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

    当收到网上淘来的这本《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时，不禁感慨万千！近60年岁月匆匆逝去，当年读它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这部草婴先生译的前苏联女作家迦林娜·尼古拉耶娃的中篇小说，最初发表在《译文》1955年8～10月号上，同年11月团中央发布推荐这部小说的通知，《中国青年》将其全文转载，立即在广大青年中引起前所未有的轰动。我们摩挲着这本曾伴我们度过幼稚、青涩，却朝气蓬勃、对未来充满憧憬的青春岁月的书，看着封面上那幅用简洁线条画的小画儿，也仿佛见到暌违已久的朋友，感到分外亲切。

    那时我们对小说作者尼古拉耶娃并不陌生。1951年，她的长篇小说《收获》荣膺斯大林文学一等奖，使她不仅在苏联国内声名鹊起，也为中国读者认知。《收获》和阿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比留柯夫的《海鸥》、伊林娜的《古丽雅的道路》等，都是那时青少年课余竞相传看的苏联小说。那是崇尚英雄的时代，人人都激情满怀，期盼像书中的英雄那样，投身到国家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所以当团中央一发出号召，我们便和全国青年一起，立即投入到向这部小说主人公娜斯嘉学习的热潮之中。

    这本书着力描写的正是封面这幅画中画的苏联一个名叫茹拉文诺的拖拉机站的四个主要人物：右边三位依次是阿尔卡琪、费嘉和恰里科夫。阿尔卡琪是代理总工程师，他虽未受过专门教育，但因为资历老又受过伤，所以被照顾派来这里工作；费嘉是党小组组长；恰里科夫是农机专科学校毕业生，前两年被派来当站长。他们是特意来接女农艺师的。茹拉文诺拖拉机站原本没有农艺师，不久前，邻近拖拉机站新调来一名叫林娜的女农艺师，漂亮活泼，“像个快乐天使”。一上任就把办公室里里外外粉刷一新，令他们刮目相看。林娜还有一套见风使舵的本领，省委第一书记到他们那儿巡视，她竟设法为站里要来一辆自动卸货卡车，更令他们艳羡不已：“我们要有这么个女农艺师多好！”当恰里科夫和费嘉这样议论时，阿尔卡琪不动声色地笑笑：“别急，不久我们也会有个比林娜更出色的。”这不，他们一接到通知，便兴冲冲地赶来接女农艺师。然而，从车上下来的没一个像是他们要接的人，最后月台上只剩画面左侧那个拎着手提箱四处张望的姑娘，“看起来像个十五六岁小女孩”。莫非她就是刚从农学院毕业、比那个林娜“更出色”的农艺师？这幅画描绘的正是书中这有趣又有些尴尬的一幕。是的，那不起眼的“小女孩”，正是这本书的主人公——女农艺师娜斯嘉。

    1954年，这部小说在苏联《旗帜》9月号上一发表，立即受到广泛好评，被称为该年度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我们读后，明显感到它与我们熟悉的苏联小说不同，它着力刻画的并不是弹雨横飞的战场或热火朝天的工地中的英雄模范，而是通过艺术的手法，细致地描写一个刚走出校门就被分配到偏远的拖拉机站来担任总农艺师的女孩娜斯嘉。她全然不像阿尔卡琪他们所期盼的那样，不仅未使拖拉机站里外焕然一新，甚至连自己的办公室也不会收拾。然而当娜斯嘉对陌生环境，特别是盐沼地上那几个落后农庄做了细致的调查之后，却对诸如厩肥应当堆积起来而不是乱七八糟地抛撒在地上，为保证播种时农业器械正常工作，需及时进行检修、备足零配件等琐碎或原本应由领导决定的事，也都“插上一手”，甚至以她弱小的身躯，硬拦住需要检修的播种机，不让开到田里做样子。上面通知派人参加方形点播法培训，由于正当机修保养关头，恰里科夫准备派几个闲散人员充数，她却坚持派最好的技工楚马克。而她说话又不分场合，直来直去，如问：“为什么阿尔卡琪私人买辆车，马上就给砌了车库，而站里的机械摆在露天，连泥棚也不盖？”恰里科夫好心开导她：“泥棚并不是根本办法，这种情况各处都有。”她却并不买账，以致这些人觉得她一开口，就“仿佛牙医用钻孔器钻我们的蛀牙”，于是开始回避她，或对她板起面孔，甚至态度粗暴。而娜斯嘉却并不介意。相反，她和生产队长及各农庄庄员却处得很好，给他们讲课，帮助解决困难，很受大家欢迎。

