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南京有很多美誉,强调的基本都是南京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在中国文化史上,据粗略统计,南京历代流传下来的典籍著作有万种之多。您第一次看到这个数字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叶兆言:这是我第一次确切知道有如此之多。作为一名南京人,我当然感到惊喜,不过仔细推敲一下,恐怕得说这也很正常。南京有6000多年文明史,在这么大的时间单元里面,生产数量巨大的文化产品,是完全有可能的。
读书报: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南京传世名著”评选活动初步遴选出50部参选作品,堪称为中华文化史上的座座“高峰”。年代长只是提供了一种时间容量上的可能,为什么南京能够产生如此之多的伟大的典籍著作?
叶兆言:这是一个不太容易回答的话题,至少以我这样的脑袋,想不太明白。要说简单点呢,我觉得其实就是历史给了南京一个机遇,在那些时期,有那么一些机构、那么一些人在南京,写了、传下来了,就这么简单。
依我的看法,江浙文化在南宋以后逐步变得强大,首要因素是经济变得发达,而不是因为政治、军事上的原因。简言之,经济繁荣造成了文化的繁荣。
宋之后,尤其到了明代,江浙这一代就成为了中国经济非常重要的地区,所以明清两代江浙的状元在数量上形成了垄断性的优势。另一个例证是,在中国戏剧史上被认为是开创戏剧新纪元的重要事件“徽班进京”的先导—— “三庆”徽班,其实是从扬州被征调入京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简单讲就是扬州的盐商有钱,他们供养了一批戏班子,因此,“徽班”固然起源于安徽,但其发展兴盛却是在扬州、苏州等地。被誉为“百戏之祖”的昆剧,也是发源兴盛于苏州一代。
读书报:50部参选著作中,作为作家的您推荐了《后汉书》,为什么?
叶兆言:坦白说,这是一次“命题作文”。区区几百字的推荐语,其实我写得很吃力,不过也颇有点得意,我自认为写得还是不错的。我注意到在此之前,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个人治史,如司马迁之于《史记》、班固之于《汉书》。在此之后,基本就是官家修史了,而且是当朝修前朝之史,不可避免会带有当朝的意识形态,受到某种局限,这是中国史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后汉书》是从私人写史到官家修史一个重要的过渡,既有很张扬的个人的东西,也有“正统”的官方态度,我还是很喜欢它的。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其实《后汉书》有很多人写,写了很多种,但幸运传下来的只有范晔的这一种。范晔这部《后汉书》里,就有一篇《蔡邕列传第五十下》,我们知道蔡邕才高命舛,虽然早有续修汉史的志向,也做了很多“撰集汉事”的准备工作,却因言获罪,屈死狱中。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感叹说:“汉世之事,谁与正之!”就是说,蔡邕死后,“汉朝的事,谁来考定啊!”假如蔡邕能写成《后汉书》,那可能真的要比我推荐的这本更出色,可这是没有办法实现的事情。所以我想,一个时代,在和平的、正常的状况下,优秀的文学作品才有可能产生。这也是我为什么说是历史给了南京机遇的原因:在那些战乱的年代,历史恰好走到南京停留下来,安定下来,给了人写书的机会。
读书报:主办方把这50部名著分为两类:33部“南京贡献给世界的作品”和17部“将南京展现给世界的作品”,您认为哪(几)部在一定程度上最能代表南京文化?
叶兆言:《儒林外史》。我认为它代表南京是确无问题的。当然《红楼梦》的文学成就更高,但如果选它会有争议,比如北京人可能就不会同意。《儒林外史》写的就是彻头彻尾的南京,这一点很清晰。《红楼梦》里的南京特征有,但不像老舍的《四世同堂》写的就是北京,它里面有很多符号,很清楚。
读书报:通过对传世名著的再发现和大众传播,展示一座城市的文化魅力、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促进地区创新发展,还是很新颖和特别的尝试。您认为“南京传世名著”评选对提升南京文化影响力有哪些促进因素?
叶兆言:我没想过这话题,只谈一点个人的收获。我之前是没有想过《后汉书》与南京的关系的,相信很多读者也没有想过这一点,通过这次推荐,我搞清楚了,这就很好。另外通过再一次阅读《后汉书》,我忽然对蔡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而也对蔡文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很奇妙。我想到了一些奇怪的关联,比如曹操与蔡邕、郭沫若创作的现代戏剧《蔡文姬》、文革末期北京人艺重演这部剧时的盛况等等。下一步我会构思一部与蔡文姬有关的小说,试着去写写中国政治与文人的关系等话题。这也算一种意外的机缘。
读书报:您写过南京是一座宽容的城市,也说到了宽容对创作的好处。
叶兆言:我是一个怕参与活动的人,所有活动的参与度都不高。这次也是一样,主办方找到我说希望由我推荐一下《后汉书》,我也是通过我的阅读,认为自己可以推荐了,才去写。包括接受读书报的采访,也没有被赋予一个我应该怎么说的使命。我也没有觉得因为我是一个南京人,所以必须为南京说话等等。大家都处于一种很宽松的关系中,我很喜欢这样一种状态。
这一点可以理解成你所说的宽容。我们都知道,让一个人去写什么和读什么其实没多大意义,我们只要把美好的东西展现出来,告诉大家有这样的美好存在,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