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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出版协会主办、中国版协民营工作委员会承办的首届全国民营出版企业培训班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贺耀敏主讲的“选题策划的创新与拓展”引起了记者的高度关注。他所提及的，更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长久来秉持的出版理念与出版路径，在这家中国一流的人文社会科学出版社成立60周年之际提及，更具航道和路标之意义，为面临迅速变化的出版界提供出版选择。
■“出版界在面对快速变化的社会的时候，一定要按捺住自己的浮躁，不要急于制造一些规模宏大的出版奇迹。如果面对追求经济效益的冲击，恪守不住自己的追求，急于制造一些看似畅销但内容空泛的文化垃圾；面对中外文化交流、交锋、交融时，又稳固不住自己的文化根本，就失去了出版的意义。”
我在人大出版社担任了十多年社长，现在做了快三年的总编辑，见证了人大出版社十多年来的发展，也见证了中国出版业快速发展的十年。我始终坚信，出版是一种信仰，出版人应该有一种情怀。其中，选题策划是出版的灵魂和核心，选题策划的能力和水平决定了出版单位的水平和影响力。因为出版的功能就是传播知识和文明；背离这一点，出版做不远、做不长。我们研究经济学的学者经常说，有看到几年的企业，看到十年的企业，也有基业长青的百年企业，追求决定了这个企业能走多远。出版人的追求、目标，决定了出版单位的生命力。
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
一切出版物都是作者与策划人、编辑、出版人共同的产品，优秀的策划编辑和编辑是一家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有时候，一家出版社兴盛的原因，往往就是因为几个优秀的策划编辑的奋斗和他们的追求。
同时，很多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对出版其作品的策划编辑和编辑会有特殊的要求。对出版社的经营者来说，善待优秀的策划编辑和编辑团队，是制胜的法宝。现在一些年轻的编辑，没有策划的意识，拿来稿子简单看一看就扔出去，往往不考虑市场上的反应，如此，出版是不会取得很好效果的。
不同的出版单位有不同的出版特色，这种特色是在长期的实践中、在特定的文化土壤中生成的。全国有500多家出版社各领风骚，但排在最前面的20家、30家，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同风格。做出版的，一定要找准自己的专业特色；没有专业特色，无法生存。
这十年来，中国的出版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大的环境。十多年来，党和政府对出版业的重视可以说是空前的。我一到出版社就赶上了出版社转企改制，从2002、2003年开始，转企改制给出版社带来最大的好处是减免企业所得税。多少出版社后来能够有那么大的发展，资金比较充裕，就是得益于企业所得税的减免。对于一些很好的出版社而言，因为主业并不缺钱，上市不一定是好事，从股市获得的资金，有很多盖了仓库，但没有生产出精神产品；有的出版社做房地产，但房地产有专门的经营者，怎么能比专业经营者做得还强？
减免企业所得税的政策延续到2018年，对很多出版社来说，又赢得了发展的空间。这些年国家对出版的支持也是空前的。我参加过国家出版基金的评审，真的没有想到，国家能拿出这么多钱投入出版。财政部文资委就更不用说了，对新闻出版有五六十亿的资金支持。包括走出去这一块，国家给予的政策支持力度也相当大。对于人大社来说，有很多事情过去就想做，但是碍于资金投入的问题，进展缓慢一些，但现在全都做起来了。这些年，我们成了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排头兵。从单体出版社“走出去”的数量来看，前六年的评比中，人大社三年全国第一，三年全国第二。我们大概算下来，“走出去”这一块，我们这些年得到的支持大概为一千五百多万。我们现在有很多稳定的国际合作伙伴，输出的都是关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著作，把中国正能量的书推到了世界各地。
打造出版航空母舰的呼声确实很好，我们现在拥有若干个大的出版集团，但至于这个做法对不对，我总觉得可能还要有所考虑。因为，任何一个组织构架，应该首先要解放企业，解放竞争主体的活力和生产力；如果构架了一个很庞大的组织，底下却没活力了，就说明这种构架有问题。当然我也不认同一些出版集团搞对外贸易、搞房地产，这不是出版。我原来就提出过，如果做大做强了，但出版业的利润都转到其他行业了，那咱们就失败了，主业就垮了。其实，出版处于调整过程中，技术推动的创新发展大有空间，给出版业整体来了新商机。