    娜斯嘉每天都会提出这样那样的意见、建议。比如当时全省都统一贯彻省科院播种三叶草的指示，娜斯嘉却不赞成这种“一刀切”的指令，因为那几个农庄常年缺粮又不适合种三叶草。她建议因地制宜，改种玉米和向日葵。大家都为她的鲁莽捏一把汗，第一书记却很快平静下来，因为他曾在那片盐沼地过过住草棚、闹饥荒的日子。他从娜斯嘉的话中捕捉到了可贵的东西，立即召集大家重回办公室，仔细听取大家的意见，并通知省里派专家，帮那几个农庄重新审核了轮作计划。再如播种前，省里决定统一下播种子，其它拖拉机站都执行了，娜斯嘉却坚持：“我们有适合本地生长的硬粒麦种，只消补足差额，不要全部更换。”这意见尽管合理，却又给领导出了难题：因为用省里的种子，只管播下去就行了；而用自己的种子，还须选种、加温、做春化处理，不仅自讨苦吃，还顶着“不服从”的罪责，万一收成不好，谁担待得起？！而她却固执地背着记过处分，独自揽下这一切。

    尽管娜斯嘉一心想做好工作，却总难得到领导的理解。因为她这种“不按常理”的做法，不仅打破了这里多年形成的事事听命于阿尔卡琪的传统，还常使恰里科夫两头为难，有时不得不动用行政手段：警告、记过，甚至威胁要“解职”。但这似乎并不管用。小麦播种紧急关头，恰逢早春多变天气，恰里科夫为此焦虑不安。娜斯嘉建议先播玉米、向日葵，因为这两种作物不怕霜冻。也亏得去省里学习方形点播法的是娜斯嘉坚持推荐的楚马克等优秀技工，他们用这种先进播种法大显身手。楚马克的播种速度几乎创了全国纪录，引得报社记者也闻讯赶来。当通讯稿被电台转播后，茹拉文诺拖拉机站与楚马克立即名扬全国。

    当大家为此欢庆时，娜斯嘉却独自在小屋里写检查，一边用木盆里的热水蒸她扭伤的腿，一边啃着面包流泪。这一幕恰被跑去向她通报消息的恰里科夫从窗外看到。这情景引起他内心强烈的震撼与反思。他和费嘉对她看法的转变，也正是从那一刻开始。从娜斯嘉身上，恰里科夫看到人们常引以为豪的“俄罗斯性格”：外表朴素文静，内心勇敢刚强；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再沉的负担也能承担，再重的委屈也能隐忍。他懊悔：自己怎么把这些都淡忘了呢？娜斯嘉却对广播里未提自己一点也不介意：“她已开始关注别的事，无须再为方形点播法的事操心了。”而那位恨不能把这“善于破坏、捣乱”的“小女孩”快些撵走的阿尔卡琪，却始终“把人家加在他头上的一切赞美，都认为是受之无愧的”。区里、省里，以至莫斯科来参观的人，都把目光聚在他身上，由他陪同，“好像他真是方形点播法的组织者”。尽管恰里科夫、费嘉闲时仍和阿尔卡琪一起钓鱼、打猎，但“像过去那样推心置腹的交谈已经没有了”。

    秋天，茹拉文诺拖拉机站的平均粮食产量为每公顷十五公担，比起邻近垦区的八、九公担，还是要高出一截。盐沼地那几个农庄由于玉米、向日葵丰收，不仅增加了庄员的粮食与收入，还解决了饲料问题，比往年有很大跃进。他们的事迹不仅登了报，农业部还指令省里从他们之中选派三名代表去莫斯科出席全国农业先进生产者会议。阿尔卡琪闻讯立即找借口去了省城。恰里科夫曾想，这次一定会派娜斯嘉去。但最后派的却是阿尔卡琪、费嘉和他。他与费嘉四处申诉，都为时已晚。因为阿尔卡琪在省里有很多朋友，他“有本领去按他需要按的门铃”……

    比起与会的其它每公顷产量高达25～30公担的拖拉机站来说，他们的产量实在算不了什么，而会议却安排恰里科夫发言。阿尔卡琪递给他一份资料：“人家需要知道准确材料，你照上面的指数念念就行了。”他站在克里姆林宫的讲台上，照准备的稿子念起来，不料主持会议的农业副部长却打断他：“您不必列举百分比，就讲讲你们的成绩是怎样取得的吧。”这该如何说呢？自打娜斯嘉来后，他们为那一桩桩看似琐琐碎碎的事争辩不休，对她不是支持、帮助，反而排挤、打击……而今，自己来参加这样的盛会，阿尔卡琪还大模大样地坐在第一排，而娜斯嘉此刻还不知在哪儿奔忙呢。这一切在脑海翻腾，记者的相机对他拍个不停，更让他思想难以集中。副部长只好打圆场：“恰里科夫同志没准备发言，是我们要他讲几句。看来，您这人做事比说话能干……好吧，这总比会说不会做好多了。”

