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湮的“光明”抗战之旅

    舒湮原名冒效庸，蒙古族人，苏中如皋人，剧作家。十多年前，笔者去北京谒见苏北作家袁鹰，他与舒湮是同乡和世交。袁鹰追忆道：“他（舒湮）是一位多才的公子哥，能演话剧，善写剧本。”这位“公子哥”和他的先祖冒襄（“明末四公子”之一）同样爱国，尤其是他与光明书局的那段书缘何尝不是一段艰辛的书人抗战之旅。

    “孤岛”时期，舒湮在上海。“左联”作家邱韵铎将他介绍给上海光明书局的老板王子澄先生，从此舒湮结缘光明书局，并为它编书写剧。舒湮认为“中国的剧坛患有先天的贫血症，导致剧本荒、技术人员荒和演员荒”，“孤岛”也是如此，剧本不足。为此他为光明书局先编辑了两集《世界名剧精选》，分别于1939年12月和1941年2月出版（后来多次重版），收录了曹靖华、罗家伦、田汉、顾仲彝等人翻译的外国名剧《求婚》《奇丐》《婴儿杀戮》《雪的皇冠》等。两书中还附了“剧情说明、装置设计、导演计划和作者小史”，方便剧团的演出。舒湮对于此书还是比较满意的，曾赠送友人著名影星唐纳。笔者所藏初版初印《世界名剧精选》的扉页就有舒湮墨迹：“唐纳兄惠存弟舒湮敬赠。”

    舒湮还编辑了一本《演剧艺术讲话》，由光明书局于1940年初版。他力邀沦陷区和大后方的许多名家为此书执笔，包括许幸之、李健吾、欧阳予倩、吴天、周贻白、顾仲彝和白朗等等。舒湮也撰写了近万字的长文《剧团的组织与经验》，图文并茂地诠释了剧团的集团性。虽然《世界名剧精选》和《演剧艺术讲话》与抗战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前者开阔了国内剧团的视野，后者属于名家在演剧艺术方面的宝贵经验，具有实用性和指导性。众所周知，艺术宣传（包括文学和话剧等等）的话语权在战争中的作用不可小觑。1939年前后，光明书局的总部在上海，但在昆明、重庆、桂林和柳州等处均设有分店。可见上述二书遍及大后方，对于抗战时期普及中国话剧起到了一定作用。

    舒湮最“光明”的杰作要数两集“光明戏剧丛书”，内容多与抗战关系密切。丛书是1939年11月应王子澄之邀而编，第一集共计十种剧本，有许幸之的《小英雄》、胡春冰的《中国男儿》《儿女风云》、唐纳的《生路》和汪巩的《炮火升平》等等；第二集只出了顾仲彝的《水仙花》和吴天的《家》，共计12种剧本。其中两部借古喻今、提倡民族气节、鼓励国人抗日的杰作《董小宛》和《精忠报国》均出自舒湮之手。

    五幕历史悲剧《董小宛》于1941年7月由光明书局初版，除去剧本，还有《自序》《人物事略》和《我怎样写〈董小宛〉》。董小宛是明末清初的名妓，其夫冒襄以气节名。舒湮选择小宛入剧，不是“徇私”，而是宣扬冒、董的爱国精神。舒湮创作《董小宛》的直接灵感来自于历史剧《武则天》，深层原因是他对民族命运的思考。他的《自序》有记，1939年10月10日，《武则天》公演为孤岛剧坛开辟了新路；他们不但运用了进步的观点批判历史，更注意沦陷后上海的环境，来贯通历史与现实的关联。受到《武则天》的启发，舒湮决定写出《董小宛》，以古喻今，激励抗战。《董小宛》的结局最感人，也最能切题，“小宛凄凉地死去，冒襄也在贫苦中离世，我们一同高呼：‘为国复仇，虽百世可也’。站起来吧，跟着我们伟大的先民足迹，向着民族的康庄大道前进！”剧中冒氏反清失败，但他与小宛的正气最是抗日中中国军民急需的。舒湮在《我怎样写〈董小宛〉》中补充道：“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坚毅的战胜的信心。这种坚毅的自信心是可以从过去的辉煌的民族斗争史实中启迪诱发的。中华民族伟大的力量，正蕴蓄在文文山所谓的‘存两间，贯日月’的正气，这种正气就是我们数千年来立国的国魂。”

