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捐书的一些话

    “捐书”一词，大概最早见于《庄子》，原本是“废书不读”的意思。《庄子·山木》说了这样一个大概是编造出来的故事：孔子周游列国，想推行自己的主张，但吃了很多苦头，“亲交益疏，徒友益散”。他老人家实在想不通怎么会这样，就向一位高人桑雽请教，得到指点，恍然大悟。“孔子曰：‘敬闻命矣！’徐行翔佯而归，絶学捐书，弟子无挹于前，其爱益加进。”也就是说，孔子慢慢回到鲁国后，便不做学问，抛弃书本，再也没有学生在他面前谦恭问道，这样却反而更得到了敬重。唐李白《送梁公昌从信安北征》诗云：“入幕推英选，捐书事远戎。”宋王安石《窥园》云：“董生只被《公羊》惑，肯信‘捐书’一语真。”近人严复《和荆公〈适意〉》云：“不知‘适意’缘何事？只信‘捐书’一语真。”这些诗中所云“捐书”，都是这个意思。

    我们现在“捐书”作为“捐赠书籍”讲，看来是很晚才有的。弄得不好，一直要到清代乾隆时才出现这样意思的用法。清赵怀玉《亦有生斋集》诗卷二十三，有一首诗题目很长，“如皋黄叟兴祚当乾隆庚戌，尝捐书七千一百九十九卷，置之学宫；嘉庆癸亥，其子理又续捐书三千七百十七卷，送学。适如皋修县志，康方伯基田檄县，以叟载入志中。理有诗纪事，和者颇多，因次其韵”，就写了乾嘉时黄兴祚父子捐赠书籍之事。诗曰：

    一帙诗篇墨渖新，我来已阅几冬春。

    官能举善方殚职，子克承先便过人。

    书列胶庠呵护永，传添耆旧表扬真。

    自惭身亦登天禄，晓月柧棱入梦频。

    所谓“自惭身亦登天禄”，诗人有个自注：“怀玉尝充四库书分校文渊阁检阅。”赵氏作为乾隆时四库馆臣，自然深知书籍捐赠对于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不过，乾隆主编《四库全书》，以皇上之威全国征书，实乃寓禁于征；当时各地藏家捐书，很多也是被逼无奈。而黄兴祚父子之捐书是给学校，确实是值得表扬的。

    近代以来，有了公共图书馆，学者、藏家的捐书善举就更多了。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为表达对党和国家的衷心拥护而主动捐赠珍本古籍的爱国人士非常之多。当年有很多重要的捐赠，都是经由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后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先生之手办理的。而郑先生为国殉职以后，其家人也遵照先生生前多次表达过的意愿，将其一辈子辛辛苦苦节衣缩食购藏的文献价值很高的近十万册图书，全部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在郑先生家人，自是无私捐书；但国家有关部门却考虑到郑先生家人的生活，事后坚持给予了奖金。有关部门这一充满人情味的做法，后来似乎还成了图书（还有文物）捐赠中的“模式”之一种。例如，郑先生老友王伯祥先生逝世后，藏书捐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研所便也用了这一“模式”。

    无偿捐书（包括略有所偿的捐书），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世人和后代应该记住捐献者的嘉名，应该感谢他们。除了像嘉庆时如皋地方长官康某下令将捐书黄叟“载入志中”的做法以外，整理出版他们的捐赠书目也是记住他们、表彰他们的一种好做法。赵怀玉诗说的好，“官能举善方殚职”。这个“官”字要是改成“馆”（图书馆）也很合适。当年，北京图书馆就曾为郑先生整理、编印过《西谛书目》。今我得知，浙江温州图书馆决定将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建国后该馆（包括该馆前身）历年所受赠图书之书目，从孙师觉先生的《蔘绥阁书目》到夏鼐先生家属捐赠书目，分为上下两编，整理成《籀园受赠书目》，即将付印出版。我感到非常高兴。温州是郑先生出生和度过少年时代的地方，也是一个充满书香的文化古城。温州图书馆办的《温州读书报》，在全国读书界颇为知名。我曾应邀赴温州图书馆做过讲座，知道该馆办得很有生气。这也与得到当地及各地读者、藏书家的大力支持分不开。

    编印《籀园受赠书目》的主事者知道我特别爱书，包括特别喜欢书目类书，竟来信要我为该书目写一篇序。余何人斯，敢在这些捐书先贤和前辈的书目前舞文弄墨？然而却之亦不恭，惭惶之余便写了上面这些话，仅以表达一个读书人对这些捐书者及其家人的敬意！