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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号：10＆ZD095），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十七年间，语文教材的编制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历经波折，曲折前行。先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借鉴解放区的语文教育经验，编制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和听说读写能力的语文课本，接着向苏联学习，强调语文教学中的语言因素和文学因素，编制汉语和文学分科教材，随后受到“大跃进”“反右倾”政治形势的影响，以思想政治教育作为语文教材的基本内容，在教材编写史上留下了沉重的一笔。到1960年，党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教育战线也开始做相应的调整，认真总结之前的经验教训，努力探索教育规律。
出于之前所走的弯路，尤其是接受“大跃进”时期语文教育的教训，语文研究界对语文教学性质、目的开展了空前激烈的讨论。1959年至1961年，《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纸先后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关于语文教学目的任务和“怎样教好语文课”的讨论。这次讨论的成果，对我国语文课程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讨论认为，“语文归根结底是一种工具”。从此直到世纪之交，“工具论”基本是后来语文课程的主流。本次争论的焦点是思想政治教育和语文知识教育的关系，即“文道之争”。大家基本达成共识：内容和形式、思想和语言密切联系，谁也离不开谁。语文基础知识教学和思想政治教育是在统一的教学过程中同时完成的。此次讨论还明确了语文教学的目的和任务。提出要根据循序渐进的规律，加强语文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训练。此外，本次讨论对教学中全面和重点的关系、讲读教学和写作教学的关系、讲读教学中讲和练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些讨论成果，形成了1963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的理论基础。
1960年六七月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新教材研究会议，讨论了语文教学的任务，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和语文教育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不能把语文课变成政治课和时事政治课，忽视培养读写能力的任务。
1961年夏，中央文教小组指示，“在总结过去编教材经验的基础上，重新编写一套质量较好的全日制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在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的领导下，开始制订教学大纲和编撰新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
1962年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派出赴江苏和两广的两个调查组，征求对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的意见。
1963年前后，教育部拟定了《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在这份草案中，“基础知识的教学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在上世纪50年代“基础知识和技能”提法的基础上，首次在官方正式文件中明确出现，从此直到上世纪90年代，“双基”的教育思想一直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的主流思想，对我国教育教学实践包括教材编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63年5月，教育部公布了《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大纲开宗明义：“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选文质兼美的范文，教学生精读（一部分要背诵），要加强识字写字、用词造句、布局谋篇等基本训练。基本训练要通过多读多写来完成。一般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政治课，也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文学课。”这一“定调”，影响到文化大革命之后几十年的语文课程教学改革。
在制定教学大纲的同时，人民教育出版社许多编辑人员到农村工厂去，调查当地的教育状况和所需要的基础知识和技能，收集整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整理分析我国自清末废科举办学堂以来各科教材和教学情况等，开始着手编撰教材。
1962年8月，试教本第一册印出，在北京丰盛学校、二龙路中学、天津三十五中、河北静海中学四个学校试教。后来，人民教育出版社又在四川、陕西、吉林、辽宁、江苏丹阳、河北唐山等十几个省市召开教师座谈会。
1963年1月—2月，在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主持下，修改了第一册。1963年4月，第一册正式出版。1963年秋季开学，全国十二年制学校的初中一年级开始使用新教材。11月，第二册正式出版。
这套语文教科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质量较好的一套语文教科书。其突出特点表现如下。
第一，“语文是基本工具”的指导思想得到了明确体现
