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挽联

    对联诸品种中，至为难作者当属挽联。括死者行径、生者哀伤于区区两行，已是难为；况死生之大，死者为尊，若不欲一味谀颂，而于数十百字之中或暗寓褒贬，或指涉时局，则难上加难。到得现代，白话文起，挽联一道，已显式微之象，然余绪犹存，依然不乏名手。周作人即为其中之一。周氏晚年著《知堂回想录》，于一生所写挽联，间有记录，自然是十不存一，但已足尝脔知鼎。

    1926年3月18日，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的卫队向请愿学生开枪，致死四十多人，酿成“三一八”惨案，这一天也由此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3月23日，北京各界举行全体殉难者追悼会，周作人致送的挽联是：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

    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3月25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又举行刘和珍、杨德群二君追悼会，周作人再送挽联：

    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闾，亲朋盼信；

    活着又怎么着，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惊耳，弹雨淋头。

    此两联以白话入联，非惟更显沉痛，亦愈显出和其兄鲁迅一般的“掐肤见血”的犀利。此时距离周氏兄弟失和已二年余，然此两联直可与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和《无花的蔷薇》两文互相发明。周氏兄弟失和之后数年，在政治、文化立场上犹取同一立场，同一步骤，互为奥援，此是一例。

    1934年七月，刘半农至绥远调查方言，染上回归热，回北平不久病死，时在7月14日，年仅43岁。其时周作人正携夫人羽太信子游日本。回国后只赶上刘半农的追悼会，周作人的挽联是：

    十七年尔汝旧交，追忆还从卯字号；

    廿余日驰驱大漠，归来竟作丁令威。

    下联用《搜神后记》“丁令威化鹤升仙”事。上联“十七年”，按周作人与刘半农结识于1917年，至1934年刘归道山，正好十七年。那时北大进门往北一带靠围墙有一排房子，为文科教授的预备室，一人一间，最初住这里的为陈独秀、朱希祖、胡适、刘文典、刘半农五人，当时戏语所谓两个老兔子和三只小兔子，陈独秀、朱希祖已卯年生，胡适、刘文典、刘半农则为辛卯年生，皆属兔，“卯字号”由此而来。

    1935年，北大教授黄节病卒。周作人致送挽联：

    如此江山，渐将日暮途穷，不堪追忆索常侍；

    及今归去，等是风流云散，差幸免作顾亭林。

    黄节为老革命，却不愿作民国的官，只做过一段广东教育厅长，旋即辞职，甘愿回北大教书。尝钤一印章，文曰“如此江山”，致慨于民元以后之乱象。下联提及“顾亭林”因黄节于病逝前一年在北大开讲顾炎武（亭林）诗，然“差幸免作顾亭林”一句妙处却在暗涉时局。时日寇步步紧逼，只国运一息尚存，遂使得黄节侥幸免做民国遗民；若联系当时危若累卵的国家处境及周作人对战局的悲观，周氏眼中的黄节之死可谓“死得其时”。此种忧惧心态或可为周氏后来的附逆下一注脚。

    1939年，钱玄同病逝。时北平已沦陷，北大已南迁，周作人与钱玄同同为所谓“留平教授”。周作人的挽联是：戏语竟成真，何日得见道山记；同游今散尽，无人共话小川町。钱玄同与周作人初识于1908年在东京民报社同列太炎门墙，听章太炎讲《说文》。同学者除周作人钱玄同外，尚有鲁迅、朱希祖、朱宗莱、许寿裳、龚未生、钱加治，共八人。周作人1939年4月28日《玄同纪念》中写道：“同学中龚宝荃朱宗莱家树人均先殁，朱希祖许寿裳现在川陕，留北平者唯余与玄同而已。每来谈常及尔时出入民报社之人物，窃有开天遗事之感，今并此绝响矣。”龚宝荃即龚未生，后为太炎女婿；“家树人”即其“家兄”鲁迅。

    值得留意的是，作为兄长的鲁迅有一点和作人不同，除1902年有一副“挽丁耀卿”的挽联外，鲁迅似乎很少给人写过挽联，翻遍鲁迅全集，也未曾找到第二副，和几乎是逢亡必挽的弟弟作人恰成对照。其中个人性情、气质上的缘由非此篇小文所能胜任，这里想说的是，几乎没给人写过挽联的鲁迅死后追悼会上，各界人士所送挽联多到不可胜数，遂使鲁迅成为死后获挽联最多的现代作家；而一生写下无数挽联的周作人于1967年去世，即使死因不明，由于他政治贱民的身份，家属也不敢把尸体送医院检查，草草火化，连骨灰盒也未敢拿回来。不要说挽联了，连最简单的追悼仪式也没有。正以此故，笔者明知文题“周作人的挽联”易生歧义，可有“周作人写的挽联”与“挽周作人的联”两义，也不再更动：此歧义逻辑上自然有，而事实上却不会有或不应有，因为“挽周作人的联”原是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的物事！

    周氏如此结局固有以自取，然念及其前半生的伟绩，还是让人不胜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