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电视塑造的服务业农民工阶层

    羊年春节，读了两本书：即将付梓的《影响传播学发展的西方学人》和《电视内外：作为文化阶层的服务业农民工研究》（以下简称《电视内外》）。前者是因为该书即将由笔者所供职的出版社出版，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后者则是拜著者李红艳教授所赐，经该书出版人——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的童云老师之手转赠。

    作为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中国乡村传播研究所所长，多年来，李红艳义不容辞地将研究的触角伸向了农民工群体，且成果丰硕。在李红艳的学术视角下，农民工是一个阶层，是传播学意义上的文化阶层，亦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阶层。如此，研究作为文化阶层的服务业农民工便具有了特殊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

    传播学是一门相对较新的人文社会科学，发端于美国，国内的研究始于1980年代初。30多年过去了，国内传播学界至今没有可为圭臬的理论建树。究其原因，大概无非是制度层面的水土不服，但更多的可能是没有寻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之路。而从实证来看，近年来的国内传播学研究，更多的是继承了批判学派的作风，并以城市精英作为研究或服务对象。而《电视内外》选择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分析与社会调查结合的研究方法，具有浓厚的拉扎斯菲尔德经验主义的色彩，展现了勇敢的开拓精神。该书超越了以往牵强的西方理论套用模式，摆脱了苍白的二手资料引用手法，以第一手的实地调查案例，饱含人文关怀的笔触，为我们拉开了传播学视野中现实场景的幕布。在该书中，传播学不仅仅关注信息传播问题、精神文明问题，更把读者引向了对物质文明、社会发展的思考，这也是传播学学术研究的初衷。从这个层面来讲，该书研究农民工问题，具有重要的传播学本土化的学术意义。

    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所要解决的最困难最复杂的问题当属“三农”问题。可以说，“三农”问题是中国最大的现实。“三农”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也有文化问题。迁徙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所要依赖的重要群体。该书借鉴马克思和布迪厄等关于“阶层”的理论，直面中国现实，开创性地提出了“城市中从事服务业的农民工是一个独特的阶层，一个受电视影响、被电视塑造的文化阶层”。电视何以能让服务业农民工成为一个文化阶层？这个阶层与其他阶层的差异是如何产生的？这种差异与经济、社会的关系是什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应该如何正视农民工的文化消费与被文化消费现象？新兴的手机媒体如何从电视媒体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唤醒我们平等的人文情怀，填平现有的文化鸿沟，指引正确的社会发展方向？该书所能解答和引发的思考无疑是丰富而有意义的。

    书中的实地调查案例大多取自北京，尽管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但从统计学角度讲，二三线城市样本的缺席，对于研究结果的全面性来说，是不够完美的。当然，社会调查这一研究工具的缺点向来是无法完全克服的。

    无论是传播学学者或者学子，还是普通的读书人，只要内心充满着人文关怀思想，渴望拓宽视野，更近地触摸中国的现实，那么就需要勇敢地挑战本书。可以放弃那些略显艰涩的学术论证，但绝不可以逃避那些真实生动的调查记录。无论是学术意义还是社会意义，并非评论的本意。读者从这本书里，能够发现传播学的学术趣味及研究中国乡村传播的重要性，才是该书最大的价值所在。

    《电视内外：作为文化阶层的服务业农民工研究》，李红艳著，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4年11月，4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