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到“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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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漠的旅程》乃家世非虚构作品。作者有二，曰彭小莲，曰刘辉，而所叙之事仅涉刘家，大抵事出刘辉之口，文赖彭氏。然若以为二位作者于本书关系止此，则不然。读而后知：彭刘为小班至大班整个幼儿园时期同窗；进而再读又知：瑞华公寓三号门二楼16室那间宿舍，原系彭家居住，后被勒令腾迁，而迁入者恰恰便是刘家！以上交集，虽谓巧之又巧，但若以为二位作者命运勾连仅限这些表层巧合，则又不免为历史所窃笑——彭小莲之父是前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著名“胡风分子”彭柏山，他于1955年被捕入狱，“文革”间迫害致死；刘辉之父刘溪，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作家，1968年6月批斗后死于脑溢血突发。由是观之，书中事虽出刘辉之口，彭小莲却并非仅为听取者、记录者、润色者，而是另一位在场者和当事人，她们共历了一个时代，并以这共历者的身份携手完成此书，来向今日读者指认和鉴证那时代。

    故事主要发生地瑞华公寓，坐落于上海常熟路，二十世纪初建造，凡四栋，配电梯、钢窗蜡地、煤卫独用，1949年后为上海市委科处级别干部居处，皆为时代新贵。易言之，凡得入往者，乃清一色具相当资历的革命者家庭。彼时申城普通居民，路经此处，惟持仰望之情。这种仰望，固因瑞华设备之完善与高等远超上海一般生活水准之上，但更因里面住户个个身披红霞，比如两位作者的父辈，彭柏山1933年参加革命（入左联），刘溪1942年参加革命，而左邻右舍皆相仿佛，故瑞华公寓真可谓红色公寓，进出之人都顶着革命光环，与大院外芸芸众生有别，连同其子女亦自成一统，就读于单独、不对外的幼儿园或学校，瑞华四栋楼的底层，便是上海市委机关幼儿园，彭小莲述之：“有上百人的队伍”，“我们每个孩子的‘阶级觉悟’都是很强的”，这个“阶级觉悟”表现在两面——对“非我族类”的排异和拒斥，对“我所属类”的认同和抱团。

    故事最富戏剧性的地方在于，瑞华这“红色大楼”，这聚居着清一色革命者的“革命大家庭”，有朝一日竟发生“雷峰塔的倒掉”。此即“文革”那一刻。“那时候，院子的大楼里，几乎每家都有人出事。”几乎每家，就是说，整个瑞华差不多无一例外，差不多无人幸免。而所谓“出事”，刘辉说：“我和瑞华大院里太多的孩子一样，‘文革’开始不久，父亲就去世了。”她还听到了一个“笑话”：“有一个人跳楼自杀，他跳下去后，没有死掉；造反派立刻冲上来问：是谁跳楼自杀了？跳楼的人说：我也是刚到，没看清楚。”她形容“文革”时瑞华人的表情：“大家的神情是一样的——眉毛紧锁着，眼神里面流露出一份猜疑、一份怨恨、一份不安，更多的是一份恐惧。”对此，她有一句提纲挈领的总结：“我们都被‘革命’吓坏了。”

    革命公寓的人，终为革命所不堪，实在是让人哗然的情节。刘辉回忆：“到了1968年的年初，瑞华大楼里的一百多户人家几乎家家都出了‘反革命’。原先这里是上海市委的机关宿舍大楼，现在成了‘反革命’的大本营。”其实，这样的峰回路转在瑞华公寓早有先兆，而非陡然至此。1955年，当彭柏山以堂堂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作为“反革命分子”锒铛入狱，实已预演了“文革”之一幕。然而无人将此情此景与己之未来相联系，相反视胡风及其朋友们为“一小撮”，划为异类，甚至幼儿园里懵懂稚子，亦戟指彭小莲直呼：“她的爸爸是反革命！”春江水暖鸭先知。1955年的时候，彭家在瑞华公寓乃是所谓“极少数”，作为这“极少数”，他们对如何从“革命”到“反革命”先尝其味。彭小莲说：“童年的记忆早就模糊了，可大院里的阴影，我还是能感觉到的。人只分成两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以世界之大、生灵之众，人竟“只分为两种”，如此极端的逻辑有多可哀，大家却都浑然不觉，而必待厄运施诸己身始能意知，岂不正合了杜牧之所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其中，彭小莲记得，当年刘辉也曾对她一位好友妹妹有蔑侮之举，“对着她朋友的妹妹怪叫，骂她妹妹，吓得她妹妹不敢出门”，刘辉则全无记忆：“不记得了，真的不记得了。我们那时候都给逼疯了，我怎么只记得自己被伤害，不记得自己也这样伤害过别人？”可知人一旦自居“革命”、视他人为“反革命”而滥施欺凌，则根本处在一种不自知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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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中人物众多，两个比较有典型意味的人物，是刘辉的母亲和大姨。她们出身昔之所谓“剥削阶级”家庭，乃父吴序新原籍江西，家中是个土财主，留日学医归来在沪开业，医名颇著，后曾做过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卫生处处长，少将军衔。吴序新有钱不假，但说到“剥削”，从书中所叙之事来看分毫无有，他实际上是个靠技术吃饭的高级人才，但在从前，只要有钱则一律列为“剥削阶级”，不另讲其他道理。吴序新其人，有污点，有丑行，但只在其家庭内部，施予对象仅系他后两位夫人。具体讲，他在性方面有些沦丧，三次婚姻，除头一次外都可以说不光彩：靠手腕强娶自己学生，继之将其妹先奸再娶。其间，其他当事人的行止也很有怪异离奇之处。总之，家庭笼罩着一种人伦颠悖的悲剧气息。吴序新发生以上劣行时，刘辉大姨已晓人事，加上幼年因是女孩被祖母寄在别人家为童养媳，有过一段悲惨时光，故其向往革命犹或可解。但刘辉之母追求革命，在个人命运方面却毫无根芽，她“含着金钥匙来到人间”，“不愁吃不愁穿”，家中不伦之事“是瞒着她的”，无论对生活、对家庭、对社会，她应无任何怨怼。尽管如此，一俟进入大学，在校园里接受激进的老师同学的熏染，她立刻变成一个热烈的革命者。过去作品表现较多的是大姨一类人，她们走上革命道路，有家庭或自身遭际为背景，从吴清华、喜儿到林道静、觉慧，虽形形色色，大致皆可归于此。这是一种典型，一种我们熟悉的典型。眼下，刘辉母亲却构成另一种典型，亦即没有什么合理解释却义无反顾投入了革命怀抱。她自幼娇生惯养，无忧无虑，在最好的学校受最好的教育，倘依一般革命者成长道路掘其原由，简直没有说得过去的线索。但她说变就变，入了大学与校内暗涌的革命风潮相靡触，一夜之间跨上革命道路。这是一个真实的典型，虽然过去作品绝不描写她们（因为不符合革命原理），但她真实存在着。最发人深省的是，她从所受教育中其实经历过两种截然不同的氛围，其中一种她无动于衷，另一种却使她一点即燃。她中学就读省立上海中学，是当时上海最难考的公立学校，“校长是留美回国的教育家，他不喜欢政治，所以提倡上中的精神是乐观、进取、牺牲、合作；要求学生也是：只读圣贤书，不问天下事”。这看上去堂堂正正的教育理念、办学理念，显然不能吸引刘辉母亲；相反，进入大学——同济大学医学院——她才如鱼得水，那里有“比较成熟的共产党地下支部”，有“很多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人们“偷偷地唱革命歌曲，批判国民党的腐败，还传阅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短短二三年，吴家千金便对革命以心相许，最终弃家私逃。

