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零九个春天的故事

    复旦大学的首届女生、十里洋场的名门闺秀、美丽时髦的化身、抗战时期的外交官夫人、联合国最早的礼宾官、外交家顾维钧的晚年伴侣、一个世纪历史的见证人——聆听顾严幼韵女士讲述她109个春天的故事

 

    和光泩的婚礼

 

    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年轻男性也开始进入我的朋友圈。我们通常会去看电影、运动，除此之外星期天下午还会一起去大华饭店跳舞。当时我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男朋友，对认识的男孩都不怎么感兴趣，因为在我看来他们实在太稚嫩了。后来我认识了比自己大几岁的杨光泩，他比我的同学们成熟得多，成就也非他们可比。光泩在路上看到我驾车，便尾随我到了格蕾丝·王家。他也认识王，便请她在当时上海最时髦的大华饭店安排一场下午茶舞会，以便认识我。光泩舞跳得很好，依照西式礼仪疯狂地追求我，给我送花，带我去跳舞。

 

    我的父母想必是同意光泩的求婚的，因为这个年轻人家世好，而且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他们一如既往地不发表意见。他们从不干涉子女的生活，甚至默许莲韵和我烫头发、穿西式衣裙、白鞋子！（按照中国传统，白色是孝服的颜色，除葬礼之外从不上身。）华韵表示愿意接受媒人提亲的时候只有十八岁，他们也照办了。

 

    作为同学婚礼上具有时尚意识的伴娘，我观看过许多欧洲的时装秀，并且设计了自己风格的中式领上装搭配时髦裙子。我是在1930年出国之后才开始穿传统旗袍的。

 

    和姐姐们不同，华韵非常传统。她没有去学校读书，发式也是传统的辫子，最喜欢的娱乐是京剧。

 

    结婚的时候华韵的丈夫只有十七岁，在此之前他们从未谋面。婚礼选择在1929年春天的一个吉日，盛典持续了好多天。我们家花园里支起了一个帐篷展示她的嫁妆——简直涵盖了新房需要的一切：桌子、柜子、瓷器、银器、金饰、玉器、许多绣花丝棉被的被面、桌布等等。新郎只要准备婚床就可以了。婚礼前不久，所有嫁妆都用红绸包起来，浩浩荡荡送到了新房。男方也把送给新娘的首饰聘礼隆重送到我们家。婚礼当天，华韵头顶红盖头，乘坐装饰一新的汽车——带有一抹现代做派——前往新郎家参加结婚典。

 

    对于那场婚礼的记忆已经相当模糊，因为我当时太担心光泩了。就在婚礼当天他入院做阑尾切除手术，因为不愿家人担心，所以光泩没有告诉他们，知情的只有我一个人。婚礼结束之后我直奔医院，因为觉得自己作为唯一的知情人是有责任的。光泩住院期间我一直在照顾他，我们的感情也迅速升温。

 

    几个月之后我们订婚了。1929年9月8日，我们在大华饭店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我的婚纱和伴娘的礼服都是由上海著名的法国设计师加内特女士设计的。我唯一的要求就是礼服要有中式领子。

 

    父亲虽然对西式礼仪有点茫然，但还是依照西式礼仪把我交给了新郎。主婚人是当时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博士，证婚人是光泩的上司陈世光，他是光泩的同事、一生的亲密朋友胡世泽的岳父。在场的还有一位我一直不知其名的美国国会议员。

 

    光泩认识我的时候只有二十八岁，已经是公认前途无量的青年才俊。他于1900年7月14日出生在上海，父亲是一个大丝绸商。1920年清华大学毕业之后公派美国留学，在位于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市的科罗拉多大学学习一年后，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24年又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国际法和政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美国曾出任中国驻美国公使三等秘书、乔治城大学中文教授、华盛顿美国大学远东历史讲师，同时为《外交》、《当代历史》等美国杂志撰稿。1927年他回到清华担任政治学和国际法教授，兼任北洋政府外交部顾问。

 

    1928年初，也就是我们相遇的那一年，新成立的南京政府任命光泩为外交部驻上海特派员。由于工作关系，他需要招待许多客人，举办众多宴会。光泩生性随和，善于社交，因此乐在其中。他舞跳得很好，网球打得也很好，学生时代和工作后都拿过好几个网球冠军。他的父亲是个不怎么负责任的花花公子，因此光泩非常疼爱四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很早就如父亲般照顾他们。

