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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5年06月03日 星期三

    影响学者一生的童年阅读

    本报记者 陈菁霞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06月03日   10 版)
    何兆武: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译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文化漫谈》《西南联大的那些事》等,口述《上学记》等。
    温儒敏:北京大学教授、山东大学特聘人文社科一级教授,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委员会委员。著有《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与钱理群、吴福辉合著)等。
    齐锡生: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教授、荣休教授,著有《中国的军阀政治》和《剑拔弩张的盟友》等。
    林安梧:台湾慈济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所教授、所长。著有《儒学转向:从“新儒学”到“后新儒学”的过渡》《儒学革命论:后新儒家哲学的问题向度》等。
    刘泽华: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等。
    廖名春:清华大学历史系暨思想文化所教授。著有《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中国学术史新证》等。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著有《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哈耶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何种政治?谁之现代性?》等。
    萧功秦:上海师大历史系教授、中国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史等。著有《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局》等。
    马振骋:法语文学翻译家,首届“傅雷翻译奖”得主之一。代表译作有《小王子》《蒙田随笔全集》等。
    王晓平: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著有《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国外中国古典文论研究》等。

        儿时阅读影响世界观

     

        何兆武

     

        我们当年还是幼年时,还很少有什么专门的儿童读物。当时吸引我们的是:《西游记》《七侠五义》这类的说部以及《儿童世界》之类的期刊,其中还有一部一个意大利小学生的回忆录(中文名字似是《爱的教育》),当时此书曾被认为是一部名著,现在自己的印象已淡泊了,只记得其主旨是宣扬阶级之间的情爱而不是斗争。《西游记》和《三国演义》中的许多故事则在小学生们之间广泛流传。另外,当时教育方面的一个缺点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传播得太少,大多数的青少年都与科学的世界观无缘,这对我们的世界观也都是障碍。如果我们能从幼儿开始就重视他们的读物对于他们世界观的形成而起的作用,我们就可以期待着一个美好的世界早日到来。

     

        读书也可“不求甚解”

     

        温儒敏

     

        小时候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是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回过头看,虽然它带有苏联那个时代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但绝不能说纯粹是政治宣传。保尔·柯察金以超人毅力奋起反抗无情的命运,读来让人振奋。我们那一代孩子打心里尊重这样一位百折不饶的英雄,并明白一个人只有树立起远大的理想,把个人的追求和祖国、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才能有大气度,战胜任何艰难困苦,成长为坚毅而有作为的战士。小说中那段话:“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我背得滚瓜烂熟,成了自己的座右铭。那时生活艰苦,有时连饭都吃不饱,但想到保尔,也就算不了什么,学习是很用功的。我甚至模仿过保尔,有意锻炼自己的身体和意志,坚持洗了好几年冷水澡。

     

        除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类流行的革命的书,我还读过大量古典文学以及欧美十八九世纪的经典名著。不光读文学,也读历史、哲学、语言学。那时读书不是为考试,就是有兴趣。很多书也不见得全懂,“好读书不求甚解”是常事。我喜欢用“连滚带爬”的浏览读书法,读得又快又多,无形中扩大了视野,强化了阅读能力,培养起读书的生活方式。这让我一辈子都挺受用的。

     

        因《李斯传》研究政治学

     

        齐锡生

     

        我是在抗战中长大的,小学6年念了8所学校,都是农村学校,根本谈不上课外阅读。父亲是知识分子,所以在家中我也念一点“四书”,以及大量的中国传统小说,特别是武侠小说,但没有哪一本对我产生特别的影响。真正读到对我一辈子产生影响的书,是在高二读到的《史记》,尤其是其中的“列传”。

     

        我特别喜欢《李斯传》。李斯做了那么大的官,那么显赫,最后却被送上断头台。李斯的遭遇,整个故事的构成,政治形态,让我对政治人物怎么做事,他们内心的想法,他们人生的起伏,有了很深的了解。虽然那时还是个孩子,不懂成人之间政治上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但对一个人从天上掉到地上的感触却非常深,这影响我后来决定研究政治学。同时,也让我发誓,这辈子绝对不去碰实际的政治工作。

     

        我不认为学校是一个能很好指导学生看书的地方,学校的功课多半都是填鸭式的。而某一本让人感兴趣的书,却让他能以自修的方式打开日后的学术境界,提升他的精神,学识状态。读书靠自己,我觉得国内的学校包括台湾的学校都有很严重的问题,学校里的功课常常产生反作用,把学生的想象力扼杀了。我鼓励学生们看课外书,一旦找到自己的兴趣就追寻那个方向继续努力,这才是求知的原动力。

        

     

        《论语》开启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林安梧

     

