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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就如同木匠，当掌握了熟练的手艺之后，真正考验我们的则是对“木材”的认识是否精微，透彻，是否能从差别中发现崭新的价值。当然，等我们自认为对“木材”的认识有了心得的时候，我们就必定又会发现，我们的手艺仍有缺陷。这是作家身上相互对抗，又相互促进的两极，其中没有完美的平衡，只有被不断打破的平衡。
写作十年，天津作家龙一在2008年突然火了。
不是因为他对于古代生活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也不是因为他写了众多的历史题材小说，而是一篇只有1万4千字的短篇小说——《潜伏》。
这个短篇由姜伟改编为30集电视连续剧《潜伏》，由著名演员孙红雷、姚晨、祖峰、沈傲君领衔主演，获奖无数，在全国掀起“谍战剧”演播的高潮。龙一也由幕后走向台前，被广大的读者熟知。
可是，谁也不会想到，戴着圆框眼睛、总是面带微笑的龙一，早年自费出版的小说集《我只是一个马球手》，首印千册，至今尚余九百。
龙一乐呵呵地说：“我从1997年开始学习写小说，到2006年发表短篇小说《潜伏》，整好十年。这十年里边学边写，换过四次小说题材，玩得非常开心。”
“玩得开心”是龙一的常态。即便是他的研究，如龙一的朋友、著名作家和编剧肖克凡所说，也是“以助谈资”，就是为了聊天时有话可说。
其实，龙一的“玩”不止是“助谈资”，更玩出了境界。
1980年，龙一高中毕业参加高考，目标就是中文系。因为此前他读了很多小说，包括各种没头没尾、不知书名的竖排版翻译小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他的理想并非就是当作家，而是希望更多地阅读到有趣的文学作品。
“我这半辈子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兴趣。”龙一说。大学毕业后，龙一被分配到了教育卫生委员会，不久又调到作家协会。“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文学才能，是很偶然一个机会，那缺人，正好我有一个同学介绍，我就到那去了。”龙一在天津作协，一待就是十几年。那段时间，他没写任何东西，包括小说。
读书报：听说您是一个特别有雅趣的人？
龙一：我喜欢古代人的生活，大家都研究正史，研究庙堂史，就没有人关注日常生活。我发现，古代人的时尚，古代人的妙趣，比咱们今天过得都要有意思。古代人有各种各样留给我们的遗产，其中之一就是如何享受生活。
我曾经想写一本《中国享乐史》，但是当我拿着选题去各家出版社时，出版社批回来的建议说这个主题叫腐败，或叫腐朽。我用了大约十年的时间研究古代生活史，研究古代人的衣食住行，但没有什么结果，因为上世纪80年代末期没有出版社需要有关“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的“研究成果”。天津有九国租界，研究近代城市史在天津很有便利条件，于是我转而研究近代城市史，研究成果仍是无人问津。好在我兴趣广泛，转身又研究中国革命史。1997年开始，我的几个亦师亦友的朋友，比如天津的著名作家林希和肖克凡都鼓动我写小说，从此走了写小说的道路。
其实，当时的研究没有什么功利性目的，因为我所有研究内容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都属于不宜发表和出版的内容。但是日后改行写小说时，以往所学的一切，都变成了最好的小说原料。
读书报：从兴趣转化为写作，是在什么时候？
龙一：1998年。我的处女作中篇小说《刺客》发表在吉林的《小说月刊》上，责任编辑是著名作家胡冬林。第二篇小说是《我只是一个马球手》，发表在《中国作家》。
《刺客》是我创作唐代历史题材小说的开端。此后大约写了十几个同类题材的中短篇，其中五篇为同一主人公，合编为长篇小说《暗探》，其他的收入小说集《刺客》。这其间还有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发生，就是为了评职称，我曾用三个唐代题材的中篇小说自费出版了一本小说集《我只是一个马球手》，只印了一千册。
我对民国初期天津租界产生兴趣的时候，也写了大约七八个中篇，其中五篇也是同一主人公，合编为长篇小说《暗火》（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我正式出版的第一本小说，当时的书名为《另类英雄》，再版时更名为《暗火》。其余的此类小说，后来编入小说集《潜伏》。
