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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号：10＆ZD095），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
1930～1940年代是旧中国中小学白话语文教材繁荣的时代，仅开明书店编写出版的中小学语文教材、参考书就有20多种。而《国文百八课》堪称开明系列精品中的范本，至今仍为语文教学界所重视。
夏丏尊、叶圣陶二老早年都在中小学做过教学工作和管理工作，其教学经验用于撰写语文教学论著可以说得心应手。二人当年同在开明书店工作，志趣相投，共同编写、出版有关语文教学的专著《文心》《阅读和写作》《文章例话》，这些专著中全是从现代文章读写的角度探索和总结当时语文教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后来对自己的语文论著进行甄别，精选其中有关文章读写的知识要点，系列化地呈现在这套《国文百八课》之中。
这套教材原计划编写出版6册，供初中3个年级使用。前3册于1935～1936年出版，第4册于1938年出版。编写出版完前3册，适遇抗日战争，开明书店业务中断，编辑人员颠沛流离。等到稍事安定、准备续编教材时困难重重，于是更改原计划编写，精选后两册的内容，提前置于第4册中。
每册教材都按“课”编排，“课”就是现在的单元。一个单元就是一个专题，所有专题都是关乎文章读写知识的。先有一篇“文话”，阐述一个语文知识点；继之以两篇课文，古文语体文混编；再后是“文法”，即讲语法知识；最后是“习问”，即本课学习的回顾总结。每册18课，原定6册，共一百零八课；后因战事，出版了4册，仅有72课，但前3册早已出版，书名早定，仍以《国文百八课》称之。教材因时势而兴起，又因世变而变异，印证古人所言“兴废系乎时序”。
每册教材的文话、文选、文法和习问四大要素紧密关联，同构而异质，循环且往复，螺旋式上升。
文话 共72篇知识短文，是教材的核心。每册18个文话，相当于18个单元。每篇只有几百字，用精粹而简要的语言说明一个语文知识点。它们分散在各册各个单元之中，聚拢了看是非常有系统性的，构成全套教材的“骨架”。列表如下：
第一册：文章分类，应用文、书信、记叙文
第二册：日记、游记、随笔、记叙文
第三册：小说、诗歌、散文、说明文
第四册：学术文、诗歌、戏剧、仪式文、宣言、议论文
实用类文章占了多数，第1、2册重点是记叙文，第3册是说明文，第4册是议论文。以第1册为例，文话一至文话十八分别是：文章面面观、文言体和语体（一）、文言体和语体（二）、作者意见的有无、文章的分类、应用文、书信的体式、书信与礼仪、书信和诸文体、记述和叙述、记述的顺序、叙述的顺序、记叙的题材、材料的判别和取舍、叙述的快慢、叙述的倒错、过去的现在化、观点的一致与移动。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如此建构教材框架体系，不能不说是一种开拓性的可贵尝试。
文选 文选即选文，就是课文。《国文百八课》选文面广，古今中外文章无所不选，各类实用文兼收并蓄，各类文学作品（小说、抒情文、诗歌和戏剧等）也来者不拒。最多的是时文，也就是当时发表或发表时间不长的文章。全4册课本72课，总共有课文144篇，其中语体文86篇，文言文58篇，两者比例大致为3:2，也就是说编写采取一种厚今薄古的选文态度。
遍查144篇课文，名人名作居多，以当时活着的和活跃的作家而论，入选4篇的作者是鲁迅、周作人、蔡元培、叶绍钧，入选3篇的作者是胡适、梁启超、朱自清、茅盾、丰子恺，其他还有巴金、冰心、郑振铎、贾祖璋等人的文章入选。他们的作品当时还没有时间沉淀，选入课本需要很精准的眼力。其中不少课文经时间检验和教学检验，成为课本中代代相传的名篇，如鲁迅《风筝》《雪》《孔乙己》、胡适《差不多先生传》、许地山《落花生》等。
从文章名目看，选取了大量的文学性很强的作品。并将它们置于文章读写知识的名下，按文章学来解读。例如冰心《寄小读者通讯七》按现在的选文标准应属散文，但在这里置于“书信和诸文体”一课中，给它定位书信，让学生见识书信体裁，并学会写书信，可以看出教材文选服从编写理念、服从框架体系需要的特点。
