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950-1970年代巨大的城乡差距,特别是城市工业化的历史压力,是农村合作化、集体化运动无法摆脱“内向型的国家原始资本累积”的根本原因,那么,新世纪中国的最大变化在于,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城市国家”。这个剧烈的城市化过程,是以乡村社会的停滞、破坏乃至崩解为前提的,因此世纪之交提出的“三农”问题才格外严峻。在新的城乡关系结构中,如何修复乡村社会并在传统社区基础上重建“公共性”,成为重要议题(黄平、温铁军等)。赵树理书写的乡村乌托邦,或可提供别样的历史想象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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