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有这么一句常被引用的名言:“道不同,不相为谋。”意思是说,立场、志趣或主张迥异的人,很难在一起共事或谋划。进一步延伸,那就是,既然“相为谋”,必定是道相同——即便现在不相同,总有一天也能走到一起的。但这只是理想的设计,正在(或曾经)“相为谋”的,很可能日后(或早就)反目成仇。谈论“志同道合”者的“对话”很容易,而我更期望的是,工作目标及评价标准很不一样、各有各的骄傲与坚持的群体,通过有效的沟通与对话,最终达成某种谅解与互信。
如此低调的陈述,是因为各国的人文学者,其思考与表达既受各自生活经验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又深深地植根于其使用的语言。不同学科的国际化,步调其实很不一致。自然科学全世界评价标准接近,学者们都在追求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社会科学次一等,但学术趣味、理论模型以及研究方法等,也都比较容易接轨。最麻烦的是人文学科,各有自己的一套,所有的论述都跟自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甚至“一方水土”有密切的联系,很难截然割舍。人文学科里面的文学专业,因对各自所使用的“语言”有很深的依赖性,应该是最难“接轨”的了。
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是努力倾听对方的表达、理解对方的思考,而不是一味争高低,或非说服对方不可。可在现实生活中,有人声音大,有人声音小,不存在绝对平等的对话关系。随着中国的逐渐崛起,除了政治与经济,在文化、思想、学术、教育等领域,同样不再满足于“跑龙套”“当学徒”(参见《“不能总是在当代世界文学舞台上跑龙套”——余华谈这中国文学的译介与传播》,《中华读书报》2014年8月27日;吴晓明《中国学术如何走出“学徒状态”》,《文汇报·文汇学人》2014年12月12日),这种心态完全可以理解。
可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思想、学术、教育,固然跟其经济水平及社会发展阶段有关,但不等于GDP,更多地关涉精神状态与文化自信。原哈佛大学教授、现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的杜维明先生曾问我:中国的人文学者何时能在世界舞台上“轻松自如”地表演——即便不是唱主角,也不能总是跑龙套。我说十到二十年,他很高兴,说这是他听到的最乐观的回答。不少人说需要五十年,也有说一个世纪的,这让他很郁闷。我相信,再过十年二十年,在各个人文研究领域——包括中国问题研究,也包括人类未来的探讨,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倾听中国学者的意见。
但这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自然而然,有赖于中国政府及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这一努力,不妨就从著作、杂志以及学术合作三个层次略为陈述。
具体到中美人文著作的译介,很长时间里,中国是输入远大于输出。这里包含学界的专业评判,也有公众的阅读趣味,短期内不可能改变。中国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将此前政府行为的强行输出,逐步转变为资助有意愿合作的外国出版机构。只要有国外著名出版机构看中,中方出版社在输出版权的同时,可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共同启动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设立、委托中国编辑学会具体操作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以及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设立的“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申请翻译费用或出版资助。这三大计划/工程/项目都有严格的评审机制,能否公正对待每部提出申请的著作,会不会受意识形态或人情的干扰,目前很难评说。但这起码给中国学者不卑不亢地“走出去”,铺就了一条颇为光明的新路。
之所以说“不卑不亢”,是因为当下中国大学,颇有以是否“走出去”为评价标准的。如此焦虑的心态,弄不好本末倒置,学者们会为了“走出去”而扭曲自己的学术立场。“为国际化而国际化”,那样会丧失自家阅读、思考、表达的主体性。过分强调进入人家的学术场域,若自我不够强大,很容易变得随声附和,或被人家的政治立场及问题意识所覆盖。依我浅见,当下的中国学界,不要期待政府拔苗助长,也别抱怨外国人不理睬你,更不靠情绪性的政治口号,关键是练好内功,努力提升整体的学术水平。若能沉得住气,努力耕耘,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等到出现大批既有国际视野也有本土情怀的著作,那时候,中国学术之国际化,将是水到渠成。眼下中国政府积极推动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一种助力,但弄不好也会成为陷阱——很多原本不值得译介的图书或论文,因得到政府的资助而得以走出去,反而影响了中国学术的整体声誉。