    对恰里科夫的窘态，阿尔卡琪抱以嘲讽，而费嘉却是理解的，当晚他俩整整谈了一夜，分析了为什么像他们这样在站里工作了好几年的人认为是司空见惯的事，娜斯嘉却能敏锐指出问题。如果他们的过失在于盲目追随与信赖阿尔卡琪，那阿尔卡琪呢？若说他也不懂如何切切实实带领大家前进，怕是说不过去的。他热衷的是做表面文章，只求能受表扬，对“非得出几身大汗不可”的细致工作，却从不考虑。而娜斯嘉呢，她最关心的是庄员们的需求与焦虑，一心想着如何帮助他们增加收益，不像阿尔卡琪“工作只做五分，派头倒有十分”。他们交流了看法，也检查、回顾了各自的失误与不足，对今后应当怎么做，也取得了一致的清醒的认识。第二天，他们在会议大厅遇到阿尔卡琪，阿尔卡琪对他们说：“也许，我不必回去了，现在人家晓得了我的价值，我愿意的话，可以留在莫斯科。”他没料到恰里科夫竟回答：“好，那你就留下吧。”从那一刻他们俩都相信，他不会再回去混日子了。

    这便是有关苏联那个偏远拖拉机站的四位主要人物，特别是站长恰里科夫和总农艺师娜斯嘉之间所发生的故事的概要。这源于作者出席那次会议后离开莫斯科时，恰与恰里科夫在同一车厢，后者得知她的身份后，向她坦诚地回顾了这一切，包括他的感悟、反思，对娜斯嘉的愧疚、眷恋与怕失去她的焦虑，以及要“像这列车一样风驰电掣”，面向未来的决心与信念。

    1954年5月，爱伦堡中篇小说《解冻》第一部发表，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作家们开始摈弃斯大林时代一味粉饰生活、歌功颂德的写作倾向，创作出一批大胆“干预生活”的作品，这部小说也被列入其中。其实，尼古拉耶娃在斯大林时代就被认为是有独特个性和艺术良知的作家之一。她的《收获》初稿中，曾有描写集体农庄庄员不满领导作风与对物质的追求，要求退出的情节。但因为编者担心“惹祸”，力主将其删去了。后来尼古拉耶娃虽因《收获》一举成名，却为被迫删除的这一节而痛惜。她认为那来自真实生活，而作品如失去了生活的真实，也就失去了生命。她强调作家应重视形象思维，因为它“是艺术特征的定义中心，与逻辑思维无论形式或内容，其本质完全不同”。如果创作时逻辑思维代替形象思维，就会陷入概念化的窠臼。尼古拉耶娃因心脏病卒于1963年，年仅52岁。尽管她起步较晚，留下的作品不多，却都很有影响。

    当年我们读这部小说时，正当响应教育局与团市委号召争创以模范人物名字命名的先进班集体的热潮。这本书中的娜斯嘉，并非高大威猛、叱咤风云的人物，而是比我们年龄大不了多少的刚毕业的学生，也有着和我们一样的弱点：缺乏生活经验，办事过于直率，甚至有些鲁莽，不会保护自己，遇到困难、挫折，也会暗自落泪，等等。但可贵的是她从不向困难低头，在工作中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改变那几个落后农庄的面貌，从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这让我们认识到，在平凡生活中也能像娜斯嘉那样创造不平凡的业绩。通过向娜斯嘉学习，当年的我们进一步增进了全班的团结，终于获得教育局和团市委共同颁发的首批先进班集体称号，而这称号在母校一直传承至今。

    记得这本书被译成中文后，全国作协也专门组织了作家座谈，并呼吁作家大胆“干预生活”。很快，以“马铁丁”为代表的一批文风质朴、言语犀利的作家涌现出来，他们创作的批评社会生活与工作中常见的夸夸其谈、不干实事的慵懒作风与官僚习气的小品文，使社会风气为之一振。继而在毛主席“双百方针”的鼓励下，在共青团北京某区委工作的青年作家王蒙，结合自身经历，仿效《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创作了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通过娜斯嘉式的年轻干部林震，对机关工作中官僚、主观主义，缺乏责任心等提出尖锐批评。小说在刊出后，受到广泛好评，也引起某些惯于“对号入座”的人的反感，甚至将它同当年延安整风时受批判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类比，引发很大争议，也引起毛主席关注。随着“反右”的深入，王蒙最终还是被划为“右派”，连已发排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也被迫中止。他最终获得平反，已是22年之后了。

    近六十载岁月匆匆过去，回首往顾，不能不感慨良多。如今重读这本小书，当年团支部会上，大家激情满怀地畅谈心得、感受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而即便对当今的青年人，这本书也并未失其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