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楼和牌楼命运的
见证人

    1950年，肄业于北京大学土木系和毕业于北京市立工业学校的孔庆普先生，被分配到北京建设局工作，时年22岁。他参加了北京市第一次“城楼等古建修缮工程配合会”。在《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一书中，孔庆普先生对于这个会议有极为翔实的记录：会议由市政府文物组和建设局联合召开，时间1950年11月15日，星期三，地点西单北大街114号建设局礼堂，以及参加人员。会议之后第五天，又在北京建设局召开城楼修缮工程技术工作会议（又称专业会议）。1951年春节过后，孔庆普先生拟订了城墙、城门、牌楼和门楼调查计划，报请局长批准。第二年3月，他被任命为隶属北京市建设局的三个“城楼调查小组”负责人，主持高强度实地调查，分别进行城墙和角楼、城楼和箭楼、牌楼和门楼调查，“所有参加城楼勘查人员每人每天补助四角钱”，并在完成调查的基础上，建立了北京城墙、城门、牌楼和门楼技术档案。

    1951—1952年，孔庆普先生主持了包括东直门、阜成门、安定门城楼，以及安定门、德胜门和东便门箭楼的修缮工程，并于修缮前后进行了拍照。期间，经历了“三反运动”，有关人员对管理干部进行审查和甄别；确认中标城楼修缮工程的营造厂是否是守法厂商；原来工程营造厂的技术工人转到建设局当工人，导致这些营造厂技术工人流失和短缺。

    然而，在1952年北京城楼得到修缮的同时，一个完全相反的最高决策悄然形成。已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刘少奇提出：“北京是首都，要把北京建设成一座新型城市，要清除影响建设的障碍物……城墙、城门、牌楼等都是障碍物。”于是，北京市政府遵照中央的新指示，决定停止城楼修缮工程。

    第一座被拆除的是西便门，时间是1952年9月。从此，北京城墙、城楼、牌楼和门楼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和逆转，从被保护修缮到被破坏拆除。走上工作岗位不久的年轻技术人员孔庆普的职业生涯也发生了180度改变。在之后20多年时间里，他的主要工作是主持拆除北京的城墙、城楼、牌楼和门楼。

    首先是城墙和城楼的拆除。在1950年，按照“内九外七”之说，北京共有古代城楼16座，即内城城楼9座：正阳门(正安宫)、崇文门、宣武门、朝阳门、阜成门、东直门、西直门、安定门、德胜门；外城城楼7座：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广安门、东便门、西便门。如果再加上瓮城9座、箭楼11座、闸楼2座，城楼总计是38座，总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尺（关于长度单位，1985年以前执行公里、公尺、公分，1986年以后执行千米、米、厘米，等等。1公尺等于1米）。按照孔庆普先生的观点，城楼的拆除大体经历了八个时期，集中在1953—1957年，到1969年仅存城楼1座（正阳门城楼）、箭楼2座（正阳门箭楼和德胜门箭楼）。书中特别写到西直门的拆除真相:“西直门是一座完整的城门，地下铁道二号线规划中只拆除西直门城楼和瓮城，保留箭楼。1968—1969年拆除内城西面和北面城墙期间，正值‘文革’高潮，城墙管理单位——市政工程管理处正处于两派武斗时期，对拆除城墙和城门的事情无人问津。工程部队不了解情况，糊里糊涂将西直门的城楼、瓮城、箭楼全部拆除。”任何一位对北京城和中国文化有些知识和情感的人，在这样的历史记录面前，都会有一种莫名的悲哀弥漫全身。1972年，在西直门城楼拆除之后的第三年，曾在1950年写过《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辩论》的梁思成先生71年的生命历程走到终点，也是在这一年，有着800余年历史的北京城墙被彻底拆完。

    其次是牌楼和门楼的拆除。“从1950年拆除‘履中’牌楼和‘蹈和’牌楼开始，至1956年5月拆除大高殿南牌楼止，五年来先后拆除各种牌楼24座，尚存木牌楼1座（颐和园东牌楼），混凝土牌楼4座（成贤街牌楼和国子监牌楼）。”

