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关于行走的书”

    命途多舛的老人在一路的行走中怀着极大的耐心，向少年向导舍拉夫坎讲述他充满磨难的人生故事和对人类信仰的认知，并由此衍生出他的家族和中亚王朝更迭、民族兴衰的历史变迁，呈现了历史的政治力量与族群的血缘力量交融的民间情景，这是一个文化人物的一次悲剧性的历史行走。

    距今1156年前，在中亚的沙漠与草原上诞生了一个伟大的波斯和塔吉克诗人与智者，他的名字叫扎法尔·鲁达基(858－941)，对于塔吉克人和波斯人来说他毋庸置疑的文化地位相当于荷马之于古希腊。久远的历史虽然已渐渐地将他的生命真实模糊、斑驳、失落了，但他的文化影响力却依然强劲。如今，他的头像印刻在了塔吉克的硬币和邮票上，他的名字成了杜尚别中心大街、撒马尔罕广场和街道的名字。去年获俄语布克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回到潘日鲁德》让我们结识了这位中亚历史上的文化巨人。被历史裹挟的这位文化名人的命运遭际在给读者生成独特的人生感悟、历史感受和叙事感受的同时，还提供了对族群文明演进和对俄罗斯人当代生存的深刻思考。

    小说是一部“关于行走的书”，一是说，小说的情节主线是年事已高、双目失明的扎法尔被从布哈拉的牢狱中提出，发配到故乡潘日鲁德的行走记述，二是说，作家把主人公的人生经历当作了一次离开家乡，历经磨难，最终回归故土的生命旅行，三是说，扎法尔以研究伊斯兰教义开始他的人生，却在人类一切宗教的真谛中寻找着生命的归宿，小说是寻找信仰的“真经”之行。命途多舛的老人在一路的行走中怀着极大的耐心，向少年向导舍拉夫坎讲述他充满磨难的人生故事和对人类信仰的认知，并由此衍生出他的家族和中亚王朝更迭、民族兴衰的历史变迁，呈现了历史的政治力量与族群的血缘力量交融的民间情景，这是一个文化人物的一次悲剧性的历史行走。俄罗斯文学中从来不缺少悲剧人物，但惨烈如扎法尔的还不多见。他从显赫的贵族弟子沦为身无分文的乞丐，从宫廷宠幸的诗王变成被关进地牢的囚犯，直到被剜去双眼，最后被逐出首府布哈拉，发配原籍。《回到潘日鲁德》是一曲悲歌，为读者呈现出一幕幕中世纪触目惊心的人的生存景观和一个时代的历史印象。作者通过对主人公坚守正义、抗拒封建统治者的邪恶残暴而必然被裹卷和淹没的命运的书写，传递出充满动荡与忧愤，催人泪下的人生悲情。在这个耐人寻味的传奇故事中，沃洛斯与其说营构了一个时代的对抗主题，莫如说展示了历史进程中消逝的个体命运，人的一种伟大灵魂的被扼杀，表达了作家个人诗意的忧伤，他所热爱的和虚构的大地——自然生存理想——在叹息和痛楚中的断裂。

    在人的思想世界里，启示的窗口从来都不会对凝望者关闭。在短短四周艰难的徒步旅程中，十七岁的舍拉夫坎对坚守真、善、爱、美的信仰的长老扎法尔经历了由怨恨而同情，由尊敬而崇拜的过程，他的人生感悟与认知也由稚嫩而变得成熟。看上去，是明眼的少年引领失明的老者扎法尔·鲁达基前行，然而在人生、世相、历史、宇宙的面前，少年却显得眼拙、混沌、无知、茫然，正是清澈、睿智、坚定、心亮的老者引领他在人生途中前行。眼明心不亮的少年怀着朝圣者的心理注视着失明的长老，为身后站着一个伟大的哲人哈吉而激动、庆幸。从任何一种意义上说，是老人的存在才使少年获得了一个充满灵性的生命背景。等他陪着扎法尔艰难地走进潘日鲁德的时候，他才发现，陪伴的路成了一堂珍贵的人生之课，原来人生真实、完整的形态是那么坎坷、曲折，那中间虽然点缀着喜悦、快乐、成功、幸福，但更充满了伤痛、失败、迷途、苦难。多少年后，长大成人的舍拉夫坎重返潘日鲁德，此时扎法尔已经故去，但引领的手臂仍存在，引领的果实已生成——“诗王坟头上的苹果树已经开花”，人类伟大思想的翅羽永远不会受时间和自然的阻隔，而会高高地翱翔。

