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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5年05月20日 星期三

    低调的鄂力

    祝勇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05月20日   03 版)

        一

     

        鄂力先生是一个不声不响的人,除了喝酒时话稍微多一点,平时为人谦恭,做事慎密,说话语速很慢,有浓浓的北京腔儿,虽只比我大一岁,我却从他身上看出老北京人的教养。他给刘心武先生作助手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我们与心武师说话,他在一旁闷不作声,问到他时,他才笑答一下。或许因为他低调,很长时间,我也仅仅将他作为心武师的助手看待,没有太多的交流。

     

        有一天晚上,我与鄂力喝了点小酒,感到浑身通透。从酒家出来,在夜色中走过东四南大街。路过一家店铺,鄂力叫我站住脚,看看它有什么不同。我认真打量,看见这是一家很小的店铺,只有一间小小的门脸,在东四一带的灯红酒绿中毫不起眼,仔细看招牌,心里怵然一惊,因为招牌上写着:“广义修笔店”。如今这年头,恐怕连钢笔都要灭绝了,还有人来修笔吗?这家修笔店,或许是这座城市里最后一家修笔店了。再退远一看,不得了,这座小楼,竟然是一幢灰色的民国建筑,一看就很有资历。鄂力说,这里是北京的黄金地段,寸土寸金,有无数商家看准这里,要把修笔店租下来做生意,都被主人拒绝了。他说,这家修笔店的主人叫张广义,是全国人大代表,若白天来,定要进去看看,小小的店铺里,挂满了名人题字,有刘海粟的,也有王世襄的。

     

        鄂力不追新潮,而是关心身边许多过时的事物,在他的心里,藏着一座老旧的博物馆。在那里,旧物罗列,在暗中散发光泽,让他敝帚自珍。他内心的路径,与时代的发展正好相反,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就有点老气横秋,也正是这一点,让我刮目相看。因为在这个追功逐利的时代里,像他这样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太少了。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是最值得珍重的,他也因为对那些“过时”事物的珍重而得到了大家的珍重。

     

        二

     

        鄂力心底最珍贵的收藏,应当是文化老人们的那份情谊。那是一群比我老得多的老头儿,居住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京,就像陈丹青笔下的老上海,窝藏着着一批重量级的文人。他们是构成这座城市的最生动的部分,学问造诣自不必说,最可敬的,是他们历经炼狱之后的那份通透与达观。

     

        有一次,在后海岸边的一条胡同里,我与鄂力坐在杨宪益先生的客厅里,陪老爷子一起喝二锅头。我与鄂力都喜欢这种平民酒,杨宪益也喜欢,每天下午起床,都喝上两杯。干喝,连花生米都不要,就像在喝咖啡。那一天似乎谈了什么,又似乎什么都没谈。如今老先生接二连三地作古了,今天想来,那样的时光,有点奢侈。

     

        鄂力生活中藏着一种奢侈,就是文化部长为他叫电话。鄂力住在北小街的胡同里,王蒙先生担任文化部长时,就住在他家对面的四合院里。那座四合院,也是北京历史的一部分,夏衍先生曾经住过,后来照例被拆掉了。鄂力回忆说,那时王蒙每天早上都自己出来到胡同里排队买早点,端着早点回家,吃过早点,才换上西装革履,去文化部上班。王蒙时常到鄂力住的小院儿来,与鄂力的爷爷关系很亲密。王蒙不在家时,邮局送来的稿费都由鄂力或者他家人代收。吴祖光先生大清早儿来找鄂力,鄂力还赖在被窝儿里不肯起来,吴祖光先生就开始拍窗玻璃,硬把鄂力叫起来。有时候吴祖光先生要给鄂力打电话,那时还没有手机,鄂力家里也没有电话,吴祖光就打到王蒙家里,王蒙就跑过来给鄂力叫电话。后来朋友们拿鄂力开玩笑,就说鄂力小小年纪,挺能摆谱,让文化部长为他叫电话。