 

    光泩想带我出国，争取去欧洲赴任。婚礼结束之后我们在上海愚园路和光泩的母亲同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去南京住了几个星期，光泩在那里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副司长兼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大家都想宴请新婚夫妇，因此我们在这两地都几乎是夜夜笙歌，日子很是快乐。最终，光泩的欧洲特派员任命书下来了。

 

    战时马尼拉

 

    1942年1月2日，日军进入马尼拉，那天简直就是一场噩梦。为了防止落入敌军之手，美军在撤退前炸掉了大片汽油库，浓烟遮天蔽日。第二天日本国旗就飘扬在了高级专员官邸、美军司令部和总统府马拉坎南宫。

 

    1月4日，日军到马尼拉宾馆逮捕了光泩和其他七位领事官员。一开始他们被监禁在市中心的菲律宾总医院，后来被转到了69公里之外的度假地洛思巴菲奥斯（LosBafios），接着又被送到了马尼拉的爱特诺学院（Ateneo College）。在这三处我和孩子们都能够去探望光泩，给他带点干净衣物和食物，但是之后他们突然都消失了。

 

    直到抗战胜利之前我一直在尽力打听光泩的下落。有一次我去找了一个日本高级将领——应该是本间将军。我是带着三个孩子去的，因为据说日本人喜欢孩子，我希望藉此软化他。本间将军很礼貌，但是没有告诉我什么有价值的消息，离开的时候我的情绪很低落。整个战争时期都不断有传闻说有人在这个或者那个地方见过他们，但事实上他们已经牺牲了。直到抗战胜利我才知道这个噩耗。

 

    我带着三个女儿和孙氏母子从马尼拉宾馆回家后发现我们的房子被日军作为敌方财产没收，附近的美国居民也遭遇同样梦魇。前门被贴上封条，严禁进入，否则将被处决。仆人们搬到了马路对面我们的老房子布里克斯顿山路15号，莫太太和她的两个儿子住在那里。美国房东不知所踪，很可能被关进了圣托马斯拘留营。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那些富有同情心和责任感的仆人们，陆续从被查封的房子的后门偷偷拿出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包括我储备的食物、药品和许多家具。最终，我们的几张床、一套餐桌椅，甚至图书室的钢琴都搬了过来。

 

    一天，两位领事的太太和孩子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布里克斯顿山路15号。他们的房子也被没收了，年轻的太太们无处可去。我还没有从人口突然增加的震惊中恢复过来的时候，邵秀兰也来了。这个二十岁的漂亮姑娘在战争爆发前几天刚刚从上海来到马尼拉完婚，新郎是年轻的领事馆实习生王恭玮，我们的主婚人、外交部长王正廷之子。他们的婚礼是光泩主持的，我当然也得收留她。

 

    我把别墅的三间卧室分配如下：我的小卧室带有独立的卫生间，现在住着我、蕾孟、雪兰、茜恩、孙太太和孙崇毅。孙太太睡在一张折叠行军床上，孙崇毅睡在她旁边的地板上。我和茜恩睡双人床，旁边是蕾孟和雪兰的粉红四柱床。萧太太王若壁和八岁的女儿芦生、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尚德以及姚太太杨锡珍和五岁的女儿舜华住在孩子们以前的卧室。莫太太罗淑华和十二岁的大儿子莫伟雄、八岁的小儿子莫伟俊以及邵秀兰住在光泩以前的卧室。客厅里住的是张先生和张太太。张先生是位华侨，也在领事馆工作，大概因为职位不高而没有被逮捕。我不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但张先生一直与马尼拉的华侨保持联系，他们经常给我们送来大米。我们把大米藏在房顶下的顶棚上。那时大米是配给的，虽然充足但是日军严禁囤积。家中还有莫太太的小叔子六叔，他也住在客厅里。

 

    家中仆人众多：吴妈、陈妈、11月从上海来我们家工作的吴妈的侄女、德平、又聋又哑的洗衣工葆拉和年轻的男仆佩德罗。除此之外还有莫太太的厨师老张、菲佣和菲佣的儿子。莫太太的儿子还养了两条大杂种狗、猫和猴子。所有的仆人都住在花园独立车库后面的几个房间里。

 