    历史小说给予了作家独特的创作资源和精神高度。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由此，一切历史小说自然也都是当代小说。固然，我无法将传说化的历史小说与俄国20－21世纪之交时代的变化相提并论，但作家的写作动机、主题立场、叙事感受仍然不能不让读者将故事与当下的时代相连。作者以一种进入历史的方式同时在进入现实，特别是当代人的情感现实，这是作家由当代社会情状所引发的以历史故事切入的思考。作者对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事件的关注，更多并非出于重建历史确凿性的考量，而是运用历史人物的资料进入他写作所需的历史情境，在充满了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中实现历史与现实间的整体把握。沃洛斯将历史生活拉进了今天的生活，也将今天的生活融进了以往的生活。他说，“我认为这部小说就是一部当代小说，我们的生活与发生在十世纪的生活没有任何的不同”。他还在后记中说，“作者在对早就成为过去的往事进行重构时，竭力做到让现代读者信服，其遵循的第一原则便是现实性原则——一种最为宽泛意义上的现实性，即我以为，人类主要的情感、愿望、风尚在多少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是始终不变的”。恰是在人类的基本情感——亲情、友情、恩情、家情、国情等，在人类应具有的基本品格——忠诚、诚信、自律、信仰等方面小说做出了传统的，又是新世纪的艺术诠释，表达了在各种力量角逐中错综复杂的生命经验和情感经验：无奈的，喜剧的，悲剧的；亲情的，友谊的，代际的等等。这是在当代社会、当代人类中这些情感和品格似有淡漠、弱化的语境中作家情理纠结缠绵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选择了一个关乎人类性的命题，寄寓着他对人生苦难和人生命运的终极关怀。小说再一次告诉读者，历史小说并非是单纯作为时代路口的历史回顾而进入文学的，而是作为当代生活的一种象征的历史情境来认知的。不同时期的历史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与这些历史时期相连的生活意识、生活风格及其所体现的人类情感。

    沃洛斯以一种回归传统的民间化的叙事姿态，接续了新世纪俄罗斯小说的叙事世界。一方面，作家的小说追求一种回归民间叙事的朴素无华。书写没有雕饰之痕，朴实、纯真、高洁，一切都那么真实，如可触摸。平铺、流转的文字把亲情、友谊、人生、民族风情等写得气韵生动、意趣盎然，一草一木都是乡土精神和民族文化的承载者和化身。而且小说采取的是一种正面的、积极的、温暖的姿态，用建设性的眼光和一颗灼热的心来呼唤真诚、善良、美丽。另一方面，他又十分追求小说叙事的本源动力——传说。作家说，“我对他（扎法尔——笔者注）的命运的诠释不是历史的，而是传说的”。作家在史料和传说的基础上，将民间纪实与小说虚构相结合，注重叙事的民间原生状态，以深刻的生命体验和巨大的想象力，再现了扎法尔孤独、寂寞、痛苦的生命和人生历程，揭示了他所忠诚的包括多神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在内的人类共同信仰——真善美爱，以生动具体的生命细节的展示，让鲁达基这一中亚民族的诗人和哲人形象，伟岸而又世俗，精神而又肉体地矗立在21世纪的俄罗斯人和世界面前。

    近几年，俄罗斯文学少却了喧嚣、闹猛，显得更加沉静了。沃洛斯在《回到潘日鲁德》中不仅表现出了俄罗斯作家对小说文学性和思想性的新的追求，而且他的写作中有了与这个年代的特殊关系：经典文学与时尚写作的关系。小说对人物命运、情感、内心世界的描写显然远离时尚趣味，对历史的艺术诠释也延续了经典的现实主义精神：家国情怀，身世之叹。但是，小说的叙事明显给了我“新时尚”的感觉。其一，与不少获俄语布克奖的作品不同，作家没有走“宏大题材”“宏大主题”的路数，却选择了日常性、民间性、故事性的叙事策略。他正是在这三性中发掘生活与历史的本义和本质。其二，作家没有在文学的隐喻意象上迂腐地用力，没有脸谱化，没有蓄意做“陌生化”“奇幻化”的表达。在已经习惯于隐喻思维和意象思维的当代文学的读者面前，小说的阅读显得格外轻松、顺畅、舒服、愉悦，更能与读者的情感同律。其三，小说的叙事框架十分考究。小说的情节延展与民族的历史文化叙事采取了独特的处理方式。前者是主干，后者是枝杈。从篇幅而言，后者的空间甚至比前者更为宏阔、茂密，如同一棵大树一样，而从思想意蕴上来看，历史文化的茂密枝杈显然是为人的命运、人性、灵魂的主干滋养的。阅读会带给读者一种深切、绵远而又厚重的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