    如果说吴清华、喜儿等老典型教导我们：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那么，从刘辉母亲那里我们读出的却是另一句话：革命，可以没有理由；革命，其实可以是一种单独的情怀。这告诉我们，充塞着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革命”二字，有时源于吴清华、喜儿那样的现实，有时却未必，而只是一种有传染力的人不能拒的意绪。什么时候我们对“革命时代”的解读，所见能够不但及于吴清华、喜儿，还进而抵于刘辉母亲这群人，大概才称得上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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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看二十世纪中国史，不宜简单否定“革命”。革命发生，有其种种道理。问题不在要不要革命，而在革命本身多大程度上依据现实抑或背离于此。当中国革命一面作为陋劣现实的反抗，一面又悄然滋生“为革命而革命”的情怀时，我们需要有能力及时将它们区分开来。可惜并非如此。从同济医学院的吴进们到清华附中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我们看到一种轨迹，“革命”已然形而上学或曰宗教化，升为“信仰”被无目的、无条件、无止境地追逐。著名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可谓“为革命而革命”情怀之集中体现。当其如此，我们转顾现实，从中看不到理由；犹如吴进这一具体的个人从她的生活纵身投入革命时一样。那些挥舞铁拳砸向现实的红卫兵们，我们又何尝自其身上看见吴清华、喜儿奋起的理由？盖在此时，革命已经非理性，除了“为革命而革命”的心理情绪，别无可解。书中曾引一段徐景贤回忆，述姚文元电话传达毛泽东指示：

    姚文元接着说：主席很欣赏你们的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平！”他说“火烧”“揪出”“打倒”“砸烂”这几个口号提法有区别，好！

    姚文元最后说道：主席在和我们碰杯的时候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这一期《红旗》杂志将要根据主席的指示发表元旦社论，你们要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这是笔者第二次读到同样记载。事在1966年12月26日，即毛生日当天，他设家宴与中央文革小组诸人共贺，席间讲了这句话。江青前秘书阎长贵于其《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一文中注曰：

    关锋生前，有一次跟我说：“毛主席当时讲的是：‘为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干杯！’我听到后都怔住了，觉得不好理解，在起草《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时把‘全面内战’改成了‘全面阶级斗争’。”（阎长贵、王长宇《问史求信集》第113页）

    初睹以为孤证，未敢遽信；现经徐景贤录述另一在场人姚文元所讲，字面微差，而“全国全面内战”的关键意思相同，终于可以坐实。细细想来，朗朗乾坤乃共产党自家天下，如是之“继续革命”，焉有理性可寻？

    因了盲目的拜物式情结，对“革命”便不知餍足；对“革命”永不知餍足，则导致不断循环着从“革命”到“反革命”的故事。“胡风分子”们获罪之时，刘辉父母、大姨还是“革命”的，然仅十年也蹈了彭柏山覆辙，跌落“反革命”行列。刘辉在瑞华公寓的那个著名邻居、她儿时呼为“小徐叔叔”的徐景贤，何尝不这样？当刘溪批斗致死、吴进关进牛棚、瑞华公寓几乎家家出“反革命”的时候，他却作为“文革”革命先锋高升乔迁，搬出了瑞华，然而又过十年，自己却也作为“四人帮”集团在上海的骨干锒铛入狱。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座上海市委机关干部宿舍大院显然一直发生着同一件事，即几乎所有人都尝到过从“革命”到“反革命”的滋味——没有例外，只有先后。

    不必说，谁都知道这不仅仅是瑞华的故事，而属于中国整整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