    作者在书中，没有流露从一个保护和修缮者转变为拆除者的任何心境。我们只能猜想，除了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之外，作为孔子后裔，他深知北京城楼和牌楼的历史价值，不可能不是悲哀和无可奈何的。尽管如此，作者还是在书中告诉了读者，当时民众对于拆除城楼的强烈不满。例如：“阜成门城楼于1951年刚刚修完，全楼完好。市民闻讯要拆除阜成门城楼，纷纷给《北京日报》和建设局写信，报社将信件随时转给建设局。市民的主要意见是，阜成门城楼刚刚修完不久，结构完好，又非常美丽，如此完美的一座城楼，为什么一定要拆掉它？等等。建设局于是将群众的呼声如实向市政府汇报。”

    值得庆幸的是，孔庆普先生在主持对北京的城墙、城门、牌楼、门楼拆除的施工过程中，在他的助手们的帮助下，对这些古建筑物的结构逐项进行考察，并留下了珍贵的文字和照片记录。例如，1955年8月至9月，孔庆普先生参与主持了宣武门城楼和城台的拆除工程，期间完成了宣武门城楼结构详尽考察，包括城楼各层的柱子数量、半径，所用木材种类，城楼的台座上柱基石数量，甚至记录了城楼旧木料清单，包括不同规格的红松质地的圆木、方木和短方木的根数。城楼拆完以后，编写了包括城楼和城台考察资料《宣武门城楼拆除工程施工总结》。孔先生特别提到：“文革”期间，他的办公室被“红卫兵”查抄，北京的城墙、城门、牌楼和门楼的结构技术资料和大部分照片丢失，幸亏单士元先生还保留了备份，并在1987年将这些资料交给了作者。如果没有单先生，也就没有了这本著作。

    北京城墙、城楼和牌楼遭到无情拆除厄运的背后，其实是北京城定位的偏失。在共产党中央政权正式进入北京的第一、二年，北京的定位是相对理性和符合北京实际的：北京“是以政治、文化、科技、教育为主，以轻工业和手工业为辅的城市”。当时关于北京城市建设的总布局是：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设在老城里，老城区还包括大部分居民区，并均布幼儿园和小学、中学及服务行业；国家各部委和北京市各职能局，以及各民主党派等大机关分布在城外近郊区；近郊区的居民区内，分设幼儿园和中小学校，以及商业等服务业；风景游览区、文教区、工业区，以及菜蔬和花卉生产基地也都设置于郊区。道路建设，按照放射路与环路，以及联络线设定，形成道路网络系统。如果后来的历史按照这样的规划，北京的老城会得到顺理成章的保留，与此同时建设一个新的北京城。但是，这样理性的定位很快遭到了废弃。后人的解释是，那时中国百废待兴，缺乏管理和建设城市的资金。如果让它在一片郊区的荒地上建造一个行政区，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另外，利用当时的北京老城，是因为要面对老城存在的失业和城市垃圾等问题。显然，这样的解释是没有说服力的。

    孔庆普先生是少年作家子尤的舅爷爷。子尤在2000年，以不到10岁的年龄写过一首关于北京城的诗，用“苍老的风”“伟大的历史重重”“天空里深不可测的声音”等文字描述他所感受到的北京城。这首诗的开头是令人震撼的：北京城，你这苍老的风，我将伴随你……一生。

    作为一个北京人，我羡慕孔庆普先生，他的一生都在北京度过，北京苍老的风，一直伴随着他。我的童年、少年就生活学习在故宫、北海和景山周围，城墙、城楼、牌楼、胡同、四合院都是那个岁月记忆的基本元素。然而，上山下乡和海外漂流的时间远远多于在北京的日子。但是，不论我在哪里，北京都在我心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离乡背井岁月的延长，那个隐藏在身心之中的北京人基因在不断强化和成长。阅读这部《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被作者称之为“一部纪实性科技书”，触动了我的北京基因，让我透过历史重重，看到北京的蓝天白云、红墙绿柳，让我感受到在那些消失和残存的城墙、城楼、牌楼之中的历史沧桑和深邃的无形空间，听到深不可测的声音。那个飘逝的北京，一定还在哪里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