文法 大约包含几个方面的内容：词法、句法知识，如第1册“单句的分析”、第2册“名词的种类”“名词的构成”；修辞知识，如第1册“求不坏”“求更好”、第2册“譬喻”、第3册“借代”“摹状”“呼告”“铺张”等。语言应用知识，如第1册“情境”（即语境）、第3册“了和着”；文言语法知识，如第2册“该注意的几个文言代名词”“格不完备的文言代名词”“倒置的文言代名词”。全套课本共72个文法，数量与文话相当。其特点，一是实用，不讲抽象的理论知识，而是注重字词句和修辞手法的实际运用；二是既分散又系统，即一课一个文法点，点与点之间常有关联，全部的文法合起来又比较全面地教给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这些文法不是夏、叶二人的自创，而是来源于当时语法修辞学界达成的共识。其中语法知识取自《马氏文通》，也吸收了当时一些较为可靠的新说；修辞知识取自陈望道《修辞学发凡》。
习问 相当于现在的“练习”或“思考探究”。作为教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前面的文话、文选和文法关系密切，是前面三部分学习的回顾与检测：从文选和文法中提取知识点，从文选中提取内容要点和例句。就是说，这些练习既有关涉课文的宏观题，又有关涉语言文字应用的微观题。微观题更多些。编写者在这方面显得得心应手。试看下面例证。例如第1册“习问一”：
1.文选一与文选二的主要意思是什么？这两篇文章中哪几句是最要紧的话？
2.试辨认下面各词的意味：事实 事例 事情 管束 制止 监察 扰乱 捣乱 冲突 扰攘
3.下面各文句，如果换一个说法，就成怎样的话？
有的爱把账目记在肚角里，死的时候替他殉了葬。
新教育已经发现了曙光。
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
4.文选一、文选二里面，你觉得哪几句最好？为什么？
5.把下列各单字，单用或和别的字拼合起来，造成种种的句子，使它们的意义确定：算头分学安
第1题是有关课文内容的宏观题，考查学生的概括提炼能力；第2、3、5题是语法题，与文话“字与词”密切相关；第4题属于语言揣摩题，属于对课文的局部理解和阐发。总之，这些题既勾连前面的知识和课文，又实实在在地训练学生的言语能力。语言应用题多，课文理解题少。课本的文章学应用、语言知识应用（尤其是后者）的特点非常明显。
这种习问在全套课本中具有普遍性，其他各课的习问题与此类似。
从20世纪以来，语文教育界一直进行着语文教学理念和教学流派之争，主要表现为实用文教学与文学教育的派别之争、语言教学与文学教学的方法之争、语文工具性与语文人文性的观点之争，至今未曾消停。《国文百八课》有别于当时其他语文教材的重要之处，是明确语文的实用理念、实践理念，突出文章学、阅读学的教学方法，同时淡化文学色彩。“文话”基本上是从实用文的阅读和写作选点的，文学的点少；“文选”4册共144篇课文，多是实用文，其中说明文20多篇，应用文10多篇，而占大头的记叙文，好像既可当实用文学，又可当成文学作品学，但在《国文百八课》中当成实用文；“文法”更是偏重于实用性语文训练；“习问”也重在检查和训练学生掌握语言文字的能力、学习修辞的能力，以及从文章学、阅读学理解课文的能力。正如夏、叶的《关于〈国文百八课〉》所说：“学习国文的目的，一部分在练习写作，一部分在养成阅读各种文字的能力。”简言之：语文等于读和写，更无其他。
夏、叶《国文百八课》致力于现代语文教材新体系的另一贡献是“课”的建设，即教材内容的单元式呈现。此前中小学语文教材均无“课”（或单元）的意识，基本上是文选的堆砌，语文要素全成松散地联合。如此前开明书店出版的王伯祥《开明国文读本》（1932～1933年出版，供初中生用），以及同期中华书局出版的朱叔文《初中国文读本》（1934年出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傅东华、陈望道《基本教科书国文》（1932～1933年出版）等，都是典型的文选型教材，选文多少、课文安排等都有较大的随意性。有些教材仅是裸文并置，无注释、无导读、无练习；有些教材有练习，但是设题有较大的随意性，而无宏观理念指导。《国文百八课》则反常规，自建体系，自树旗帜，卓然独立于当时教材群之上，泽被后世。
当然，《国文百八课》是上世纪30年代社会转型和教育转型时期的语文教学、语文课本的探索的产物，有着这样那样的缺漏甚至是缺点。
一是过分突出语文形式方面的东西（如“编辑旨意”所言“唯运用上注重于形式，对于文章体制、文句格式、写作技术、鉴赏方法等，讨究不厌详细”），忽略了文章思想内容、作者命意、时代背景、写作风格等，忽略了思想内容的挖掘，还忽略了学习方法的教育。二是知识点呈现的次序有些乱，既有“文话”之序的乱，又有“文法”之序的乱。三是缺少写作教学内容。这套课本体现了以阅读为中心、以阅读为本位的倾向，基本上没有写作教学指导。
（作者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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