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科大何以短期内跻身世界一流

    “中国大学”“中国教育”“中国学术”，这些都是近年网络媒体高频词汇，显示文教问题已成为公众关注的社会问题焦点之一。的确，经济起飞的中国需要文化崛起，没有学术教育的发达便很难有中国梦的真正实现。而目前中国文教所呈现出来的面貌，则颇难孚众望。仅就大学教育来说，一方面是“争创国际顶尖大学”“争创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争创世界领先、国内一流高水平大学”等等眼花缭乱的炫目口号，一方面是被严重的官场化、商场化和工厂化所累，对化解“钱学森之问”无能为力。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认为世界一流人才短缺和社会道德丧失底线，显示了教育的大失败。

    这是不是说现代化教育对华人社会不够适宜？或者华人在办现代大学方面存在先天的短板？齐锡生教授的著作《香港科大——还有什么好说的？》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这种质疑。香港科大是大陆以外中国人晚近新建的一所研究型大学，1988年立案成立，1991年建成招生，十多年之内迅速成长为世界一流大学，近十年来在各种世界大学排名榜中一直高居前50名，跻身世界级学府。齐锡生教授是香港科大创建和成长的亲历者和当事人之一，他对香港科大奇迹的原生态叙述和对其办学秘密的总结，为华人办优质大学提振了信心，也为内地大学发展的困境提供了解套的参考思路。

    许多人把香港科大的奇迹，归功于它的特定条件：如港英政府要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前办一所优质大学的某种特殊动机，香港持续繁荣积累的大量财力，一批卓越的创校精英，香港高度自由的学术环境，一批在北美卓有成就的华裔学者超乎寻常的创业意愿和对香港的信任，校园位置和景观的吸引力等，这些因素被视为难以复制。齐教授不否认这些特殊因素的意义，但认为如果过于强调这种特殊性，反而降低了香港科大经验的价值。实际上香港科大之成功，主要是努力学习世界上其他一流大学的规章行为和力争上游精神的结果。所以他论述的重点，便放在香港科大如何与世界优秀学府接轨，用心处理财力、人力和管理运作模式上。

    关于财力，齐教授不讳言“钱多好办事”的道理。书中指出香港科大的经费“既不缺乏也不富裕”，主要来自港英政府，比照其他学校的分配额度进行。以1993年为例，科大全年经费12亿港元，约90%来自政府拨款，10%为学生缴费。这笔费用相对于当时台湾和大陆的高校，是很大的数字。为了让这笔钱发挥最大效用，香港科大将其中60%用于学术和研究部门，15%用于校舍校园保养修缮，内地院校占很大比例的行政费用，香港科大只占经费的8%以下。

    关于人力，值得关注的是大批一流学者的加盟。在这方面，创校筹备委员会的人士做出了极大努力。他们招聘教授的目标，一开始就瞄准了北美著名学府的华裔学者，曾在加州地区召开多次座谈会，邀约华裔热心人士咨询办学方针和教授招聘办法。第一批全球征才公告发布后收到1200份申请书，经过精挑细选，选录了十六七位学术带头人，这批人士到位后分任各院院长和系主任，开始第二轮教授选聘，原则仍保持宁缺毋滥。到1993年已经形成教授61人，副教授89人，助理教授223人的结构合理的教师阵容，其中85%来自北美顶尖学府，包括美、加等国科学院、工程院的院士，中研院、中科院院士十多人。此后人才招聘继续扩大。教授的原籍，除了香港、大陆和台湾之外，遍及世界各主要国家，使香港科大一开始就成为真正的国际化学府。

    齐教授着墨最多的是管理运作模式，或者叫制度，因为“钱可以乱花，人可以内耗和不务正业”，“只有好的管理制度和运作方式才能把钱和人才的优势结合起来发挥最大效益”。在齐教授笔下，香港科大的制度建构，“最主要的工作不是教育体制的创新工程，而是移植工程”，在科大初创时期，学校管理层和学术负责人在会议上，经常是先将需要处理的问题提出来，不急于头痛医头地仓促解决，而是分别搜索世界一流大学处理类似问题的典章制度进行比较，选取一种最适合本校和华人地区实际情况的方案，必要时对若干条文略作修改，最后形成可行而稳定持久的规章。这种制度建构方式，有效避免了闭门造车和简单抄袭，直取一流大学历经长期探索而凝成的经验精髓。齐教授很欣赏这种充分借镜他人长处的精神，认为“如果一个社会还没有办出优质大学的话，就不要好高骛远去侈言新教育理论来自我标榜，还不如拿出务实精神，诚恳而认真地先学会别人办学的诀窍，把自己的工作做出水平，然后再求更上层楼”。经过几年的制度建设，举凡校务会议、教学、研究、招生、招聘、任免、升等、退休、出差、请假、评鉴、经费运用、校外咨询限制、实验室管理、仪器设备添置、图书馆管理等，都有法可循。1994年学校开始把这一系列规章汇集成300页之厚的手册，分发各部门长期执行，成为确保香港科大这部新机器高水准稳定运转的“说明书”。这些规章跟很多内地学校朝令夕改而致形同虚设的“制度”完全不同，使师生和职员产生信赖，克服了揣摩上意的困扰。

    香港科大依靠明文规章实行教授治校，其教授治校的成功有一个不可忽略的支持因素：港英政府的“无为”政策。香港科大性质上属于官办，但港英政府对于香港科大的支持，主要是给予其财政支持，和保护其不被校外力量操控，它对于学校发展只负检查监督责任，完全不干预校内事务运作。齐教授认为这种“不作为”的政策实为“香港科大办得好的起步点”。

    齐锡生教授对香港科大努力学习世界上其他一流大学的规章行为和力争上游精神的描述，不是为了给香港科大树碑立传，而是意在激发华人社会尤其是中国大陆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他坦承：“本书的目的并非怀旧，更不是让少数人陶醉在昔日的余晖里，而是希望通过对香港科大早期经验的检讨，从制度和运作两个层次上加以分析，使香港科大本身和其他华人社会的大学都能完成更高的教育使命。”在书的结尾，他语重心长地说：“华人社会想努力办好高等教育，有挤进世界百强的雄心壮志，应该为之欢呼击掌予以鼓励。但是也需要慎戒地记住，这个世界上有好些杰出的大学已有三百年、四百年或更长的历史。西方国家能够做到的事，华人社会也一定要敢去想和谦虚勤奋地去做，而不是自我陶醉或以此傲人，特别是不要在自家后院逞英雄舞大刀，到了国际上却还是一个叫人看轻的侏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