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总理大战历史学家
社会党的法国政府总理曼努艾尔·瓦尔斯公开投入了与著名的左翼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埃马纽埃尔·托德（EmmanuelTodd）的意识形态大论战，但见各式帽子往来抛扣，用词甚为激烈：招摇撞骗，革命神话，卖身投靠，失去信念，原教旨主义，排外主义，反犹主义，全球主义，犬儒主义，民粹主义，极端主义，乐观主义，贝当主义。（详见4版）
从“革命”到“反革命”
理性看二十世纪中国史，不宜简单否定“革命”。革命发生，有其种种道理。问题不在要不要革命，而在革命本身多大程度上依据现实抑或背离于此。当中国革命一面作为陋劣现实的反抗，一面又悄然滋生“为革命而革命”的情怀时，我们需要有能力及时将它们区分开来。可惜并非如此。从同济医学院的吴进们到清华附中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我们看到一种轨迹，“革命”已然形而上学或曰宗教化，升为“信仰”被无目的、无条件、无止境地追逐。著名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可谓“为革命而革命”情怀之集中体现。当其如此，我们转顾现实，从中看不到理由；犹如吴进这一具体的个人从她的生活纵身投入革命时一样。那些挥舞铁拳砸向现实的红卫兵们，我们又何尝自其身上看见吴清华、喜儿奋起的理由？盖在此时，革命已经非理性，除了“为革命而革命”的心理情绪，别无可解。（详见9版）
“道不同”，更需“相为谋”——中美人文对话的空间与进路
《论语》中有这么一句常被引用的名言：“道不同，不相为谋。”意思是说，立场、志趣或主张迥异的人，很难在一起共事或谋划。进一步延伸，那就是，既然“相为谋”，必定是道相同——即便现在不相同，总有一天也能走到一起的。但这只是理想的设计，正在（或曾经）“相为谋”的，很可能日后（或早就）反目成仇。谈论“志同道合”者的“对话”很容易，而我更期望的是，工作目标及评价标准很不一样、各有各的骄傲与坚持的群体，通过有效的沟通与对话，最终达成某种谅解与互信。如此低调的陈述，是因为各国的人文学者，其思考与表达既受各自生活经验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又深深地植根于其使用的语言。不同学科的国际化，步调其实很不一致。（详见13版）
费孝通兄弟合译《在龙旗下》
1932年8月，费青和费孝通在苏州浒墅关姐姐费达生家中过暑假，无意中读到英国人詹姆斯·艾伦撰写的回忆录《在龙旗下：中日战争目击记》。这是一本什么书，让费氏兄弟和着血泪，沉痛翻译？这要从此书的作者詹姆斯·艾伦说起。他原本是英国一个棉花商之子，家庭富有，因挥霍无度而破产，无奈出海去碰运气，随美国货轮“哥伦布号”赴华，为正在同日本作战的清军运送军火。这位被卷入战争之中的英国人，目睹了甲午战争。中日黄海海战，以及日军在旅顺的野蛮屠杀罪行，他都是目击者。在旅顺大屠杀期间，詹姆斯·艾伦困于旅顺，几乎遭日军杀害。他杀死一名日军后，换上日军的服装，侥幸逃出虎口。大难不死的詹姆斯·艾伦辗转回到英国后，将其亲身经历与见证，写成《在龙旗下：中日战争目击记》一书，于1898年在伦敦出版，产生很大影响。（详见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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