    不仅是主题，就连写作过程，舒湮也在与日本人斗争。1940年5月，他在上海开始撰写《董小宛》，刚刚完成了前三幕，因为船期已到，他不得不打算到内地后再续写剧本。出发前，他将《西行漫记》等书和前三幕笔记收拾好。不想日本人居然在码头检查，舒湮将《西行漫记》扔进了黄浦江，其余有问题的页码都已折叠过去。在一位朝鲜翻译的帮助下，他才逃过了日本人的严查盘问，也保住了《董小宛》部分诗稿；顺利到达宁波后，他于旅居韶关时写完《董小宛》剧本，同年底完成了序言。

    《董小宛》诞生后，因为宣扬抗日，受到了国共两党知名人士的高度关注和赞扬。一方面，许多旧派文人和党国要人纷纷撰文写诗，以示祝贺，有潘伯鹰、郑曼青、刘愚生、曾履川和张闻声等等。这些作品按照收到先后收录于1944年万光书局出版的《影梅庵忆语·〈董小宛〉剧本题词》。政治家、教育家邵力子的贺文第一个寄到，他称赞剧中小宛之死，“已不是人间的悲剧，而是民族正气的表现”。“国民党宣传高官”潘公展为小宛的剧情所动，有感：“山河残破多奇女，应令汗颜士大夫。”章士钊的来文最迟，但高度评价了如皋冒氏家族的才华：“风雅一门三百载 孙孙子子尽能文。”

    另一方面，《董小宛》最初准备由费穆（《小城之春》的导演）导演，王熙春主演董小宛，但于中途夭折了。1944年，“中万剧团”打算上演《董小宛》。此事由阳翰笙等人汇报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周一锤定音，认为“这个戏颂扬南明爱国志士抗清不屈，反对投降，具有现实意义”。在周的直接关爱下，又通过了潘公展等国民党官员的“检查”，《董小宛》正式上演，董小宛由秦怡饰演。演出大获成功，轰动山城。因此可说，源于周恩来等人的帮助，《董小宛》由剧本走向了剧场，发挥了宣传抗日的现实作用，实现了“她”的战时价值！

    五幕剧《精忠报国》初版于1940年，笔者的存本是1944年5月订正版，1947年2月战后第1版，属于光明戏剧丛书第二种。舒湮创作《精忠报国》的初衷与《董小宛》一样，有感于“孤岛”环境，想借古喻今，通过塑造岳飞英勇的戏剧形象，鼓舞国人抗日。不同的是，家学有传，舒湮精通晚明史，因为冒广生（舒湮的父亲）长期搜罗庋藏与冒襄有关的文献古籍和文物字画等等，编有《如皋冒氏丛书》；关于岳飞，舒湮开始并不太了解，但阿英和赵景深为他提供了史料。为了写出佳作，舒湮目耕不息，精读了《宋史》《金史》《宋史纪事本末》《岳忠武王集》《武林旧事》和《精忠说岳》等几十部书籍。1939年秋，舒湮动笔写作《精忠报国》，先写第五幕，再回头按序写作前四幕，其间修修改改，断断续续，于次年4月4日之前完成初版本和《初版本后记》。

    倒写《精忠报国》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结尾是全剧的高潮，惊天地，泣鬼神。临刑前，“岳飞背上露出四个大字‘精忠报国’，并说，我们死了，可是天下的忠诚义士杀不完，死不绝的。他们会世世代代子子孙孙永不忘‘还我河山’”！最后四字，字字千斤，道出了国人抗日的决心。舒湮曾言他写史剧“受到阿英的影响，追求真实性”，但在《精忠报国》中他虚构了不少情节，其中就有“小婢兴儿刺杀秦桧”剧情，其目的正如舒湮说：“暗示汉奸的众叛亲离。”从史实到虚构，“抗日爱国”无疑是一条贯穿《精忠报国》的“暗线”。

    演出方面，《精忠报国》的意义不亚于《董小宛》，但却不如后者那么幸运。抗战时期，上海处于日军铁蹄下。1941年6月，一个新建的戏班在上海兰心大戏院演出，首演剧目居然就是《精忠报国》。公演七日后，便被禁演了。两年后的冬天，一批不畏生死的爱国青年再次在上海演出《精忠报国》。演出“像一颗猛烈的巨型炸弹，在敌伪的心脏炸开了”，但也激怒了日军，这些青年被日本宪兵队抓去了。

    除去《董小宛》和《精忠报国》，舒湮在抗战时期还创作了《浪淘沙》，同样借古喻今，宣传抗日，但直到战后才由万叶书店初版。从编撰“戏剧丛书”到撰写《董小宛》《精忠报国》和《浪淘沙》，舒湮在“光明”的抗战之路上辛勤读写，默默耕耘，最终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抗战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