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English
  • 时政
  • 国际
  • 时评
  • 理论
  • 文化
  • 科技
  • 教育
  • 经济
  • 生活
  • 法治
  • 军事
  • 卫生
  • 养生
  • 女人
  • 文娱
  • 电视
  • 图片
  • 游戏
  • 光明报系
  • 更多>>
  • 报 纸
    杂 志
    中华读书报 2015年05月20日 星期三

    五六十年代《青春之歌》接受状况小览

    伦杰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05月20日   11 版)

        提倡“文学生活”研究,就是提倡文学研究关注“民生”——普通民众生活中的文学消费情况。为此,山东大学文学院联手校内外专家,于2012年成立了“当代中国文学生活研究中心”,并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课题批准号128ZD169),温儒敏教授担任首席专家。这里发布的是该项目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1958年初,《青春之歌》出版。仅仅就在一年半之后,这部长篇小说便以130万册的销量成为名副其实的“畅销书”。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一部影响一代人精神的重要作品,其解读的话语权却始终掌握在专业的文学研究者手中。而普通读者作为阅读的主力军,曾经何为?对于《青春之歌》等一批红色经典而言,或许唯有在这些不可复制的时代场景与社会氛围的重温中,才会再次展现其文学生命的质感。

     

        接受方式与文学生活风貌

     

        五六十年代是信息化手段尚不发达的年代,人们接触到《青春之歌》的方式当然要首推传统化的书籍阅读。在《母亲杨沫》一书中,忆及当年时老鬼写道:“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互联网,没有酒吧、歌舞厅、游艺场,书也出得少,读书是人们最主要的业余精神生活,大家都很关注最近出了什么新书。《青春之歌》问世后立刻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不过,即便是只有这样单一的休闲方式,人们也表现出了最大程度的热情。1958年《中国青年报》曾刊登出一封青年建设者饱含真情的来信:

     

        在书刊极度难得的情况下,远方朋友为我捎来了你的著作——《青春之歌》。在“抢晴天,赶阴天,大风大雨当好天”的跃进口号鼓舞下,我们的工作是紧张而又愉快的。我们住的杉皮工棚时常有被大风刮破的风险。就这样,你的著作在我的行囊里,在枕头边,在勉强能看清字迹的灯光下,同我度过了十多个寂静的夜晚。

     

        不唯独《青春之歌》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很多时候,翻看那个年代的相关材料,不同回忆者笔端流淌出的文字传递给我们的却是一种相同的感受,洪子诚在《我的阅读史》中写道:“50年代上中学以后,读书的条件有了改善……尽管如此,对于书籍仍产生近于‘神圣’的感觉,这种感觉保留了很长的时间。当我从语文老师那里借到几本20年代的《小说月报》时,当我终于有零花钱可以订阅《文艺报》、《文艺学习》杂志时,我清楚地记得那种不夸张的‘幸福感’”;莫言则在《闲书》一文中回忆说:“我偷看的第一本‘闲书’,是绘有许多精美插图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那是班里一个同学的传家宝,轻易不借给别人……我从一个很赏识我的老师那里借到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个头矮,只能站在门槛上就着如豆的灯光看书。我沉浸在书里,头发被灯火烧焦也不知道。”物质的极其匮乏却抹杀不了这种最本真的幸福,这种幸福来自书籍,源于阅读,在几十年岁月的淘洗中依旧散发出熠熠生辉的动人光芒。

     

        正是伴随着这样的读书热情,与五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一道,各种有计划、有组织的读书运动以及与之相关的报告会、座谈会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自然,《青春之歌》的阅读与接受很大程度上也正依赖于这样的方式进行。以当时文化生活较为丰富的上海为例,就发起了两次极具广泛影响力的读书运动:分别是1958年起开展的“鲁迅奖章读书运动”,以及1959年开始至“文革”开始后结束的“红旗读书运动”。

     

        在两次读书运动开具的书目中,《青春之歌》均赫然在列。而五六十年代大众接受《青春之歌》的方式,并非仅仅依靠单一的个人化的小说阅读完成,各种不同的方式为我们呈现出那个年代所能达到的丰富性:在北京,《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红旗谱》、《吕梁英雄传》、《保卫延安》、《青春之歌》等十八部新书被改编为评鼓书;在上海,《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则被改编为评弹;杭州大学文工团则在元旦期间将小说改编四幕十场话剧,面向市民进行演出。

     

        1959年,即小说出版后的第二年,恰逢建国十周年。作为将在“国产新片展览月”献礼的影片,《青春之歌》拍摄工作被提上日程。从3月15日开拍到8月31日停机,影片前后仅仅用了170天的时间,便以惊人的效率拍摄完成并如期上映,成为跃进片的代表之作。

     

        而展览月刚刚结束之后,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便联合举办了推选1959年最受欢迎国产影片的活动,共有32526人参加投票。1960年1月24日的《北京日报》刊登了投票结果,《青春之歌》再次夺得头名。

     