中国的数字出版一定会有大发展的，因为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都很大。看看现在多少人在用手机阅读，同时，各种形式的新业态正在形成。但实体经济与互联网如何结合，很值得研究。比如，德国的“互联网+”，加在制造业和各个产业，所以核心竞争力、国家的经济实力增强了；而我们现在还停留在“+消费”的水平上，我想到处只是低价网购显然不是一种常规的产业业态。所以，互联网怎么跟现代制造业、现代工业紧密结合，是值得研究的大课题。
中国出版业的规模很大，现在是世界第一大出版国。图书规模大了，一方面证明出版业在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出版业相对来讲还属于低层次发展。很多书，从出生到死亡都没有见过读者，没有任何动销就消失了。
出版人是选题策划的核心。有什么样的出版人，就有什么样的图书；有什么样的图书，就造就什么样的出版社和出版业。民营书业是要做出版，那就一定要高价、高薪，真诚去吸引能创造财富的人，找一个充满活力、充满激情的出版策划队伍。创造财富的人和资本的结合是出版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人大社的核心面向
2002年，我从人民大学到人大出版社到时候，人大社销售码洋3个多亿，其中约有一个亿是教辅教参考研类图书；现在，我们规模达到9个多亿了，但教辅教参考研图书还是不到1个亿，基本上就是不让它发展。在2004、2005年间，我们咬紧牙关，调整图书品质结构。事实上，那一年的调整，把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解放了。当然，我们现在的出版规模也不是很大，但我们希望人大社的增长是一种良性增长，不是起伏很大的波浪式发展，而是保持稳定的向上趋势。
出版人要有崇高的文化追求和高尚的出版情怀，不要把书做得太浅。要想挣钱，干什么都可以，为什么一定要做出版啊。我就有个梦想，我相信我能实现，那就是，我希望自己做出版期间，我做的一些书的生命力比我的生命更长。
对于出版人来说，还是要扎扎实实做好书和时代需要的主题出版物，这也是人大出版社的特色，而且空间很大。现在，人大出版社的一大出版特色就是策划出版国家领导人和党政干部著述的图书。其实，原来的大学出版社是不做领导人的书的，也没有资源。我到出版社后，总觉得我们人大出版社可以做这样的书。当时也有一个契机，恰巧我们得知李瑞环同志想整理一些东西，所以，人大社从很早开始就介入了，一直协助做好有关工作。
从2005年开始，人大出版了一系列李瑞环同志的四部著作。其中，大家印象最深的是《学哲学用哲学》，到现在为止，这套书销售了100万套。我们原来以为都是政府机关在购买，但最终分析渠道，机关单位购买的并没有那么多。到现在为止，每年还能卖几万套，说明这套书是走进了读者心中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学习哲学的会上专门讲了要学哲学、用哲学。我们开辟了高校出版社出领导人的书的先例。大学出版社的特点是，我们是做学术的，不会去低俗炒作。
我们先后出版了八种李铁映撰写和主编的著作。其中，《改革开放探索》是较早出的。在编辑加工中，我们的编辑十分认真，仔细核对文献，挑出了不少需要调整的问题，当然很多是出版技术性问题，即表述上可以更加严密规范，李铁映同志都欣然接受。我想这可能给李铁映同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后续的书给我们，跟这也有很大关系。
现在，人大出版社出版的省部级以上领导的著作大概有五六十种了。关键是需要出版社有好的编辑，得有点底蕴。否则，去人家家里跟人家交谈，作者说一两句话接不上茬，下回估计就不希望你去了。因此，不要小看对员工的培养，也不要小看对员工的待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你的威信。每一个策划编辑、编辑都是出版社的明天，策划编辑有很好的水准，就能谈来很好的稿子。这些年来，人大出版社往往有优秀的策划编辑的收入比副社长、副总编更高，必须要确保这样。如果人人都想当社长，出版社就没法办了。如果人人都想做最好的策划编辑，出版社才有希望。
人大社的第二个出版特色，就是我们策划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系列著作。我在担任出版社社长时，有一个特色很明显，我也欣然接受，即人大出版社是红色出版社。在马克思主义类的图书中，我们的重要产品线：一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第一辑是50本，得到了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现在基本快出齐了，包括文本研究、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三大内容。第二辑50本计划又要上马了。我们要咬紧牙关把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做起来，长期坚持不动摇，未来我想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数据库。二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人大社是翻译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最多的出版社之一。这个系列我们涵养了几十年，现在仍然是一个重点图书系列，很多书都是经典。可能大众读得少，但是只要这个领域的专家学者都读，我们就十分欣慰。从一定意义上说，人大社是为小众服务的，是为精英阶层和知识精英阶层服务的，但中国13亿人，这个小众也不小。
