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文化”概念界定的要点

    拙著《燕赵文化》1995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第1版，1998年出版第2版，此书为以“燕赵文化”为题的第一本专著。1998年合著《中华地域文化集成》（含《燕赵文化》）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嗣后，于2002年撰文《地域文化的界定——以燕赵文化为例》，2005年撰文《明末清初北学的先驱》，2010年合写《吾国吾民吾乡人——中国地域文化概观》，2014年撰文《燕赵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作为一种生命价值观的燕赵文化精神》，均涉及“燕赵文化”概念问题。兹重新将“燕赵文化”概念界定为12项要点如下：

    燕赵区域的自然地理界线。以燕山、太行山、渤海、黄河为四面分界，主体为次生黄土的平原地带，同时又具有“地边胡，数被寇”的特点。燕赵文化是华北平原上以汉族为主的旱地农耕文化。在此，史念海先生提出的“农牧分界线”概念，值得引起注意。

    燕文化与赵文化。二者有不同的来源和各自的特征，但又大体接近而趋同。赵文化“好气任侠”，有富厚的市井因素，燕文化“慷慨悲歌”，则呈现为“欠饱和”状态。燕文化是苦寒文化，猥琐而局促，卞急而狷介，是由政治经济的相对落后导致激变而产生的文化。不过，相对于其他周边区域而言，“慷慨悲歌”仍是燕赵文化的共同基调。燕赵区域的文化特征就是“慷慨悲歌”，也只有“慷慨悲歌”才是燕赵区域的文化特色。

    具有特征主线的区域文化是优越的文化。在全国各个地域中，燕赵文化是极少数真正形成了文化特征的地域之一。文化传统不论是一贯始终还是历经突变，总要有其精神继承，才真正称得上具有了地域文化。“慷慨悲歌”是一个文化意象，一个心理情结，一个固定不变的初始条件。燕赵文化得以形成“慷慨悲歌”这一特征主线，为古今所共认，历代称道不已，内涵鲜明，无可否认。这是燕赵区域的优越之处，值得骄傲。

    燕赵文化具有典型性。燕赵区域是北方各民族融合与冲突的一个窗口，是元明清时期政治重心北移和经济重心南移中一个敏感的焦点。燕赵区域伴同整个古代文明的兴衰，是古代文明由盛转衰、再由古代开始近代、现代化转变的一个缩影，是中华文化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在此，何炳棣先生关于“经典型”黄土和“小米群”原生物种的分析，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关于黄土土质“自行肥效”性质的分析，以及冀朝鼎先生提出的“基本农业经济区”概念，值得引起注意。

    “燕赵悲歌”的产生机制，即中国古代“知己”“知音”的价值观念。由苦寒、局促、卑弱，而产生出心理的郁结；由郁结而激变，而升华。燕丹的精诚与荆轲的侠士志向契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慷慨悲歌”。慷慨悲歌是一个情结，是由经济文化的落后和政治地位的低下而导致的一个情结。这个情结经过一种壮烈的撞击，发生逆转，出现升华，于是就化育成为慷慨悲歌的性格。而这大体上也正是北方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

    “慷慨悲歌”的历史认同，有三次高潮。荆轲刺秦王，与燕太子丹在易水告别，高渐离击筑，荆轲作歌，这是燕赵文化慷慨悲歌特征的第一次概括。汉末曹魏时，曹操等人以邺都为活动中心，诗风雄峻古朴，重在风骨，慷慨悲凉，燕赵文化第二次被称作慷慨悲歌。唐代，高适等人以气质自高，多胸臆间语，慷慨悲歌，临风怀古，韩愈称“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燕赵文化第三次被人称为慷慨悲歌。燕昭玉的报复伐齐和燕太子丹、荆轲的谋刺秦王，标志了燕地文化的形成和成熟。这一特征不仅在当时存在，在后世也存在，从此以后燕文化就永久性地定格于此，成为燕赵所独有的固定不变的意象。

    明清之际，燕赵文化的慷慨悲歌特征也有鲜明的体现。孙奇逢、王余佑、颜元、李塨、王源等北学人物、颜李学派，是其集中的表现。

    “慷慨悲歌”的实质，乃是一种生命价值观，是一种贯穿人生的精神力量。普通人的一生，追求奉养，追求长寿，求的是物质上的富足和肉体的长久，侠士正相反，是以庸庸碌碌、没有机会赴义死难为忧虑。赴义死难，肉体虽然消失了，但是却实现了更高的生命价值。燕赵侠士的轻生尚义，表面上看是不重视生命，实质上却是更加重视、更加珍爱生命的体现。

    “慷慨悲歌”与圣人之道。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认为，“慷慨悲歌”属于一方民性，尚未入于圣人之道，但与圣人之道也相距不远，加以改造，就可以入于圣人之道。认为燕赵豪侠在三个方面，与圣人之道相近：其一，侠者薄视财利，弃万金而不眄。其二，侠者忘己济物，不惜苦志脱人于厄。其三，侠者轻死重气。探讨燕赵文化“慷慨悲歌”的独特的生命价值观，曾国藩的见解值得注意。

    燕赵文化的现代意义。“燕赵悲歌”体现为一种超越“千金”、超越“生死”的价值观，燕赵文化精神在此具有最为突出的表现。了解到人的生命除了肉体的存在，还有精神的存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可以教导人们，突破对自我的一己关怀，寻求更高的价值。如果只是追求肉体的生命，就会受到世俗世界的无穷无尽的困辱。能够看到精神的生命的存在，如曾国藩所说“置穷通、荣辱、祸福、死生于度外”，则无论对于学者文士的诗文著述，还是对于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都会引导个体更加接近于万物之道的整体，从而使人群更加凝聚，生活更加有序，因此就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一种文化软实力。

    燕赵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燕赵文化归根结底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命价值观。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地域文化研究应当争取出精品，出高端产品。倡导文明主题，强调社会发展的高雅化、理想化。地域文化可以视为经济资源，并且是重要的经济资源。但文化不宜直接转化为经济利益，文化应当间接地发挥经济作用。将文化直接转化为经济利益，往往会出现“建设即是破坏”的后果。必须真正关怀、服膺、承接文化，依循内在规律而弘扬文化，则有风俗朴茂，民情淳美。总之，要铸造出地域文化中的精神产品，正是最大的经济利益之所在。

    燕赵文化具有多元性。如燕文化与赵文化、慷慨悲歌与市井的歌舞冶游、轻生尚义与性多敦厚务在农桑、勇敢任侠与好尚儒学多专经术，往往可以两端并存。和燕地的卞急、狷介相比，赵地的风气很有大都市、市井文化的奢豪、高扬的气派。司马迁说邯郸男子的社会交往有弹琴、悲歌、斗鸡、走犬、六博、蹴鞠、饮酒、狎妓等许多名目，这一点古代发达的都邑与现代经济社会颇有相近之处。在“慷慨悲歌”激扬人性的同时，也包含了不少世俗的、物欲和肉欲的不良内容，明代理学家对此颇多讥评。这些流弊在民间、在当今，也都有不同轻重的表现。其救治方法，则莫过于以风俗治风俗，以文化治文化，以精神治精神，如古人所谓“风教”，由低而高，由杂而纯，由俗而雅，由外在而内在。“燕赵文化精神”的意义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