    经历了最初几个星期的焦虑和不安之后，日子逐渐平静。我们把前面草坪挖开，种了绿叶空心菜、红薯、蚕豆、白菜和花生。在地下室养了一群鸡，鸡蛋就有了着落，偶尔也杀只鸡来改善伙食。房子旁边的猪圈里还养了一只猪，厨师们在花园里把它宰了，各家都分到了肉。吴妈把她的那一份挂在晾衣绳上想要晒干，结果丢了。她认为是陈妈偷的，于是两人大吵一架。后院马棚里养了一匹马，用来拉我们的六轮马车。汽车在后院的车库里闲置着，汽油都被日本人征用了，根本买不到。

 

    电力是正常供应的，但是没有煤气，因此我们都是在烧煤的大黏土锅里做饭。六叔很安静，但是手很巧。他用黏土锅做肥皂、芒果酱、花生酱，甚至还给它们贴上了打印的标签。他是怎么做的，是从哪里找来的瓶子、纸张和墨，我统统不知道。他把自己做的东西拿到市区卖，我还在当地的杂货铺见过他做的一些果酱。

 

    作为总领事的太太，大家都希望我来主持家中的事务。这不是一份令人愉悦的工作。孙太太经常抱怨。太太们相互拌嘴，仆人们也是如此。

 

    两个厨师德平和老张关系一直不好，他们不止一次在后院挥舞着大菜刀打了起来。我竭尽所能充当和平使者，但实在让人心力交瘁。

 

    作为家中的长者（我们都在三十五岁左右），莫太太和我努力表现得镇静。我觉得自己必须这样做，因为家中的其他女人、孩子已经因为生活的巨变而惊恐不安了。但到晚上我就可以脱去伪装，回归真实的自我了。在临街的卧室里，每当听到汽车慢慢驶过前门我就会紧张，听到士兵的靴子踢在石板路上的声音就会畏缩，尽管事实证明他们根本不是来抓我们的。除了恐惧之外还有担忧，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没有一位太太主动提出要分担费用，我也不愿意开口。中国政府提供的薪水很微薄，我也知道她们都没有多少钱。日本人入侵马尼拉之前我把所有的现金都从银行取了出来，偶尔还可以通过远程物物交换从家中拿到一些钱：家人把钱付给国内的某个人，我则可以从菲律宾兑现这些钱。但是这些根本不够，我的积蓄也快山穷水尽了。

 

    日子渐渐趋于平静。邵秀兰、萧太太和她八岁的女儿芦生试着弹钢琴曲《春之絮语》和《少女的祈祷》，这两支华丽的曲子都有很多疾奏的旋律。孙太太和我偶尔在我们房间外面的阳台上和P.Y.何、T.M.陈玩桥牌。这两个单身汉住在隔壁，是中国银行的职员。我还在阳台上用缝纫机做衣服，这是我的仆人从16号拯救出来的另一项财物。我手头总是有很多布料（现在依然如此），用来为正在发育的孩子们做衣服。我还利用阳台上的电炉为家人做点美食：洋葱牛肉（其实是马肉）和用糯米做的花生糖卷。我曾经尝试用当地的水牛奶做奶油，结果失败了。牛奶太稀了，简直是蓝色的。我偶尔会拿出珍珠港事件后储备的食物，比如桃子罐头，款待一下孩子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十三岁的蕾孟原本很不喜欢吃饭，这时却突然迅猛成长，开始狼吞虎咽起来。

 

    马尼拉极度炎热、潮湿的天气不利于健康。每一处划伤或者擦伤都会感染，每天我都会在卧室一角开设诊所，总会有两三个孩子等着我用双氧水和红药水给他们处理伤口。孩子们经历了各种疾病——水痘、疱疹、登革热、耳痛等。我的孩子中几乎总有一个卧床不起。我们非常害怕白喉，经常检查孩子们的喉咙，确认没有出现可怕的白点，这是白喉的症状之一。幸运的是我们只遭遇了一次大病。莫伟雄感染了肺结核，不得不被隔离。我们在他家卧室外面用竹子和棕榈搭了一间额外的小屋，他在里面住了几个月，后来被送入了市区的一家医院。

 

    与维钧在一起

 

    从海牙返回纽约一年之后，维钧和我搬到了公园大道1185号的一栋公寓，现在我依然住在这里。经历了每隔数年就要搬迁一次的生活后终于能够安定下来了，我们都很高兴。许多家人和朋友都住在纽约，我相信接下来的岁月会是我们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

 