作为研究中国文学、史学、哲学的中国学者,最好是学问好且精通多国语言,能用外语(主要是英语)在国际主流媒体及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如果做不到,则不妨退而求其次,做好自家学问,然后借助翻译“走出去”。对于大多数英语不够好的中国学者,这不失为一条可行的通路。2007起,中国的高等教育出版社与德国的Springer出版公司(High⁃er Education Press and Spring⁃er-VerlagGmbH)合作,出版学术季刊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该刊遴选中国学者撰写的中国文学研究论文(包括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及比较文学、文学理论及批评史等),全文译成英文,推介给欧美学界。在该刊的《主编寄语》中,我是这么说的:“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锺书《谈艺录·序》),那基本是一种理想境界。理论上,做学问的人,都该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才是;可实际上,单是不同语言之间的隔阂,便多少限制了思想的沟通以及学者间的对话。这还不算那些隐藏在语言隔阂背后的文化偏见以及立场歧异。如何填平这些有形无形的鸿沟,达成跨语际的对话,‘翻译’大概是必不可少的手段。”(见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Volume1,Issue1(2007))五年间(2007—2011),该刊先后发表近140篇英文论文。前四年属于选文翻译,进行得比较顺利;第五年,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强烈要求下,逐渐改为英文原发。杂志下一步该怎么走,编委会和出版社意见不一致。我们的思路是:此乃中国学者走出去的重要窗口,应兼及国际性与本土性;若过分强调英文撰稿,必定变成汉学家或留学生的阵地。因为,即便留学归来,能直接用英文撰写专深的文学研究论文,且达到国外学术杂志发表水平的,微乎其微。而出版社的目标是尽快进入A&HCI,这就要求编委以国外学者为主,全部英文撰稿,这样做,既省钱又好听,且容易“走向世界”。基于此理念上的差异,双方分道扬镳——第二年起,该刊改为与美国纽约大学合作。
在我看来,中国学者“走出去”的最大障碍,其实不是外语能力,而是学术水平。主编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的这几年,我阅读了大量编委推荐的优秀论文。说实话,让人拍案叫绝的好文章,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多。至于这个领域每年推出的众多学术专著(很多因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或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支持,可提供出版补贴),也都不见得精彩。以我对国外学界的了解,值得推介出去的科研成果,并非遍地都是。更何况,我们的愿望与人家的需求不一定合拍。若人家不需要,硬推出去,即便侥幸成功,也没有意义。
若着眼于自家学术水平的提升,而不是急于“走出去”,那么,与国外学者展开长期合作,或许是一个更为理想的途径。从2003年起,我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王德威合作,召开“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系列国际学术研讨会,选择北京、西安、开封、香港等重要城市,邀请文学、史学、哲学、考古、地理、艺术、建筑等不同专业的中外学者,举行小规模的专题性研讨,并出版论文集,效果极佳。比起很多得到政府或企业鼎力支持,故冠冕堂皇、花销惊人的“高端论坛”来,这种具体而微的“国际合作”,学者间的良好沟通与相互借鉴,更容易得到落实与呈现。
在中国,“走出去”一旦上升为国家战略,必定是粮草充足、兵强马壮。于是,不断地签协议、开大会、发通稿、编列预算、出版丛书、周游列国等,很是热闹。对于这种千军万马齐上阵且“荣辱与共”的感觉,我不是很喜欢。明知这么做可先声夺人,博得更多的掌声;但作为人文学者,我更欣赏“独行侠”的工作方式。
在一个到处渲染全球化、云计算、大数据的时代,我很惬意地享受上几代人根本无法想象的生活便利,但又越来越怀念那种个体的、可辨认的、有温度且有感情的学术交流,以及那种剑及履及的低调的学术合作与教诲——行文至此,怀念一年多前去世的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C.T.Hsia,1921—2013年12月29日)、原哈佛大学教授韩南(Patrick Hanan,1927—2014年4月27日),在阅读这两位先生的著作及实际交往中,我得到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附记:
此乃作者2015年4月10日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第四届“中美文化论坛”上的演讲稿。只给十五分钟时间,且需事先提供讲稿,也只能如此轻描淡写了。会议主题是“培养合作:通过人文研究和创新架构文化桥梁”,说好特别关注译介问题。同行三人,长期主持“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刘东,以及翻译过诸多西方批评家文论的陆建德,对此都有很好的体会;唯独我是彻底的门外汉。只是因组织者坚邀,且允许我“说开去”,方才斗胆仓促上场。会议刚结束,某在场记者跑过来追问,说他听出了我的话外音,似乎对正如火如荼展开的“国际交流”不是很热心,问为什么。独学则无友,寡闻则孤陋,这道理谁都明白,我不可能否认各国学者沟通与合作的意义。我担忧的是,随着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且越来越仪式化,很容易演变成场面浩大,但收效甚微。学者若过分沉湎于此,不仅耽误读书思考的时间,更因不断地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使得各自的思考与表达越来越趋同。长此以往,不利于学术创新。某种意义上,人文学者需要壁立千仞,孤独地面对整个世界,方才能有玄思妙想或惊人之论。当下中国学界,整体水平明显提升,但大学者或大思想家则难得一见,恐怕与我们过分强调“交流”而拒绝“独处”有关。所谓“明辨深思”,需要千里走单骑的勇气,也需要“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谈及人文学者的精神气质时,我更欣赏“独行侠”,而不是如今常被领导挂在嘴上念叨的“领军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