     

        但鄂力先生也有痛悔的事。黄宗英先生与冯亦代先生结婚后,住在小西天冯先生的寓所里,那房间我去过,亲眼见识小小的两居室,狭小得两人走路必须礼貌让路。满屋书刊文稿,无处堆放,黄宗英就把几十方印章交给鄂力保管,其中,有齐白石给赵丹刻的,有赵丹的祖父刻的,也有赵丹年轻时自己刻的。后来,黄宗英想再看看这些印章,鄂力就完璧归赵。鄂力每言及此,都痛心疾首,不是痛心自己一方也没有贪污,而是痛悔当时没有把他们印下来,留一套印谱。此时此刻,冯亦代先生早已仙逝,黄宗英也病重住在上海的医院里,那些印章早已不知散落何处,倘留下一套印谱,无异于留下一笔文化遗产,可以捐献给中国电影博物馆,也可以自己学印时揣摩。过去的事物,稍纵即逝,一旦错过,就可能永远找不回来了。

     

        三

     

        知道鄂力先生苦攻篆刻,是认识他很久以后的事了。那是90年代的一天,鄂力告诉我,有一个展览,请我去看一下。我跑到前海西街的郭沫若纪念馆,发现竟然是鄂力篆刻展的开幕式,题头是刘开渠写的,参加者有许多文化名人,也有电影演员,鄂力躲在一边,不大说话,仿佛成了群众演员。

     

        鄂力从不曾夸耀自己的篆刻。1995年,心武师让他到人民日报社给蓝翎先生送书。送到以后,鄂力就告辞回来,刚到家,蓝翎先生的电话就追过来,原来鄂力走后,蓝翎取来当天的《南方周末》,上面赫然印着吴祖光先生的文章《鄂力篆刻艺术》,才知道刚才那位小伙子原是一位篆刻家,打电话,连说失敬失敬。

     

        展览那一天,我第一次见识到他的作品。那些印章,内敛,却深邃,在它们内部,蕴藏着一股生命的能量,笔画回旋,犹如乐曲的起伏伸展,让我仿佛看到鄂力的刻刀,在方寸间闪展腾挪,峰回路转,如蒙古人酒后的酣歌,让我看到他生命的自由和饱满。

     

        那时我突然想到,自己小时候也曾想学习我篆刻。那时物质条件有限,都是刻在橡皮上,只不过自己没有坚持,刻坏了,就不想再去刻。后来听鄂力说,他不仅刻过橡皮,还在粉笔和石头上刻过。那些最初学习的印记,他一直保存至今。

     

        鄂力没有念过大学,是自学成才的典型。年轻时为了生存和篆刻,他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比如他曾烧过锅炉,在街道里卖过大白菜,有时白天给人送了一天的大白菜,晚上回到家里,还要练习篆刻。但他从来没有叫过苦,也没有放弃过。那时钱少,买来的石料,不能轻易浪费,倘刻坏一方,他就把刻好的字用砂纸磨掉,再在上面重新刻,直到那块石料只剩下薄薄的一层,再也无法刻字为止。有时通篇都很完美,只最后一笔刻坏了,也只有磨掉。他磨石料,也磨自己的性子。这样的草泽险道,一个艺术家是回避不了的。艺术不可能速成,对此,唯有从事艺术的人,才有深切体会。

     

        如今的鄂力,一印难求。温家宝当年出访,也带上他的印作为国礼。从比利时国王到印度总统,从冰心、夏衍、萧乾、刘开渠、黄苗子、于光远、张君秋、黄永玉、李敖到大江健三郎,用的都是鄂力刻的印。近些年,他有了一个新的计划,那就是篆刻《三字经》全文,几年来,我一直想象着刻完《三字经》,将它们印在一起的那种宏大的气象。但他还是不言不语,不显山不露水。他是一个活在内心里的人。心有大丘壑,才能活得如此谦恭。那谦恭,其实是一种自信、一种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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