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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5年06月17日 星期三

    怎样读《左传》

    郭丹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06月17日   08 版)

        《左传》是《春秋》三传之一,大概成书于战国中前期。西汉时期,《左传》曾立为学官,后几经废立,成为“十三经”中的一部。作为儒家经典中的一部,过去常把它看成是经书。它记载了春秋时期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又是一部重要的史书。经书也好,史书也好,《左传》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

        承载着传统文化中众多价值观的经典

        《左传》所记载的春秋时期,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也是思想大解放的时代。许多先进思想和价值观,在《左传》里面得以体现。民本思想,《左传》中最为鲜明。《尚书》已有“敬天保民”的思想,强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周书》)但是,到了春秋时期,全盛于殷商、西周时代的天道观已经动摇,人们对“天”“人”关系作出新的解释,从重视天道转而重视人事,以民为本的思想越来越突出。桓公六年随国大夫季梁说的“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就是突出的代表。虽然还有一个“神”在,但季梁提出“敬神保民”,实质是借“敬神”来表达他的“保民”理论。敬神告神,都离不开民力、民和、民心;只有民力普存、民和年丰、民心无违,才能取信于神,也才能取得神的福祐。民心向背、得民与否也是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曹刿论战揭示的就是这个道理。春秋中期以后,有关“保民”、“爱民”、“得民”、“恤民”、“成民”、“抚民”、“利民”的论述越来越多,哀公元年认为“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都说明民本思想越来越为统治者和进步思想家所重视,成为人们普遍的价值观念。今天我们提倡“以人为本”,正是对以民为本传统思想极好的弘扬。

        《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了晏子论“和同”的一段话。晏子所论之“和”“同”,从哲学意义上来说,是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一对范畴。晏子认为,“和”与“同”异。“和”是指众多相异事物的相成相济,即集合许多不同的对立因素而成的统一,譬如调羹:“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汲,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是指同一事物的简单相加,简单的同一。所以“和”是对立统一,“同”则是单一。“和”就是要适中,要和谐。各种相异的对立的东西相成相济,达到适中,才能和谐统一。晏子论“和”“同”,体现了对事物一与多、单纯性与丰富性多样性的统一认识。“和”“同”思想的提出,对于建构和谐社会,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左传》还记载了“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即所谓的“三不朽”说(襄公二十四年)。此说首先是崇尚道德,把道德作为最高的价值取向。其次倡导建功立业,为国家作出贡献。再次是建言立说。“立言”之不朽,应该在“立德”、“立功”的基础之上,“立言”与其时代价值和社会功利是紧密相连的。“立言”之不朽,显示了人们对于言论和思想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此外,还有如“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宣公十二年)、“多行不义必自毙”(隐公元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襄十一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宣公二年)、“骄奢淫逸,所自邪也”(隐公三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庄公二十四年)、“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昭公五年)、“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僖公二十四年)等等,无不体现出传统文化中影响深远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追求与崇高的精神原动力。

        开创了宏大历史叙事的先河

        朱自清说:“《左传》不但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经典常谈·春秋三传第六》)“史学的权威”,在于《左传》开创了宏大历史叙事的先河。

        首先,《左传》是一部“言事相兼”(刘知几语)的史著。《汉书·艺文志》说,古代“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尚书》重在记言,《春秋》专于记事,单一的记言或记事,共同的缺陷就是忽视了历史发展的主体——人。而《左传》却摈弃了单一的记言或记事的“古法”,博考旧史,广采佚闻,集记言记事于一身,以“言事相兼”的崭新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人是历史实践的主体,也是历史认识的主体。《左传》有意识地集中写出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不但详细地写出这些人物的活动,而且揭示他们在春秋时期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赋予人物鲜明的历史意义。《左传》相对于“言事分纪”的《尚书》和《春秋》,在史学方法论上是一个质的飞跃。梁启超称赞说“左丘可谓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也,又秦汉以降史界不祧之大宗也”。(《中国历史研究法》)在认识论上,它还可以给人们一个启示,即文学是人学,史学也是人学。