    我非常喜欢全身心地照顾维钧，使他更健康、更舒适、更开心，而且我相信在我的关心下维钧会活得滋润。虽然退休后仍担任台湾当局的资政，但这是维钧生平第一次没有公务在身。不过维钧仍然非常忙碌。他一周五天、每天用几个小时的时间接受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项目采访者的采访。此项目从1958年开始，历时数年，最终他完成了长达十三卷的口述史项目。为此他还花了大量时间为采访做准备，温习日记和相关文件。

 

    维钧是个生活很规律的人，回到纽约后也一直保持着多年来的习惯。起床后先喝一杯热柠檬水，然后做运动，有条不紊地锻炼手臂、腿和背部。自从在韦尔小镇滑雪摔伤肩膀之后，医生一直怀疑维钧是否能够完全复原。维钧采纳了医生推荐的一种新型锻炼方法，用手指沿着门逐步上行，最终他的手臂可以完全伸开了。直到今天我的门上还留有他的手指留下的印记。

 

    锻炼之后维钧开始阅读《纽约时报》。九点半左右开始用早餐。早餐是他的正餐，非常丰盛。客人们对此印象深刻，以至于他两个版本的中文传记中都有描述！这个时候我已经起床了。他用早餐的时候我坐在旁边，阅读邮件、打电话。早餐大约持续一个半小时，因为他吃得很慢。多年前有人推荐他“细嚼慢咽”，每一口饭都要嚼28次。维钧总是喜欢追随最新的健康潮流，而且终生都严格遵循其中的一些习惯。爱丽丝·罗斯福·朗沃思（Alice Roosevelt Longworth）向维钧推荐了自己的锻炼方法，维钧还严格按照1935年出版的一本书《不戴眼镜视力好》（Better Eyesight Without Glasses）中的描述做眼保健操。每当我想要嘲笑他的时候，就会记起他看报纸从来不需要眼镜。

 

    维钧在用餐的时候会在餐厅的电视机上观看录制的一部中国电影《香妃》（The Emperor’s Consort）。长长的故事结束之后，维钧便从头再看。

 

    两位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一位提问，一位记录）上午11点钟到达，和维钧一起工作到下午两点。

 

    下午三四点的时候，他会喝点汤，吃点饼干或者面包，然后睡一觉。醒来后出去散步，三四公里。维钧喜欢在中央公园散步，但是他遭遇两次抢劫之后我便坚持让他在公园外的人行道上散步。

 

    晚餐时不管是否有客人，维钧通常都吃得很少，每样东西只吃一点。晚上十一二点钟的时候我们回到各自卧室。

 

    我会在他房间里放一杯阿华田和一些饼干或小甜饼，并开着走廊的灯以示提醒。维钧三四点钟醒来看到灯光会记起要用点心，他边读书边吃东西，大约一个小时后熄灭灯。我半夜醒来的时候就会知道他已经用过了点心。

 

    维钧有充分的独处时间阅读、思考、做口述史研究。

 

    1976年，口述史最终完成，在哥伦比亚大学洛氏纪念图书馆(Low Memorial Library)举行了庆典。

 

    我一直很喜欢举办或者参加大型派对，我为维钧也举办过多次。维钧的生日是我们的年度盛事。

 

    在维钧生命中的最后十年，朋友们越发重要起来。口述史项目结束之后，他似乎有些无所适从，越来越茫然、健忘。于是我用麻将来填补空白，一周玩三四次。有时候我们只有一桌，赌注也很小，每手三美元左右。有时候宾客众多，甚至有五桌人同时打麻将。不管人数多少都是遵循同样的惯例。下午三点半左右开始，先用些茶水点心，大约晚上十一点结束，中间吃晚饭休息。

 

    维钧非常期待这些活动。打麻将的时候他又恢复了生气，兴致勃勃地开些小玩笑。1985年11月14日，维钧平静地离去了。那是深夜，维钧边在我的浴缸里洗澡，边和我讨论第二天邀请哪些客人来打麻将。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没有听到回答，走进浴室发现他蜷缩在浴垫上，好像睡熟了。

 

    我的生活一直以维钧为中心，因此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悲伤、空虚。不过，想到在二十五年多的婚姻里我为维钧营造的幸福生活，又感到少许宽慰。

 

    （本文摘自《一百零九个春天我的故事》，顾严幼韵口述，杨蕾孟编著，魏平译，新世界出版社2015年1月第一版，定价：6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