一样，也是由青年学生奋乳犊之勇担纲运动的先锋。按照《人民日报》连续的大篇幅报道，法国工人和学生的群众斗争不仅沉重打击了法国的资产阶级统治集团，而且必将影响整个西欧，有力推动西欧地区人民运动的进一步蓬勃发展，加速帝国主义制度的土崩瓦解。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如此等等的诸多文字报道和评论在舆论上桴鼓相应的支持毕竟有限，在天安门广场数十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表示了对法国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声援，彰显出世界无产阶级同呼吸共命运的大联合态势。
1968年，中国“文化革命”如火如荼，捷克“布拉格之春”迅雷风烈，法国“五月风暴”狂澜千尺，美国的反战运动和嬉皮士运动则蔚然壮观。恰如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所言，“只了解一个国家的人，实际上一个国家也不了解。因为不考察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区别，是不可能真正了解这个国家的”。美国学者爱德华·洛伦斯在题为“可预测性：巴西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能否在得克萨斯州掀起一场龙卷风”的演讲中提出了人们耳熟能详的蝴蝶效应概念，昭示了事物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一个微小的初始条件变化也可能导致一连串逐渐放大的改变。爱德华·赛义德在20世纪80年代又提出了著名的“理论旅行”（travelingtheory）的命题，将理论和思想的旅行方式描述为四个主要阶段：（1）在发源地，思想得以降生或者进入话语之内；（2）存在着一个被穿越的距离，思想从较早一个点进入另一种时间和空间，从而获得了一种新的重要性；（3）存在一组接受或抵抗的条件，使得对这种理论与思想的引进和默认成为可能；（4）最终在某种程度上被其新的用法及其在新的时间与空间中的新位置所改变。詹姆斯·克里福德则对赛义德的“旅行理论”提出修正和扩展，从语源学角度指出：“希腊文术语Theorein，指的是一种旅行和观察活动，由城邦派出去的某人去另一个城市观看宗教典礼。因此，‘理论’是一种置换和比较的产物，是某种距离。”一种理论的意义在流通到“他者本土”中的过程因德里达所谓的“时空延异”而不可避免发生流变，实质上是“他者本土”内部各种利益和思想斗争的外在表现。世界各国的联动效应往往不为人们所关注。对于法国“五月风暴”这种现象的解读应该置于“世界流通”的概念之中，不是一个单纯的“西方如何影响中国”“中国如何回应西方”的单向关系，而是在复调的话语实践中如何相互博弈的双向关系。理论的旅行在这里呈现出“法国巴黎公社的先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兴起―法国五月风暴的回响―中国内部的反馈”的奇妙连锁循环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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