读书报：《潜伏》走红，给您带来了名和利。您怎么看待？您认为对电视剧的贡献是什么？
龙一：电视剧火了，我跟着沾光而已，所谓“浪得虚名”，也很短暂。尽管电视剧的红火对自己的心理不可能不产生影响，但我还是要求自己，要尽可能地以平常心看待名利。我对这个电视剧的贡献只有两点，一个是独特的人物，一个是独特的戏剧结构。除此之外电视剧里面，除了少量的细节没有我什么东西。这个电视剧剧本是姜伟独立创作的。我的小说从没走红过，因为我的小说题材和审美趣味不具备畅销书的特征。电视剧的最大功臣是姜伟，他对小说元素的扩展超出了原有的内容。我的小说激发了姜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做成一个长篇电视剧，而且内容非常丰富。我非常喜欢这部连续剧。
读书报：您认为小说改编影视有几种？
龙一：大概有两种情况，一部分是非常文学的，非常高精尖，非常先进的作品，但是可能不适合影视，所以不能抱怨影视工作者。作品改编成影视剧之后，小说家应该是一个诚实而且谦逊的态度，并非所有的内容都能进入影视作品，只有适合影视需要的部分才会进入作品里去，影视剧成功了，小说家享受的荣誉会非常大，但小说家要诚实，要知道自己做了多少；很多时候，小说改编成影视剧也有非常大的破坏几率。电视剧做坏的几率是80%，电影做坏的几率95%以上。做坏之后受到伤害最小的也是原创作家，因为大家关心的是导演、演员，没有人跳出来指责原创作家。文学在影视剧中流失是必然的，你不能够要求作家认为最好的东西都放到影视剧当中去，因为它们是不同的艺术。小说可以认为是最好的，而进入影视之后，小说就变成了原料，是种子。作家弄清楚这些，就不至于迷茫或心理不平衡。
读书报：《接头》讲了一对假夫妻的故事。您不担心被读者质疑重复自我吗？三年前电视剧《潜伏》就是讲中共地下工作中一对假夫妻的故事。
龙一：文学从来都不惧怕同类戏剧结构，例如“爱情”，例如“背叛”，同样的戏剧结构曾被许多伟大的作家反复地“重复”，这是为什么？原来，戏剧结构只是表象，而非实质，问题的关键在于，只有当作家在同类戏剧结构中挖掘出与众不同的内容时，这一结构才会历久弥新。短篇小说《潜伏》讲的是一个有洁癖有知识的中共党员打入军统内部，却被阴差阳错地安排了一位粗鲁的文盲游击队员作“假夫妻”，“鸡吵鹅斗”是这对夫妻的日常生活，身份的错位造成他们必须在对抗中工作，这才是这个戏剧结构的本质特征。而《接头》不同，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混蛋”地下党员故意给领导出难题，一定要娶一位“有夫之妇”作假夫妻的戏剧结构，道德对中共地下工作者的考验才是这个戏剧结构的本质特征。通过这件事我发现，小说家就如同木匠，当掌握了熟练的手艺之后，真正考验我们的则是对“木材”的认识是否精微，透彻，是否能从差别中发现崭新的价值。当然，等我们自认为对“木材”的认识有了心得的时候，我们就必定又会发现，我们的手艺仍有缺陷。这是作家身上相互对抗，又相互促进的两极，其中没有完美的平衡，只有被不断打破的平衡。
读书报：主人公是身上有着“混蛋”所有典型特征的纨绔，却“混进革命队伍”。这样一个另类人物，处理起来是否有难度？
龙一：只要仔细研究中国革命史我们就会发现，在以往的文艺作品中，革命者的形象太单纯了。其实，在早期参加革命的那些人身上，有着非常复杂的身份和动机，单从身份上来讲，社会生活中有什么样的人，革命队伍中就会有什么样的人，不论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如此。从另一个角度说，革命队伍如果不是如此“人才济济”，也不可能有所成就。同样，从相反的角度来看，中国革命史上也不是未曾出现过使革命队伍“纯洁化”的运动，其结果却是对革命工作的巨大伤害。所以说，我们在此处不必争论革命队伍中会不会有小说主人公这样的人，需要关注的却是，这种人对革命事业是否有益。
读书报：小说中，中共地下工作者所面临的道德考验让人敬畏。这是您格外想要表达的吗？
龙一：革命者必须要面对人可能经受的所有考验，而道德考验则是其中最难下结论的一种。特别是像主人公这样的人，他需要面对的考验必定要比工农革命者复杂得多，也严酷得多。在这部小说中，我特别将道德考验专注于主人公身上，就是为了说服读者相信，在革命队伍中，像主人公这样的人是可以作出贡献的，同时，他在经历了无数考验之后，也是可以被改造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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