主题出版物也是我们出版社的出版特色之一。介绍党和国家重大政治活动和重大历史事件，同时，结合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新办的年度出版计划和主题出版物的评审面向来策划图书，这是我社长期坚持做的一项工作，现在也成为了我们的亮点。比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改革开放口述史》，里面有万里同志等当事人的回忆，经过很好的编辑加工，成为纪念改革开放最好的一部书。去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把《新中国口述史》给了我们，现在已经出版了。下一步，我们还会推出简洁本，让大众也愿意看。
加强学术原创出版物的出版，是人大出版社十分重要的任务。理论出版和学术出版，是人大社的基本定位，我社的编辑也都有很强烈的学术情节。比如“中国经济问题丛书”，到现在为止，我社做了将近20年，目前已经出版了90余种。在该书作者群体中，后来走上了副部级以上岗位的有多位。这套书目前已经成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最为权威的系列图书之一，很多书都是一二十年不断加印的。原创图书品牌一旦树立，给出版社带来的价值是很大的。到现在为止，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人大社是获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三个一百”原创出版物荣誉最多的出版社。
出版选择与忠告
坚持专业化出版是人大出版社的特点。对人大社来说，将坚持走这条道路不动摇，坚持做好深出版，服务小众，坚持全面准确的反映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前沿最优秀的成果。从一定意义上讲，图书的获奖数反映了出版社出的书是不是在最前沿的。当然，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后期资助项目等有多少，也都是人大出版社对编辑硬性考核的一些指标。
我经常说，人大社优秀的策划编辑一定是某一学科里最了解前沿动向的人，你不一定是研究者，但你应该了解动态。比如心理学，排在中国前十位的学者你说一说，多大岁数，什么学术背景，大概的主攻方向，如果你连这都说不清楚，不合格。
我们有一些编辑对图书特别敏感，每次给我们讲谁谁谁有什么作品，很激动。事实上，做出版的，激动了自己，才会打动读者。我们很多优秀的策划编辑成长的很快，十几年前留的人，现在基本上是骨干了。虽然人员进出比较多，但优秀的策划编辑会沉淀在这里。
如何冷静审视人大出版社的出版优势呢？其一，雄厚的智力支持。当然首先是人民大学智力支持，还可以紧密联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科院、中央编译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没有优秀的作者队伍，做书是很难的。其二，强大的出版队伍、编辑队伍，包括核心的企业文化。其三，出版社与作者共赢的出版平台。一定要跟作者分享利益。我们出版社这十多年来，原则上是三个月内必须支付稿费，拖过半年的要罚策划编辑。
人大出版社高度重视文化传承，集中精力选好做好学术大家的传世之作。《饶宗颐20世纪学术文集》是我们做的，一共20卷。第一次去见饶公，饶公并不是特别热情，对人大出版社也不太了解；第二次我就扛着人大出版社出版的《康有为全集》去了，那么大一箱子，从北京扛过去。饶先生说那我看一看，他放心了，同意由我们来出版他的学术文集。在香港搞首发式的时候，他说，我的书经过你们出版社出版后，可以流传后世了，当时真是热泪盈眶，因为整套文集编辑加工的难度很大，饶先生学问涉及的面太宽了。
《钱玄同文集》、《谢无量文集》、《吴晗文集》、《萧公权文集》、《袁宝华文集》、《胡华文集》、《方立天文集》、《汤一介文集》、《陈先达文集》都是人大社出的。谢无量是中国现代文化史的一位有着特殊价值的学者，我们出版他的文集时，都是自己从国家图书馆查找出他的著作来编辑加工，他的家人手中没有文稿信函。方立天先生是当代中国佛教研究第一人，很遗憾，他去世了。但他的学术成果摆在那，现在很难有人超越。现在我们在翻译《方立天文集》的日文版，日本有很多人都在研究方先生的东西。《汤一介文集》就不用说了，乐黛云先生一再讲，汤先生在临终时，觉得很欣慰的是他的文集出版了。