        我们说《左传》开创了宏大历史叙事的先河,还在于它全方位地展现了历史。它把春秋时期从王纲解纽、诸侯蜂起,到大夫专权、陪臣执国命,直至家臣篡夺的整个过程都详细描述出来,揭示了春秋时期权力下移思想观念急剧变化的详细过程。

        春秋时期是诸侯争霸的时代,因此战争不断。《左传》全书中共记录了四百九十二起战争,写得较详细的大战有十四次,如韩原之战、泓之战、城濮之战等,详细叙写了战争中的奇计与谋略,这些奇计与谋略,可以成为孙子兵法的实践注脚,有的在今天也有启发意义。

        《左传》还展现了春秋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从《左传》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周王室到诸侯宫廷中的日常生活、宫闱斗争,甚至夫妻密谈、床笫之语。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外交频繁,《左传》对盟会制度,包括礼乐制度,外交中的赋诗用诗,都记载得详细而生动有趣。此外,像妇女生活,宗法制度,典章文物制度,皂隶制度,坐贾行商,无不应有尽有。

        还应该注意到的是,《左传》是一部儒家经典。《春秋》三传之中,《左传》开创了以史实解经的先河。《春秋》三传,指的是《左传》《公羊传》与《穀梁传》。《公》《穀》二传,通篇设为问答体,着重开发《春秋》经文中的微言大义,不注重叙述史实。《左传》解释《春秋》,以叙事为主,通过历史事实的记述,让人们理解《春秋》的内涵。这种以史实说话的解经方式,对于理解孔子《春秋》的微言大义,更有说服力。对后世的经学研究产生很大影响,如南宋的吕祖谦,其研读《左传》,虽还恪守先经后史的原则,却是更重视《左传》中的史学价值。

        文学的权威

        说《左传》是文学的权威,是说它同时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著作。《左传》的文学价值,得到了多少后人的击节赞赏。严复、夏曾佑曾说:“书之纪人事者谓之史。”就此而言,文学和史学找到了它们的契合点。

        《左传》是以人物、情节与细节来解绎历史的。《左传》作者记载历史,非常注重情节。一个情节常常是一则有趣生动的小故事,众多的情节构成了历史事件,犹如花团锦簇,琳琅满目,读之趣味盎然。如晋文公重耳流亡这一春秋中前期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由奔狄、季隗待子、乞食野人、醉遣、观裸、过郑、答楚、谢罪怀嬴、河边誓舅、寺人披进见、介之推不言禄等一系列的情节构成。(《左传》僖公二十三、二十四年)尽管许多情节的叙述非常简略,但是情节的链条却非常清晰。这一连串的情节,还为日后晋文公的称霸诸侯以及所采取的内政外交政策埋下伏笔。这些情节又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少的一环。于是情节成为解释历史运动过程的工具。

        《左传》叙事写人的文学手法,可谓应有尽有。如文学手法中的细节描写,善于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叙事写人,白描手法,人物心理描写,对比烘托,皆臻善境。《左传》作为史传文学中杰出的一部作品,直接影响到后世的小说创作。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历来被人们所称道,刘知几说它是“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史通·申左》)又说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羣,纵横而自得。”(《史通·杂说上》)《左传》行人辞令之变化机巧,闳丽钜衍,如修辞艺术中之委婉蕴藉,折之以理,惧之以势,服之以巧,针锋相对,绵里藏针,乃至排比对偶,虚构夸张,铺张扬厉,至战国皆为纵横之士所袭用,且有更大的发展。

        清人章学诚说“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多种文章体裁的萌芽,可以在《左传》中看到。据笔者统计,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二十篇,“原始以表末”,追溯各体文章之始,举《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之例者多达四十余处,涉及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谐讔、史传、诸子、论说、檄移、章表、议对、书记各体。其中举《左传》之例为最多。这些文体的萌芽,为后代文章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读者研读《左传》,最权威的读本是晋人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今天我们所说的“十三经”中的《春秋左传正义》,就是在杜预的集解上再加上唐孔颖达的讲疏,称为《正义》。此外,今人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其注释征引丰富,最利于研读。而一般读者作为入门,则可读王伯祥的《左传读本》或朱东润的《左传选》,虽是选本,乃是大家所选,却是独具慧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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