        我生长在农村,小时候读书并不多,但有基本的启蒙底子,能用古汉语读《三字经》,也读了《四书》,最喜欢听戏、看戏。台湾的传统戏剧多半来自福建闽南,我听的是歌仔戏、木偶戏,从《东周列国志》《楚汉相争》《西汉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七侠五义》《南明史(郑成功)》等一路听下来,忠孝节义、仁义道德,人伦孝悌,也就自然而然进到脑子里了。

     

        说也奇怪,我在高中前,最好的还是数学,直到高一遇上了杨德英老师教我们国文、《论语》,开启了我对中国文化的兴趣,矢志要为中国文化的兴复出力。那时虽然海峡两岸隔绝,大陆正在文化大革命,年少的我却发愿,希望以后能讲学于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发扬中国文化。总的来说,《论语》可以说是我青少年时就喜欢的一部经典,直到现在仍然是如此。当然,过了三十以后,因为教学,我更熟悉的是老子《道德经》。

     

        读书,我认为别无他法,就是一个“熟”字。要沉浸到里面,没什么功利心、按部就班,自然习成了。我现在能背的《论语》句子,多半在十多岁时背得的。我以为经、史、子、集,样样不能废,但读书要得法,要有一种网状的交织,不论古今、不论中西,你要能明白、融通,对比和合。

     

        1935年,我出生于文盲之家。开始记事时就充满了恐惧。我们村是一个小火车站,住有日本人和日本兵,强迫年轻人接受军训,轮流去给日本人站岗。孩子们常常大喊大叫他们是亡国奴,其实并不知它的含义。村中有一个慰安妇院,都是朝鲜妇女,日本人进进出出,村中的妇女很怕被抓进去。

     

        从小学课本中认知中国

     

        刘泽华

     

        星期日那天,学校称“日曜(日语是“星期日”)小学校”,由日本人教日语和操练,稍有差错就遭惩罚。不管什么时候见到日本人必须立正敬礼,说一句敬语,进行奴化训练。

     

        日本人常常突然抄家和查户口。规定只要有急促的钟声,全村人不管做什么,要立即停止,迅速到村头小树林集合,很多人牵着骡、牛、驴赶来,家里不得留人,门要大开,日本人挨家挨户进行搜查。之后有日本人训话,有些人被叫出来单独训斥或挨军棍。这样的集合次数不少,让人十分恐惧。

     

        上到四年级,我不知道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事,一次从集市买了一本日本占领前的小学课本,其中有长城、四大发明、岳飞的故事等,使我兴奋不已,这是中国呀!我怕日本搜家时发现,把它压在砖下藏起来,还惊恐不安。这是日伪课本外我读的第一本课外书,距今已经七十多年了,记忆犹新。此后村学停办,在家跟着大人做农活,到14岁少年已过,我才又上学。

        

     

        读书要读“正”

     

        廖名春

     

        我从小学起就喜欢看连环画,像《三国演义》《西游记》都是我的最爱。由看连环画进而看起了小说,记得刚开始时看的是《西游记》,看完一本,就去一个朋友家借一本。有一次去大队发电站打米,发现发电站的工人有《三国演义》和《水浒》,我就在发电站住了几天,把这几本小说看完了,才挑着米回家。《说唐》《封神演义》等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看完了,就开始看现代的小说,比如《烈火金刚》《红岩》什么的。后来没书看了,只好看国外的小说,主要还是苏联的,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士敏土》《安娜·卡列尼娜》等。

     

        下乡时,为了看一本书往往走几十里地去借。后来父亲“拨乱反正”了,情况就比较好了,每个周末都跑到县图书馆去借书,阅读面慢慢扩大。这时看了两本书,一本是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再一个就是《中国古代散文选》,有上中下三册。这两种书对我影响很大。即使到现在,这两种书也还是口碑很好的。所以,读书读得“正”很重要。我一开始就读了这两种好书,虽然是自学,但走对了路子,收获就大些。此外,读书还要多想问题,不能唯书是从。书上讲的东西,有对的,也有错的。我们不能盲从,要敢于问为什么。符合逻辑的、合乎理性的,自然应当接受。不符合逻辑的、不符合理性的,要敢于批判,要敢于找出问题来。找出了问题,自己以后就有了研究的方向,读书就不是无的放矢了。这样,就不是凭兴趣读书,而是带着问题读书,效果就不同了。

        好书应该反复读

     

        高全喜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小时候可读的书实在很贫乏。青少年时期正赶上文化大革命,《青春之歌》《苦菜花》都属于禁书,能看到的书除了《毛泽东诗词格律》,就是鲁迅的一些著作。现在看来,那时候对我有点影响的是鲁迅的《野草》,虽然它很晦涩,不怎么读得懂,但其中那种情感的丰富性,还有弥漫着的那种自己不理解的痛苦,还是能够有所感受的。我小时候家境不好,父亲被打成右派,读这类东西,虽然不理解是怎么回事,但还是感觉到那种苦闷的象征。我后来喜欢哲学,喜欢思辨性的东西,与《野草》之类的书籍产生的某种刺激应该有一定关系,虽然后来我不再喜欢鲁迅。