        比起小说,电影的直观性、故事性更加强化,对于一般受众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在最大程度上将群众纳入到政治动员体系中的年代,电影理所应当地被赋予“文艺武器”的重要性地位,由此,我们也能够看到,为何在面对“政治性太强、艺术性太差”的指责批评时,夏衍直截了当地以“前者正是我们的电影的优点”作为回应。他宣称:“我们的电影是无产阶级的战斗武器,是党的忠实助手,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是我们的电影的光荣职责,在这方面,我们不是做得太多,而是还做得不够。

     

        普通读者的阅读特点

     

        凭借扎实的文学理论背景与素养,作家及文学研究者对于作品的解读具有不可否认的权威性、学理性以及专业化特点。无论是从思想性角度还是艺术性方面进行阐发,他们对于文学作品的评论往往紧紧围绕作品本身展开,并且有着比较严谨的逻辑理路。这些特点在《青春之歌》的接受中同样不例外,茅盾、何其芳、马铁丁等人的文章无一不具有这样的特点。

     

        与之截然不同的,是未经过任何科班训练的“业余”读者在这一方面的反应。在专业的文学研究领域,这些声音固然显得业余甚至肤浅。但是当它们真正进入我们的探究范围,却又是那样陌生而新鲜。具体来讲,普通读者阅读特点突出地体现为两点:在文学观方面,以真实性作为文学评判主要标准,甚至将文学等同于现实;在阅读感受表达方面,倾向于联系个人经历以零散化的感性方式进行抒发。

     

        文学的“真实性”问题,是五六十年代文学批评领域关注的重要问题。在作品是否反映了某种真实这一问题上,无论争论者们持有何种态度,有一点是值得明确的:这里的“真实性”往往指涉的是某种历史规律性。这种规律性落实到文学层面,便是通过各色描写,最终要达到的是对于历史本质的一种“真实”揭示。这种真实无疑关乎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以及革命前景性。而普通读者所关注的“真实”与之呈现出不同的内涵。普通读者并不着意于本质化、规律性的探寻,他们更为关心的往往是小说中所描写的人物、情节与现实生活相比较,是否具有“实在性”。

     

        将小说中的人物、情节对应到现实生活中,这一做法在很大范围的读者群中并不鲜见。老鬼回忆起读者寄给杨沫的信时这样写道:“来信最多的是询问林道静、卢嘉川等书中人物是否还活着……有一个战士来信表示,一口气读了两遍,迫切想知道林道静现在什么地方工作,叫什么名字,她的身体怎么样……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某部甚至开来公函,请求作家杨沫提供林道静的具体地址,以便直接与她联系,更好的向她学习……有几个南京的女学生来信说,她们曾几次到雨花台寻找卢嘉川的坟墓,非常遗憾没有找到。”甚至于有的读者将书中主人公直接对应为作者,在对杨沫的采访中提出“您就是林道静吗?”这类“使作者为难的问题”。

     

        “文学来源于生活”,《青春之歌》与作者杨沫本人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为此,杨沫也在《青春之歌》的《初版后记》中宣称“书中的许多人和事基本上都是真实的”。不过,在承认这种关联性的基础上,现实生活与文学描写之间关系究竟怎样?对于这样一个牵涉到作家心理结构、创作机制等等一系列领域的复杂问题,终究不是通过一一机械化地对应与考证可以解决的。这对于专业的文学研究者来说,应该不难理解;而对那些“业余”读者,要厘清二者的关系终究是要颇费一番周折。

     

        对于多数普通读者的阅读而言,问题也有另外一面。正是普通读者这种对于文学与生活界限的混淆,对文学阅读“常识”的缺乏,他们在文学虚构与生活真实之间建构起某种必然性联系。从此种角度来看,我们不仅可以理解一些读者对于小说的批判,更重要的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充分体会到《青春之歌》对于读者们的现实意义。正如洪子诚所回忆的那样:“在那些年里,文学作品被看成生活教科书,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也被看成具有绝对关联,甚至是可以等同的关系。我们热衷于以寻找生活箴言的方式进入书本,而且,一旦进入就不愿走出。”由此可见,读书于他们而言绝非一种消遣的娱乐方式,而是带有探寻人生意义性质的精神之旅,是寻求时代信仰标杆的重要方式。

     

        概言之,在接受者的评价姿态中,有理性评判,也有情绪化抨击。虽然这些意见在时代环境的规约下无法为我们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场面,却依然有值得我们留意之处。普通读者较专家,更倾向从个人经历出发,以一种更为个人感悟化地方式进行评价,其阅读固然有不够专业、不够深刻的一面,然而读者群体本身并无高低优劣之分。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作为一种审美现象而存在的阅读活动自有其包容性与自在性,并非今日胜于过去,专业比普通高贵。关键在于,我们怎样超越简单的是非评判,透过审美现象触摸时代审美风尚脉搏,并对其背后的心理文化机制进行合理探究。

     

    光明日报社概况 | 关于光明网 | 报网动态 | 联系我们 | 法律声明 | 光明网邮箱 | 网站地图

    光明日报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