教材的“编辑意图”指出：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中学语文教学，要使学生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作文要文理通顺，用词确切，正确地使用标点符号，字写得端正，不写错别字。
为了切实达到这个要求，课文在编排过程中着重探讨了多读多写、语文基本训练、选材质量、文言文教学几个问题。安排了语言、读写、文言等必要的基础知识，精选了360篇课文，重视多读多写，加强基本训练，培养学生的语文基本能力。“语文这种工具很复杂，运用起来有要求准确、熟练，所以必须多写。”课本强调由易而难，反复训练、培养运用语文这个工具的能力。
第二，有了比较成熟的编排体系全套教材已经比较明确地具备了范文系统、知识系统、练习系统和助读系统的相关内容。
以培养学生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顺序为线索，组成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编排体系。各年级安排了培养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重点。初中阶段：一年级，着重培养记叙能力；二年级，说明能力，三年级，议论能力。高中在初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高一，复杂的记叙能力，高二，比较复杂的议论能力，一二年级还要继续培养说明能力，三年级，巩固和加深各种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
阅读能力培养方面，从阅读比较单纯、篇幅比较简短的文章到阅读内容比较复杂、篇幅比较长的文章；写作能力培养方面，逐步理解和掌握写作的基本方法，从词句到篇章，从比较单纯的方法到比较复杂的方法，逐步理解和掌握记叙、说明、议论等主要表达方式和常见的几种体裁的文章的写法。
课文和基本训练，都围绕着每个年级的重点来安排。初高中全套课本拟选课文360篇，分编12册。基本以文体编排单元。课文以白话文为主，穿插文言文，全套教材共编入150篇文言文，占总篇数的40%多。应用文主要在初中讲授，初中编入应用文教材12篇，平均每册2篇。高中不单独编写应用文教材，有关知识结合课文讲授。语文知识短文也按照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编排。
第三，有了较为明确的选文标准课文力求文质兼美，适合教学。
“具有积极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是为学生学习的典范”。一方面要求思想内容和文字技巧都有尽可能高的水平，着重选择那些经过多年教学实践证明效果良好的课文，增选了一些历来传诵的名篇，酌选了一些新出现的好文章。另一方面要求适合学生的接受能力和教学需要，特别注意文章是否短小精悍，注意适当控制课文篇幅。初中课文每篇不超过三千字，高中一般不超过五千字，对原文过长的，则进行删节。这套课文在360篇课文中，古今中外名家入选近百家，名著和已经在教学中证明效果良好的有二百多篇。在首次出版的第一、二册中，如《李龙眠画罗汉记》《观巴黎油画记》《荷塘月色》等即已被选入教材。
第四，注重体现“双基”理念，加强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的训练
教材中，配合课文，安排了语法、逻辑、文言词汇和句式等知识以及读写知识短文。教材共安排32篇读写知识短文，介绍简要而切合实际的知识。语法知识在初中讲授，作为练习的一部分分散安排在课文之后。高年级讲授逻辑知识，着重于讲解这些知识和规律在阅读和写作中的实际运用，不着重术语和定义的阐释。
教材强调语文的基本训练，加强包括识字、写字、遣词、造句、标点、分段、布局、谋篇的语文基本训练的练习。包括认清字形、读准字音、辨析词义、遣词造句，以及语法训练、标点符号的使用等基本练习题在练习系统中分量比较重。
教材也非常重视背诵、默写、口述、复述等练习。编者认为，背诵，一方面可以让学生在熟读成诵的过程中，逐步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另一方面，背诵能让理解的东西真正化为自己的本领，融会贯通，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全套教材明确培养学生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适当增加了文言文的分量，文言文教学要求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在练习里加强了理解文言词句的训练，主要是文言文的翻译练习。
遗憾的是，这套教材只出版、使用了初中四册，编辑意图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尤其在1964年以后，政治因素对教材编写干涉太多，导致教材编写完全脱离大纲的理念和指导思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以及教育部《关于调整和精简中小学课程的通知》的精神，做了减轻分量、减少文学性课文和知识短文、减少练习的修改，增加了反映三大革命斗争的课文，以及应用文、说明文，初中第三、四册便按照此精神出版。修改之后再次精简、修改。“文化大革命”又中断了本次教材教学改革，使得很多探索不了了之。
尽管1963年十二年制初中语文教材没有构成比较严密的教材体系，但在“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政治课”“不要把语文课上成文学课”的大纲主张下，这套教材以“工具论”为宗旨，突出语文课程的性质和目标，注重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注意知识的科学性、思想性和系统性，选材范围广泛，内容丰富，体裁、风格多样，篇幅较短，以利教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质量较好的一套语文教材，不但在当时使语文学科建设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而且奠定了后来人教版中学语文教科书编制的基础，这套教材的体系成为新时期语文教材的基本模式。以后随着知识观念的更新，由“双基”到“语文素养”、教材由“教本”到“学本”等理念的变化，语文教材编写才真正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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