     

        另外,小时候喜欢古代诗词,想了解一点格律方面的知识,但找不到这方面的书,正好《毛泽东诗词》有附录介绍这些,所以特别留心去学习。

     

        就读书方法而言,我主张好书应该反复读,不在多而在精,这是第一点。第二,读书不应是被动的,要在阅读的过程中逐渐找到自己喜欢的,能够触动自己的东西,逐渐把读书,或是读某一类书变成一种享受。第三,现在书很多,要学会减法,人不可能穷尽一切,你只要抓住与自己契合的东西,并且好好培养它,这就足已了。先入门,充实自己的心灵,将来做研究是另外一回事。

        求知者的三种境界

     

        萧功秦

     

        一个以知识作为人生追求的人,可以有三种境界,第一种,是对世界万物的超越功利的好奇心,每个人在童年时代都有一种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在孩子性格与知识方向上的可塑时期,只要人们不要用功利的竞争心去压抑它,摧残它,它就会自然地生长出来。第二种,是从知识中获得的陶醉感,只要你用自己获得的知识力求解释某种事物,你会因为自己的心智的能力而感到欣喜与陶醉,一个好的教育制度,就是一个能把孩子身上的好奇心激发出来,从而发展成让学生从知识中获得陶醉感的制度。

     

        如果一个人能把知识与人生经验结合起来,形成对社会疑难困境的认识能力,通过治学与思考去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那么就达到了知识的第三种境界,那就是思想力。那是一种经由理性来理解事物的能力,是一种应对人类挑战的心智能力。你在自得之乐外,更增加了责任感与使命感。知识之乐与社会责任相结合,人生就有了双重的抗衡虚无感的力量。

     

        一个民族能否在文化上真正走向复兴,就要看我们能否让好奇心、陶醉感、思想力成为文化追求的主流,还要看我们的教育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为学生创造实现这一目标的环境。

        勿停留在低品位阅读上

     

        马振骋

     

        人们常说,“要从娃娃抓起”。其实这句话用在儿童阅读上,更是绝对正确。哪个孩子不爱听故事?从孩子爱听故事这个潜质,引导到爱阅读,这应该像水到渠成那么自然。因而小孩不爱阅读,首先是大人的失职。童年阅读要有两个条件:家里有一个大人留下的书柜,周围有爱读书的朋友同学。而我很走运,这两个条件都不缺。

     

        事隔半个多世纪,至今还记得幼年躲在被窝里读《穷儿苦狗记》《爱的教育》《木偶奇遇记》……看到匹诺曹跌进鲸鱼嘴里,急得什么似的。后来在一旁听许多年纪稍大的人争论,获得不少知识。要说哪部书对我影响最大,这很不好说,就像问我哪些食物形成我今日的体格与肌肉一样。

     

        自从进入中学以后,我发觉自己喜欢阅读的,都是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作家,如雨果、司汤达、纪德、马尔罗、圣埃克苏佩里、海明威、茨威格……这都是随着个人成长,有了人生经验后养成的看法:有丰富阅历的人,当他抑制不住创造欲望而写的作品,都会是一部杰作。

     

        至于读书方法,我认为,从简单易懂的童书开始阅读,然后历史演义小说,明清章回小说,侦探小说,然后才是文学小说,如此循序而进。问题是不要让自己的求知欲望衰退,永远停留在低品位的阅读。

        《十万个为什么》里的“沉醉时光”

     

        王晓平

     

        小时候最开心的是混进老河北大学(今天津外国语大学)那间平房小书店,钻到大学生堆里蹭书读,小说、诗歌、剧本、科普,摸到什么看什么。那种“沉醉时光”里读过的很多书都不记得了,而首先想起来的是《十万个为什么》。60年代初的第一版,一套十几本,这本没看完就惦记下一本。最好玩的是动物、植物、数学、化学那几本。我翻译的第一篇日本文学作品,是著名的动物作家椋鸠十的《大造爷爷和雁》(收入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月牙熊》),这种缘分或许可以追溯到那时的杂书乱翻。

     

        读完《十万个为什么》,就想知道书里书外更多的“为什么”。在后来插队的行囊里,最重的就是打捆的《科学画报》《科学大众》和《知识就是力量》杂志。在我“泥土大学”的耕牧岁月以及随后的乡村高中数学教师生活中,这些从小翻看不厌的书,既是能提问求教的老师,更是能一起散心的老友。

     

        现在看来,《十万个为什么》让我朦胧地感觉到,真相里的“为什么”常常与表面看见的、偶然听说的有所不同。从那以后,“杂书”伴我几十年,“为什么”跟了我一路。没有“为什么”的日子总觉得有些乏力,不说“为什么”的文章总有点不够劲儿,而从发现“为什么”到解开“为什么”的过程,恰恰都是精神气儿最足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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