《亚里士多德全集》是我们出的，由苗力田先生主持翻译，最大特点是由希腊文直接翻译过来的，苗公也去世了，但这个书获得国家社科成果一等奖；他的学生李秋零教授又主持翻译了《康德著作全集》，直接从德文翻译过来，一共译了11年。前几年，我们组织出版了《金大中传》，经过精心准备，已经90岁的金大中的夫人李姬镐专程来华出席了出版座谈会，同时随行的还有七位现任或前任国会议员。因为我们出了《金大中传》，真没想到我们做了民间外交的工作，后来很多单位说，你们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想一想，不要小看出版。出版发挥的作用，是其他领域发挥不了的。
现在，我们在加紧实施的是，以市场为导向，开拓专业图书的大众市场。事实上，专业图书也可以很畅销，比如厉以宁先生的《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我们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就得到了厉老的书稿，一直想选一个合适时机推出。三中全会以后，大概几天时间，我们做了一些调整，厉老定稿以后，我们就开始推出。应该说时机很好，当然厉老本人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春节前后，《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已经销售到16万册了。其实这是一本很专业的书，并不是很好读的，但有些读者可能就关注其中一部分；我们也没有做任何的夸张的宣传，因为厉以宁先生本人就是品牌。要长远发展，做百年老店，出版社得要注意勿用噱头。
其次，要充分利用版权资源，开拓选题市场。人大出版社有很多引进版图书，将其进行多版本开发是我们的一个思路。我社2002年就着手做《毛泽东研究译丛》，到2006年毛主席逝世30周年时，我们推出这套书。做《毛泽东传》的插图本是我的建议，现在，《毛泽东传》在国内的销售接近100万册，是一本成功改造的大众读物。还有就是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传》是我社“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里的，原书名叫《卡尔·马克思》，但是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马克思的名字更深入人心，我说就叫《马克思传》，并且插图。结果，这本《马克思传》插图本成了畅销书。麦克莱伦是研究马克思最有心得的外国学者之一，该书对早期马克思、青年马克思和晚年的马克思都有很好的分析。现在，我社在做《恩格斯传》等，希望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优秀的代表人物的传记一个个做下来。《策略思维》是一本很好的书，我们原来是作为学术书做的，怎么卖也就是那么回事，只有几万册。改名为《策略思维：商界、政界及日常生活中的策略竞争》后，按大众书的方式做下来，去年销量超过十万。
今年，我社经济和管理两个分社的图书集中进行大众化改造，销量都是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其实我社的学术书并不赔钱，平均下来，人大出版社的学术著作大概可以销售到三千到三千五百册，但定价可以高。我们的教材，一个印张定价1.8元左右，一般图书的定价大概在2.5元左右，学术著作基本上是3元到3.5元，因为专有人群对价格不敏感。
其次，不断推陈出新，整合资源，满足读者的需要。人大出版社积累了大量的经济学译著，其中很多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2014年，我们推出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丛书”40多种，至今累计销量20多万册，有的图书连续加印5次之多。现在，我们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书全部进行了整理，一共700多种，适合于我们翻译引进的有200多种，现在我们积累的版权有100多种，我们希望今年年底能出到近100种，但许多翻译工作要重新做。大概我们这样做下来以后，国内再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书，就绕不开我们这套品牌书系了。
扩大对外话语权，也是人大出版社这些年所做的工作。现在我们做的“走出去”的图书，也是专业书的大众版。当然，翻译难度确实在加大。现在，我社签下来的输出海外的版权有1200多种，已经出了300多种，有各种文字版本。
再就是数字化拓展，这是人大出版社现在正在做的重要工作。出版界在面对快速变化的社会的时候，一定要按捺住自己的浮躁，不要急于制造一些规模宏大的出版奇迹。如果面对追求经济效益的冲击，恪守不住自己的追求，急于制造一些看似畅销但内容空泛的文化垃圾；面对中外文化交流、交锋、交融时，又稳固不住自己的文化根本，就失去了出版的意义。千万不要小看出版和文化的作用，它对塑造国家的面貌，塑造民族的灵魂和精神风貌，都非常重要。
(本报记者 陈香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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